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祿豐

刺馬案變成葫蘆案，是地方督撫給滿清朝廷的一記響亮的耳光，而馬新貽與張文祥的結仇，《投名狀》的劇情大體符合實情。政治影響和情節狗血，是刺馬案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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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馬案專題

馬新貽的真正“使命”

如果不預設曾國藩要謀害馬新貽的結論，馬新貽陛見慈禧時汗流浹背，還可以做出另一種解讀：慈禧要讓馬新貽做一件違背良心的大事，馬新貽因而被嚇得汗流浹背。

正如歷史上多次發生的事一樣，替人干臟活做白手套的人，不怕辦事不力，只怕幕后主使殺人滅口。他怕慈禧太后在事后將他滅口，所以才會對兄長說，萬一自己死了，千萬不要告御狀。

如果他防備的是曾國藩，亦未必能猜到敵人會使用刺殺這種粗鄙暴虐的手段，也許僅僅是栽贓去官呢？倘若他真防備曾國藩下毒手，那就定會讓兄長在他遇刺后進京告御狀，請求慈禧復審此案。只有把事情鬧大，鬧得天下皆知，才能讓幕后之人有所顧忌。

惟他提防的對象是太后，才會讓家人不要進京，而京城，恰恰是長年布局南方的曾國藩鞭長莫及之地。

慈禧太后召見即將赴任兩江的曾國藩時，曾有如下對話：

（太后） 問：“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

（曾國藩）對：“這事很奇！”

問：“馬新貽辦事很好。”

對：“他辦事和平、精細。”

慈禧和曾國藩的對話，顯得非常冷淡，并無對心腹重臣被殺的關切，問過兩句后，就不再過問審案之事。曾國藩等人辦案一再拖延，慈禧也沒有過分逼迫。雖然下過幾次圣旨催促，卻沒有采取嚴厲的舉措。

因此，當時也有不少人推測馬新貽是被慈禧太后所殺，這個說法甚至得到了外國傳教士的認可。法國傳教士高龍鞶在《江南傳教史》中說，當時在江南的傳教士大多認為，馬新貽對洋教太好，因而得罪了慈禧太后。

當初陳國瑞在金陵，得到布政使梅啟照支持，到處發動市民反洋教，印發了很多小冊子，宣傳洋教士殺小孩煉藥。馬新貽為了保護洋教，直接下令全城禁閉，搜捕傳播謠言之人，逼得陳國瑞逃往天津。不久后天津教案爆發，洋人多以陳國瑞為罪魁禍首，叫囂要取他的人頭。馬新貽聽聞教案后上奏朝廷，怒斥天津衙門失職，放任反洋教的“暴徒”橫行霸道。

在華傳教士們一致認定，馬新貽因為偏袒洋教的言行，激怒了慈禧和醇王。慈禧太后、醇王授意，陳國瑞、李世忠策動，合力將馬新貽殺害。傳教士們還說當時南京、上海等地的人，多數堅信此事。

馬新貽被慈禧、醇王指使殺害的陰謀論，倒比曾國藩殺害馬新貽一說，更符合邏輯，它能解釋為什么張之萬、曾國藩、鄭敦謹都有意拖延審案，事后又草草結案，因為這涉及太后、親王。這也能將慈禧召見馬新貽之后，馬新貽汗流浹背的反常行為聯系起來。

馬新貽是蘭蘭殺的？

但慈禧殺馬新貽的陰謀論，有一個巨大的漏洞，馬新貽一直袒護洋教，并非突然暴露。如果慈禧痛恨他支持洋教，就不會迅速提拔他到兩江總督的位置。馬新貽不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樣手握雄兵的巨頭，并無嫡系軍隊，這種官員即使官至總督，慈禧太后亦能隨手將他撤換。以慈禧的權力，有很多辦法拿捏馬新貽，根本不用刺殺。

