我1973年入伍。入伍第三年，我便當上了班長，手底下帶過三茬新兵，連隊十二個班長比武考核，我回回都能擠進前三。但每次看到干部宿舍門口掛著的軍裝，總覺得肩膀那塊空落落的。

其實前兩年有過兩次提干機會。頭一回是1976年，我剛升班長那會兒。連里有個提干指標，當時三班長劉志勇和我都在候選名單里。老劉比我早當一年兵，山東沂蒙山人，說話帶著濃重的鼻音。

記得新兵連那會兒，他已經是副班長，總愛教我們疊被子的竅門——得用茶缸裝熱水熨出棱角。連長和他是同鄉，逢年過節總叫他去辦公室幫忙寫家信。

那次提干結果出來后，我落選了，炊事班長老張拍著我后背說："別急，你才當班長半年。"

1977年開春，團里要選人去師教導隊集訓，說是集訓回來就能提干。全連百十號人眼巴巴盯著這個名額，連長和指導員為這事紅過兩次臉。

有一天傍晚，我在器械場碰見五班長老鄭，他正給單杠擦防銹油。這個河南漢子和我同年入伍，四百米障礙能甩我半圈，就是說話總卡殼。

他拿油布抹著鐵桿說：“聽說了嗎？連長想推薦你，指導員想推薦王建勇。”

王班長是城里兵，父親在縣革委會上班，每個月都能收到家里寄的麥乳精。新兵連我倆睡上下鋪，他對我還挺照顧的，和他競爭我心里其實沒底。

集訓名單上報前，班里幾個兵把我叫到宿舍。河北兵小李蹲在床沿上說："班長，我們聯名給你寫了推薦信，明早就交連部。"

我捏著煙盒心里直打鼓，雖然知道這樣做不太好，但最后出于私心還是沒有攔住他們。

第二天早操結束，指導員把我叫到辦公室。窗臺上的綠漆都剝落了，他手指頭敲著推薦信說："你這是搞山頭主義。"

我盯著墻上的主席像沒敢吱聲。文書小趙后來悄悄告訴我，那天連部開會吵得像菜市場，連長摔了搪瓷缸子。

當年秋天，高考制度恢復了，我產生了退伍參加高考的想法。一天晚上，我摸黑找到連長宿舍。他披著軍大衣聽完我的退伍申請，嘆口氣說："回去考大學？你高中課本早當引火紙燒了吧？"

我說：“反正留在部隊也沒機會提干了，我還是退伍吧！”

連長拗不過我，批準了我的退伍申請。

七月回鄉那天，公社派了輛拖拉機來接。駕駛座底下塞著我當兵四年的全部家當：兩套洗白的軍裝、三等功獎狀、還有半包沒抽完的黃金葉。村口老槐樹下，母親撩起圍裙擦眼睛，父親把旱煙桿在墻上磕了又磕。

回家復習了三個多月，我參加了當年的高考，考場設在縣中學，教室窗戶缺了三塊玻璃。監考老師裹著棉大衣來回踱步，鋼筆水凍得寫不出字。

放榜那天，我在紅紙上找了五遍自己的名字，愣是沒找到。倒是看見了妹妹的名字，排在師范學院的錄取名單頭一行，用紅油漆描得格外顯眼。

落榜后，我選擇了復讀，復讀的那幾個月日子真不好過。每天天不亮就著煤油燈背書，灶臺上總溫著半碗玉米糊。母親把雞蛋都攢給妹妹帶走，我啃著咸菜幫子做三角函數題。第二年夏天再進考場，手心汗濕得差點握不住筆。

好在付出還是有回報的，我順利考上了大學。錄取通知書送到那天，郵遞員騎著二八大杠在曬谷場喊我名字，把通知書交到了我的手里。

去大學報到那天，我特意繞道公社大院，看見當年當兵體檢的衛生院改成了供銷社。

大學四年過得飛快。實驗室的燒瓶和部隊的汽車零件一樣難伺候，不過倒車入庫練出的耐心派上了用場。畢業分到西安東郊的科研所，報到那天管人事的老楊說："咱們這兒汽車兵出身的研究員，你是頭一個。"

后來，我到了該結婚的年紀。鍋爐工老周說給我介紹一個。他媳婦在紡織廠上班，說有個返城知青姑娘叫王秀梅挺合適我的。

我和王秀梅見面約在人民公園，她穿件藍底白點襯衫。她說去年差七分沒考上大學，說話時總盯著自己的黑布鞋。

王秀梅家里條件很好，父母都是小學老師，我們談了三個月才確定關系，婚禮在科研所食堂擺了六桌。岳父戴著老式圓框眼鏡致辭，說女婿是"部隊培養的好苗子"。

如今，我和妻子都已經退休，安享晚年，在三亞買了房子定居了下來。我們唯一的兒子也很有出息，高考考上了軍校，畢業后分配到部隊，現在已經提干，成了一名副團級干部，算是幫我了當年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