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原名司徒柱，1910年2月16日出生于廣東省開平縣赤坎鎮永堅樓東閘村；其祖父年少時被賣“豬崽”到北美，受盡欺侮、積攢下一些家業；到父親司徒盛贊（司徒美堂）時，通過在加拿大的艱苦奮斗，成為美洲華僑領袖。

由于在國外的種種遭遇，司徒盛贊對中國的命運尤為關注，為支持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司徒盛贊將自己多年的積蓄全部貢獻而出，并曾親任其保衛員之職，成為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

學生時代，司徒慧敏與同鄉周文雍（“刑場上的婚禮”男主角）是同學，在周文雍的介紹下，司徒慧敏于1927年加入了中共。當司徒盛贊知道自己兒子是共產黨時，這樣說：“國民黨比保皇黨（司徒慧敏的祖父曾是保皇黨）進步一些，共產黨比國民黨（司徒慧敏的父親曾是國民黨黨員）更進步一些。”

1927年的廣州起義失敗之后，白色恐怖之下、司徒慧敏（以下簡稱司徒）回老家開平農村躲避；期間，他收獲了愛情。當時，他躲在鄧雪瓊家的閣樓里較長一段時間，兩人就這樣相識。鄧雪瓊的裁縫手藝很出名，后來在香港時、全家靠鄧雪瓊做衣服賺來的錢支撐。

司徒慧敏

介紹見下行文字

廣州《救亡日報》時期的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潘漢年（左一），郁風（中），司徒慧敏（右一）。

說起鄧雪瓊善于做衣服，這還要多插一句：毛先生赴重慶談判時，就是她特意量身定做的衣服。為此，毛先生還特意送她一張自己和妻子抱著孩子站在玉米地的照片給鄧雪瓊，照片的背面簽了毛先生的名。

毛先生后來曾對司徒開玩笑道：“她才是真正的英雄。”還有，鄧穎超去世前，也曾對司徒的女兒說：“你媽媽給我做的衣服太好了，特別是那件旗袍。她會拿那些料子做花，我記得很清楚，那些花真漂亮。”

對于兩人的感情，司徒的兒子司徒兆敦回憶道：“別人不能說我媽一個‘不’字，盡管她肯定有缺點，但她一生中的那幾個閃光點是不得了的。作為普通婦女，在丈夫從事那么危險的事業時能夠什么都不問，就是照顧孩子，縫衣服，支撐著這個家……”

到了1928年，鄧雪瓊陪著司徒到了日本，進入東京上野美術學院學習；同時，他還是日本大學電影研究班和早稻田大學電子系的校外生，對電影和無線電興趣頗濃。在此期間，司徒還參加了夏衍等組織的左翼藝術家同盟。

1930年回國后，1931年、與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無線電工程的堂兄司徒逸民以及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過機械工程的馬德建一起，合作研制成“三友式”電影光學錄音機。

1933年年底，他們制造的“三友式”錄音機正式用于電影錄音，使中國電影工業技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接下來，他們成立了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經營自制“三友式”有聲電影錄音機放音機。當時，司徒作為錄音師，先后為當時著名的《漁光曲》《大路》《新女性》《姊妹花》《脂粉市場》等電影錄了音，引起極大的反響。

1934年3月，“電通”轉型，在舊有業務的基礎上，兼營有聲電影的制片工作。馬德建任經理，司徒任廠長兼攝影場主任，夏衍、田漢等以不掛名的方式領導電影創作。1935年，司徒的導演處女作《自由神》問世，該電影富有鮮明的時代感，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斗志。之后，他又主持拍攝了《桃李劫》《風云兒女》《都市風光》等影片。

司徒慧敏和兒子司徒兆敦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司徒轉往香港，因當時的粵語片在香港及海外均有市場號召力，司徒迅速聯合一批粵語電影工作者，拍攝了中國最早一部公開宣傳抗日的影片《血濺寶山城》，于1938年4月在香港上映。

周恩來先生對《血濺寶山城》給予了極高的評價。1946年，是司徒人生的又一次轉折，這一年，周恩來派他前往美國好萊塢去學習電影技術和電影管理。在美學習期間，司徒導演了紀錄片《中國民族舞蹈》，獲1948年愛丁堡紀錄電影節優秀獎，并被美國紐約布魯克林音樂舞蹈學院評為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

1952，司徒接到指示回國；回來后的當年4月，司徒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部門籌建八一電影制片廠，并編導了我國第一部大型彩色紀錄片《八一運動會》。

此后，司徒慧敏一直致力于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建設和發展，為發展社會主義電影電視事業，建立現代化電影技術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7年4月4日，著名電影藝術家司徒慧敏在北京逝世。此去經年，如去愿司徒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