除非我們再把這個陰謀論擴大一些，把慈禧與恭王的恩怨加進來，這樣才能把漏洞圓上。

馬新貽一路高升，并非是朝廷要用他分化湘軍，而是曾國藩刻意為之。因為馬新貽和李鴻章一樣，和曾國藩的關系若即若離，用馬新貽正如用李鴻章，好像分化出了新的山頭，然則大局仍在曾國藩掌控之中。

曾國藩對馬新貽的重用，得到了奕?的支持，因為奕?就是洋務派，馬新貽親近洋人的立場很得他喜歡。同時憎恨曾國藩、奕?的慈禧，遂策劃殺害馬新貽，這既是剪除曾國藩的羽翼，又是向恭王示威。

這樣的陰謀論，聽起來合情合理，但它和其他推斷一樣，違背了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查無實據，沒有任何史料為依據。

倘若把曾國藩個人的利益和湘軍集團的利益稍加分割，則會有一個稍有證據的推論。鄭敦謹的隨從，隨他查案的漢郎中顏士璋曾經將審案的經過寫在了《南行日記》里，可惜這本日記沒有傳下來。據他的曾孫顏牧皋回憶說，日記里有明確寫道，“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這是明確認定，刺馬案是湘軍策劃。

另外，張文祥的供詞里有一句很關鍵，他從太平軍里逃出來后，“投到黃少春大人營內。剃發要獻計破賊出力，報效營里”。黃少春原本是太平軍將領，戰敗后投降了左宗棠，作戰十分得力，不到三十歲就出任浙江提督。張文祥還說，因為湘軍參軍需要保人，他們無人作保，未能加入湘軍，但黃少春賞了他們每人一塊銀洋的盤纏。

從供詞可以看出，張文祥確實和湘軍有一定關系，他至少在湘軍黃少春的軍營里待過，黃少春對他很好，所以他要“報效營里”。至于他說因為沒人作保未能加入湘軍，就不一定是事實。

參加湘軍需要作保是曾國藩在衡陽練兵時定下的規則，出省打仗后大量招撫降兵、潰卒，這條規則早就沒有嚴格執行。因此，張有很大可能加入了左系湘軍，但到底是審案人員對口供做了處理，掩蓋了事實，還是黃少春讓他不留軍營，在外頭辦別的隱秘之事，就不得而知了。

應曾國藩的邀約而主持金陵書局的張文虎，在日記中提到，張文祥操湖北口音，是湖南人，不吃豬肉面，疑為回教人士。這一條信息很受關注，如果聯系張文祥曾投黃少春一事，幾乎能斷言張文祥就是湘軍士卒。

但張文虎的記載，很可能出于誤記，因為他是聽“方委員”即金陵書局方閬仙轉述，而方閬仙又是從別處聽來，或許將河南誤作湖南。湖南方言眾多，相隔百里就會語言不通，且湖南人不可能說一口湖北話。倒是張文祥所供自己為河南人，河南信陽方言和湖北一帶方言差不多。

湘軍刺殺馬新貽絕非空穴來風，顏士璋懷疑馬新貽為湘軍所刺，與張文祥曾投黃少春有關。只是，湘軍將士謀刺馬新貽，不等于是曾國藩策劃刺殺馬新貽，也許只是湘軍中下層軍官的自發行為，未請示過曾國藩。更重要的是，黃少春不是曾國藩的下屬，他是左宗棠的愛將。

湘軍中下層軍官刺殺馬新貽的原因，孫衣言曾在給馬新貽寫的《神道碑銘》里隱晦地提到。他說，自從平定太平軍后，很多武夫悍卒失業，流毒天下，大官們又不肯下重手治理，這些人越發肆無忌憚，終于引發了刺殺總督的大案。雖然沒有明說，卻是暗指謀害馬新貽的人，是因裁軍而淪為盜匪的湘軍。

孫衣言比較了曾國藩和馬新貽治理兩江的思路，說曾國藩平定東南，（或許因為打仗時殺戮太多），想“與民更始”，行政比較寬松，刑法不甚苛嚴，遇事多加庇護包涵。正如前文所說，“中庸”的曾國藩，大戰之后不肯在江南施以辣手，而愿示以仁義。馬新貽接任后，行政比較嚴厲，辦事非常依秦法，抓捕盜賊立即誅殺。正因曾國藩闊略而馬新貽操切，很多“小人”“逆賊遺種”都痛恨馬新貽。

