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要往上走,要跟比你更強的人競爭。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胡楠楠
編輯|米娜
頭圖來源|受訪者
一向低調的鐘睒睒,露面逐漸頻繁起來。
3月30日,在農夫山泉云南茶產業考察期間,農夫山泉創始人、董事長鐘睒睒當晚舉行了約兩個小時的媒體溝通會。
而他上一次現身引發外界關注,還是去年11月,在江西贛州考察當地臍橙產業園時,他主動回應了系列爭議。
在去年以前,有近十年時間,鐘睒睒因奉行“高調做事、低調做人”的原則,幾乎消失于公眾視野。
“我以前也回避,躲在那里,一個會議也不參加。但躲也躲不掉,人家老是記得你。所以去年,我得出了一個結論,還是要開誠布公地給大家講、見面聊。” 在30日的溝通會上,鐘睒睒這樣說。
他還坦承,雖然自己不會刻意去曝光,“但真正需要我的時候,我還是會站出來”。
這次在云南,鐘睒睒整個人顯得很平靜,現場的他穿著簡單——一身深藍色西裝、一雙運動鞋,一開場便介紹了自己為何要來這里捐建茶廠。他所說的這里,便是云南省普洱市景東縣——普洱茶的重要產區之一。
去年12月開始,農夫山泉在云南投資1億元捐建了5座初制茶廠,其中位于普洱市景東縣的首家茶廠正式投產運營。3月31日,在捐贈儀式現場,鐘睒睒表示,“農夫山泉在這里捐贈工廠,希望能夠讓周邊幾千戶農民不愁賣茶,能為當地農民帶來穩定的收入,這是我們捐建這個工廠的初衷。同時,希望這個茶廠能成為一個示范性工廠,也讓農夫山泉有個根扎在這里。”
去年以來,鐘睒睒每次露面,都會談及他一直關心的農業、農民等相關話題——
他時常提自己是個農民。從8歲到25歲,鐘睒睒都在農村生活,他稱自己做了17年農民。而這期間,有8年時間,他的身份是一名農民工。據了解,1966年,鐘睒睒12歲時就跟著村子里的老師傅學習泥瓦匠的手藝,以此來謀生。他整日奔波在紹興附近的十里八鄉,給人砌磚搭瓦。期間,他不僅當過泥瓦匠,還搬過磚,學過木匠。
“我是第一代農民工,所以對農民天生有感情。”鐘睒睒說。
在此次溝通會上,鐘睒睒也解釋了在云南捐贈茶廠的意義。在他看來,首先這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另一方面,放在更長遠來看,茶和茶原料的好壞,也關乎農夫山泉的整個供應鏈。
鐘睒睒是一個注重長遠的人——看準一個方向,可以允許一項業務數年不賺錢。如農夫山泉旗下的東方樹葉,這款產品在推出后的前6年里都不賺錢。直到2023年,東方樹葉迎來爆發增長,成為農夫山泉新的增長點。
對茶葉供應鏈的布局也同樣如此。在鐘睒睒看來,茶原料決定了一款產品好壞的70%~80%。對于食品工業來說,原料是命門。
攝影:胡楠楠
去年,他決定來云南捐贈茶廠,也和東方樹葉的高速增長、對茶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有關。農夫山泉財報顯示,茶飲料已經成為農夫山泉新的增長驅動力。2024年,農夫山泉茶飲料產品營收為167.45億元,同比增長了32.3%。
在企業經營方面,鐘睒睒形容自己保守又開放。“在行為上我非常保守,但在思想層面我非常開放。”鐘睒睒說。
有農夫山泉內部員工告訴《中國企業家》,鐘睒睒特別愛讀書,也經常推薦他們看書。還會在公司舉辦讀書會,只要他有時間就會參加。最近,鐘睒睒推薦他們看的一本書是《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寫的《智人之上:從石器時代到AI時代的信息網絡簡史》,平時鐘睒睒還會看機械、物理等相關領域的書。
為了做好茶,去年以來,鐘睒睒每天都會喝茶。
“喝到晚上都不睡覺。”鐘睒睒說,基本是早上喝各種各樣不同的生普(普洱生茶),下午在公司會喝一瓶東方樹葉的紅茶。“因為我每天都要試茶。”而去年以前,他只會在龍井上市那段時間泡兩泡茶喝喝。之前很少泡茶,只喝水和瓶裝茶。
此外,鐘睒睒還進一步透露了農夫山泉的出海計劃。“要到發達國家去做茶,而不是(先去)東南亞。”他說。
以下為鐘睒睒接受采訪的內容(有刪減):
商業只有互為需求、平等互利,才是一種文明形式
去年5月我們確定捐茶廠這件事,就開始找地方。我提出了幾個要求,第一,要去少數民族地區;第二,要去經濟不發達地區。因為這樣的地方最需要幫,也最容易立竿見影。
我們在云南捐贈了5個工廠,建完廠以后把工人培訓出來,就交給他們管理。而且,我們和捐贈雙方都是自由的,我們捐贈完以后,你不一定要把茶葉賣給我,大家全是自由的,因為我們需要競爭。我們首先把自己放在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如果別的商戶出價高,你就賣給別人,因為我們始終需要一種競爭的環境。
我覺得我們在云南做這么一件事,首先給自己的定位是,這是一件有價值的事。另一方面,從長遠來說,茶和茶原料的好壞,關乎整個農夫的供應鏈。今天看起來是農夫山泉捐廠幫助了別人,但從明天來看,實際上是農民幫助了你,幫你牢固了你的供應鏈,加強了你的供應系統。
我們是互為需求,因為商業只有互為需求、平等互利,它才是一種文明形式。我相信若干年以后,商業文明在中國一定會越做越好,所以我相信商業文明會給中國社會,包括農村,帶來一些翻天覆地的變化。
企業要往上走,要跟比你更強的人競爭
對于農夫山泉的茶飲料板塊,現在的規模之下,我認為每年能保持15%~20%的增速,就已經非常好了。關鍵是我們現在人均飲用量還很低。從這一點上看,涌進一些人來,根本不用擔心。