這段話隱約指出，馬新貽是因為重拳打擊“逆賊遺種”，最終引來殺身之禍。孫衣言表面上說“逆賊遺種”，實則影射被遣散后加入會黨的湘軍士兵。曾國藩對這些加入會黨的前湘軍士兵，向來以懷柔政策處理，他到京師，就聽到很多士大夫抨擊他和曾國荃包庇哥老會。

《投名狀》的劇情是真的？

湘軍十幾萬人被裁撤，由于后續處理失當，很多士兵遭遣散后沒有拿到朝廷積年所欠軍餉，有的發動兵變，如鮑超的霆軍，有的四處作亂，擾亂社會秩序。雖說湘軍出征多年，很多人發了大財，然而那都是中上層軍官，底層士兵所獲并不多，甚至連軍餉都拿不到。

曾國藩對這些被出賣的“湖湘子弟”心懷愧疚，一般不敢過多逼迫。他對曾國荃說，你在老家賦閑，遇到犯事的前湘軍骨干，要盡量設法保全，就是對加入了哥老會的，也要盡量網開一面。加上曾國藩本是湘軍締造者，威信極高，勉強能鎮住金陵局勢，矛盾沒有立即爆發，換了別的大員，就很難保證了。

李鴻章接替曾國藩的兩江總督之職，曾國藩就叮囑他說兩江秩序動蕩，盜賊遍地，至少要帶三四千兵馬護衛才好上任。馬新貽剛到兩江，李鴻章就斷定他沒有威望懾服東南群雄，兩江從此多事。

馬新貽到兩江后，對治下鬧事的湘淮軍士卒嚴厲彈壓，他曾上奏朝廷，對這些遣散的士兵，“非立置重典，不足以警頑兇”，這就激化了矛盾。

馬新貽試圖整訓綠營，重建清廷經制之兵。裁汰湘軍本是曾國藩一手主張，兩江重建旗營和綠營，他也表示支持。曾國藩拉不下臉強硬鎮壓作亂的潰卒，馬新貽能夠替他唱黑臉，整頓秩序，他是非常歡迎的。

曾國藩想同朝廷緩和關系，勢必損害屬下的利益，他不想與手下將士爆發沖突，正好讓馬新貽替他背黑鍋。馬新貽勇于任事，不料卻遭湘軍中下級軍官謀害。這一猜測，想來應符合實情。

湘軍集團想要清算馬新貽，但刺殺兩江總督牽涉極大，他們不敢親自動手。就一些記載來看，他們的操作手法，應該是間接找人挑唆與馬新貽有矛盾的人動手，然后私下布置，給殺手打輔助，讓刺殺得以順利進行。就是殺手本人，也未必知道有人在背后安排、布置，讓平民刺殺總督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輕易成功。

這是張文祥始終無法供出幕后主使的原因，因為策動刺馬的人，從未和他有過直接接觸，都是私下為他的刺殺開綠燈。比如設法把馬新貽的行蹤泄露出去，在刺殺馬新貽的時候設法把護衛引開，等等。

最早接觸張文祥供詞的人，是江寧將軍魁玉和布政使梅啟照。如前所述，張文祥的第一版供詞，其中有許多對馬新貽名譽有損的內容，魁玉、梅啟照認為這種供詞有損國家體面，“不便直敘”，建議修改。此后反復逼供，最后讓張文祥把供詞改成了公開的版本，即海盜龍啟運指使他殺人。

中國地理學先驅、著名教育家張相文，在光緒十四年（1888）游歷金陵，偶遇曾在上元衙署參與審訊張文祥的小吏胡翁，據胡翁口述撰寫成《張文祥傳》。胡翁所述案情，即是馬新貽因漁色賣友遭到刺殺。

安徽秀才金天羽，在他的《天放樓詩文集》中收有一篇《張文祥傳》，自稱得自時在上元縣衙任職的桐城官員張祖翼。張祖翼所述情節與胡翁一致，都是馬新貽因為“漁色”而被殺。

這兩篇《張文祥傳》一前一后，皆聲稱來自上元初審現場，一為吏、一為官，應該有相當的真實性，能夠證明張文祥最初的供詞，確實是指責馬新貽“漁色賣友”。只因這一說法與馬新貽生平事跡大多對不上號，一般不被采用。

這兩份材料都是事后輾轉口述，存在一定的記憶錯誤和細節失真，自然不能與馬新貽的生平完全對應，但不代表它們完全出于虛構。

論者反駁這兩份材料，其主要依據是咸豐七年（1857），馬新貽不在廬州，且生平沒有被俘的經歷，這與胡、張所述馬新貽咸豐七年在廬州被俘的說法嚴重不符。但根據《馬端敏公年譜》，馬新貽確實在咸豐八年（1858），陳玉成攻破廬州時，被打得全軍覆沒，只與時金標等護衛數人逃脫。他很可能在這次戰斗中被俘，只是事后隱瞞了事實。胡、張所述情節，除了把咸豐八年說成咸豐七年，其余部分基本能與馬新貽這段經歷對應。

也有人質疑說，攻克廬州的是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而張文祥自稱是捻軍，所以胡、張的口述不可信。可事實上，咸豐七年霍邱會盟后，太平軍就在安徽與捻軍聯合作戰，樅陽會議后陳玉成攻陷廬州，捻軍孫葵心、龔德樹、張隆、任乾都有參戰，勝保描述廬州當時是“捻匪在北，粵逆在南”，張文祥作為孫葵心部將完全可能參戰。

馬新貽同張文祥有私人恩怨的說法，尚能從他處獲得證明。文廷式在《知過軒隨筆》中記載，張佩綸曾口述，他父親張印塘早年追隨馬新貽，隨侍父親的弟弟張佩緒曾與張文祥同住一室，兩人認識。張佩綸還說，張文祥確實和馬新貽有糾葛，刺馬一案的實情他知之甚詳，但不能盡說，只能說張文祥是替人報仇，但不是自己的仇——即如民間所傳，張文祥是為曹二虎報仇。

馬新貽跟人老婆有染是真的

作為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所知的刺馬案細節應該很多。按他的說法，張文祥曾在馬新貽府中居住，還與他弟弟同住一室，那張文祥就很可能與馬新貽有密切關系，馬新貽因“漁色”而被熟人刺殺的可能性很大。這恰好能解釋張文祥的情報來源，以及為何替他打掩護的人能知道他刺殺的計劃。

馬新貽被刺殺時曾用山東話喊了一句“扎著了”，也有的目擊者記錄為“找著你了”，情急之下，南方人或許會把這兩句話聽錯。如果馬新貽喊的真是“找著你了”，那他大概一直在追捕張文祥。

歷史學家鄧之誠在《骨董瑣記全編》中寫過一篇《張文祥》，其中提到，他有一位好友叫費潤生，費潤生的父親彬如先生曾當過江寧將軍魁玉的幕僚。據彬如先生說，魁玉手下有材官好色，魁玉就罵他說，連馬新貽這樣的總督大人都因為女人喪命，你還敢好色。魁玉是最早審理張文祥的人，他以此訓誡屬下，可見魁玉也認定馬新貽確實是因“漁色”而遭刺殺。

刺馬案審結后，對案情表示懷疑者甚眾，但多數人并不認為刺馬案有高層主使。相反，他們懷疑馬新貽確有見不得人的丑事，朝廷草草結案，是為了替馬新貽遮羞，屈殺張文祥。

曾國藩的好友王闿運曾說“屈殺張文祥”，甚至懷疑和馬新貽起沖突的不是張文祥。王闿運在日記里記載，友人屺山夜里來訪，談論馬新貽案甚久，屺山說朝廷不宜把馬新貽這種大臣的隱私到處散發，（應該對通報的案情進行修改），他對此表示贊成。