我覺得無糖茶領域的競爭多起來,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因為如果只有一家的話,獨木不成林。所以無糖茶大家一起來做。沒有比較,就沒有競爭。一定要競爭,競爭一定是好事情。很多事要大家一起做,一起做了才做得好,不用擔心太多的競爭,你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但是競爭的品牌過多,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品牌一定會自己消失,這幾乎是規律。
與此同時,你要跟比你更強的人去競爭。一個企業是要往上走的,不能往下走。向下競爭、向上競爭是兩種競爭態勢。
說句老實話,20年前,我就不看我這個行業里的國內企業了。我不是沒有競爭意識,其實我是一個競爭意識非常強的人,但我只要看一家企業的產品,我就知道他和我之間差幾代,我知道他的技術水平在哪里。所以在競爭過程中,我認為非常簡單,就看一個企業能不能生存得好、生存得長久。
另外,像茶這種食品,它有時會出點小問題,我們是靠好的裝備來保障自己在供應上不出差錯。而且茶也是一個非常難做的東西。像我們的茶,你打開聞一下還有香味,這個香味不是添加的香精,而是茶葉香,這都需要工業化的能力,但這些能力都需要你去摸索,并不是那么容易。原料也非常重要,就食品工業來說,原料基本決定了產品好壞的百分之七八十,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原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原料幾乎是食品工業中的命門。
云南茶天然稟賦完全不一樣,它是自己長出來的
我第一次到云南就感到非常震撼,因為感覺真正的世界茶的發源地在云南。云南茶天然稟賦完全不一樣,其他地方的茶不是自己長出來的,云南的茶是自己長出來的。
從去年5月到今年,我一共來了四趟云南。一般的水源地,我就去一趟,看完水源出口后,我就不去了,工廠造成什么樣子,我也不去看了。但景東縣這個地方我為什么來四趟?
攝影:胡楠楠
我覺得茶產業對我們農業、農村而言,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產業。但在云南,茶產業是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特別貴的茶,像普洱茶,有時一棵樹就賣到幾百萬;另一個極端就是農民的茶,農民的春茶才賣幾塊錢,夏秋茶一公斤鮮葉的收購價就2.8元,我們把他的收購價提高,這樣一個茶廠就可以讓農民多賺400多萬元。
所以這里特別需要一些外來的信息,這里最需要的信息,就是市場上需要什么東西。所以他們這里非常需要我們這種工業企業。
我們能做點什么?現在云南的茶是一種小眾茶、作坊茶,每家每戶的茶都沒有標準化,所以云南的普洱茶到了歐洲以后,人家最大的困惑就是,這個茶你們自己說得很好,但我們每次檢測出來的標準都不一樣,每年的標準都不一樣。
為什么像普洱茶這么好的茶,它沒有很好地創造出應有的價值,我認為商業文明在這個過程中是要檢討的。所以我們到云南來重新做茶是有必要的。
實際上,如果浙江沒有陸羽(唐代茶學家、茶文化奠基人),就不會有龍井,但云南就是缺了這么一個陸羽。我們到云南來,走的是第一步,首先做的就是標準化。我們希望茶產業能在標準化的第一步上,給農民帶來一些新的知識體系。因為農民對學習不缺少意愿,他缺少的就是不知道學什么,所以他有非常高的熱情來接受你。
我所有做成的事情,都是長期的、利他的
在企業經營方面,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方向一定不能錯,因為你方向錯了,你會累死,可能你離真理也會越來越遠。所以一定要非常準確估計自己的能力,包括知識的積累,實現這個系統的能力、商業化的能力,它所需要的能力非常多。
第二,我們要去做和廣大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有關的事情,這個方向一定沒錯,無論什么社會都需要。這是我基于商業安全性考慮的哲學。所以我一方面非常開放,一方面我也非常保守。行為上我非常保守,但我思想層面非常開放。
我所有做成的事情,現在看下來都是長期的、利他的,而不是自利的。把自利放在第一位的企業,它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你只有把利他看清楚了,你自己也會成,這個事情也會成。
出海計劃非常明確,到發達國家去做茶
我們到云南來,就是為了出去,如果不是為了出去,就不到云南來。我們的出海計劃也非常明確,就是想到發達國家去,到發達國家去做茶,而不是到東南亞。我認為要先把發達國家做成了,再到東南亞。
而且我認為,茶的發展才剛剛開始。中國本來是綠茶的大國,但我們在綠茶文化上又沒有輸出。你現在到歐洲、美國,你問綠茶是哪個國家的?很多人會告訴你是日本的。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對茶在中國市場的重新振興也好,在世界市場的重新振興也好,其實我們不了解,我們很多企業也不了解。
參考資料:
《以慢制勝:鐘睒睒的長期主義經營哲學》, 廣東經濟出版社,黃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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