上海有劇院演出刺馬案，嘲諷馬新貽見利忘義，為“漁色”而背叛兄弟，安徽巡撫英翰致信上海道涂宗瀛，要求下令禁演。前安徽巡撫喬松年卻作詩嘲諷說“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這是暗諷曾國藩、鄭敦謹身為大臣，不敢據實判案，他們所報告的案情，還不如戲曲真實。

清廷為馬新貽贈謚“端敏”，到處修祠堂紀念，翰林周壽昌諷刺說，修祠越多，馬新貽的橋段傳播越廣，名譽越壞。還有人嘲諷道，馬新貽得謚端敏，這端字可要仔細斟酌，因為馬新貽很可能是不端之人。

根據各種史料的蛛絲馬跡，我們可以大致拼湊出刺馬案線索：湘軍遭裁撤后，很多士卒流落在金陵一帶為非作歹，甚至不少還和太平軍殘部、會黨武裝攪在一起。他們對朝廷卸磨殺驢非常不滿，幸虧曾國藩威望甚高，又治之以寬，矛盾并未爆發。曾國藩離任兩江，馬新貽嚴厲打擊湘淮軍舊人，激化了矛盾，因而遭到謀害。

馬新貽在知府任上，結識了原為捻軍的張文祥，將其收為部下。他納了昔日好友張文祥的妻子為妾，或是納了張文祥好友的妻子為妾。湘軍中有人得知后，設法挑唆張文祥復仇，在刺殺的過程中，他們暗中提供幫助，讓刺馬得以順利進行。

曾國藩本人沒有參與策劃刺馬，因為馬新貽是他的門生，雖然施政操切，又打擊了一些湘軍舊人，但和他沒有實質沖突。曾國藩喜歡后發制人，以堂堂之勢破敵，不像搞暗殺的人。刺殺總督和謀反沒什么區別，曾國藩如果能突破禮法約束刺殺總督，還不如直接舉兵反清了。曾國藩所做的，應當是刺馬案后為涉案的湘軍將領打了掩護，讓他們得以從刺馬案中脫身。

曾國藩有很強的鄉土觀念，特別愛用湖南人，對同鄉百般回護，知道舊部涉嫌刺馬案，一定會設法幫他們脫罪。更重要的是，曾國藩很少主動發動陰謀。但一旦有大事發生，特別講求借勢用勢的曾國藩，會設法在事后謀求利益最大化。

如鮑超的霆軍調往西北作戰，因為欠餉發生了兵變，這次兵變不是曾國藩策動的，但在兵變后，他在一段時間內不管不問，任由事態擴大，借兵變向朝廷表達自己的憤怒，展現自己的力量。

刺馬案發生后，他也會設法庇護湘軍子弟，讓這個案子查不下去，讓自己的政敵感到恐懼，震懾于湘軍隱藏起來的力量，打消謀害曾國藩的想法。

刺馬案在晚清政治史上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雖然他不是丁日昌或曾國藩策劃，但謀劃刺殺馬新貽的人成功地向朝廷釋放了一個信號：朝堂上運用權術分化打擊我們的公卿，別忘了我們都是刀頭舔血出來的，逼迫太急，是會殺人的！

中興名臣們對慈禧“亮劍”了

馬新貽遇刺前一年，太后寵信的藍翎太監安德海，奉命到江南置辦皇帝大婚所用物件，經過山東時，被山東巡撫丁寶楨在濟南就地正法。安德海、馬新貽的遭遇，顯示了手握兵權的地方官員，已具有與中央對抗的力量。清廷若不能重建有戰斗力的中央軍，僅靠分化、平衡之術操縱地方大員，一旦有人敢掀翻棋局，朝廷也無可奈何。

本文節選自周祿豐《平天下：曾國藩的暮年雄心》，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是作者暢銷書《戰安慶：曾國藩的中年突圍》的續集，主要講述太平天國平定之后，曾國藩在晚清近代化進程中的作為，非常值得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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