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港珠澳大橋從構想到建成，胡應湘堅定不移，不懼李嘉誠"會出人命"的威脅。

大橋通車七年，實現了粵港澳三地經濟互聯互通，成為愛國情懷的豐碑。

而李嘉誠因出售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港口，遭到公眾質疑。

兩位商界巨子為何走上不同道路？企業家的家國情懷如何影響商業決策？

一座大橋的生死博弈

胡應湘捏緊了手中的港珠澳大橋計劃書，面前坐著的正是當時香港商界的"超人"李嘉誠，后者眉頭緊鎖，寒光閃爍的眼神如刀子般鋒利。

"這座大橋一旦建成，長江的碼頭業務起碼會下降30%，你這是在動我的奶酪，"李嘉誠少有地提高了聲音，"幾十年的老朋友了，這個項目還是別碰為好，否則會出人命的！"

會議桌上的茶杯輕微震動，圍坐的香港富商們面面相覷，氣氛一時劍拔弩張，這樣的公開威脅在香港商界實屬罕見。

然而胡應湘絲毫不為所動，反而挺直了脊梁，"香港不是某些人的提款機，大灣區需要有共同的心跳，"他平靜卻堅定的反駁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層層漣漪，"我不怕用自己的命換這座橋，但我相信歷史會證明我的選擇。"

威脅背后的真相其實再清晰不過：李嘉誠擔心的是自己在珠海高瀾港的深水港工程將受到致命打擊，而他控制的多個港口航線將大幅分流。用他的話說，"建大橋投資大，耗時長，成本回收遙遙無期，并不劃算。"

事實上，李嘉誠的憂慮并非空穴來風，香港貿發局的研究曾顯示，港珠澳大橋建成后將為香港海運、空運分別帶來30%、35%的額外貨源，但這意味著原有的碼頭業務確實會受到沖擊。

胡應湘面臨的不僅是李嘉誠的阻撓，還有一系列技術和資金難題，建一座跨越30多公里海面的超級工程，當時的技術條件幾乎讓許多工程師直搖頭。

然而在之后的二十年里，胡應湘硬是用堅韌的意志和精湛的工程知識，一步步推動著這個"不可能"的項目向前。他聯合了李兆基、鄭裕彤、何鴻燊等香港富豪集資150億港元，硬生生從李嘉誠的商業版圖中撕開一道缺口。

這場商業博弈的背后，是一個人對家國大義的堅守與另一個人對商業利益的固守，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由此延展。而胡應湘如此的堅持不懈，究竟源自何處？他那鋼鐵般的意志背后，藏著怎樣的家國情懷？

從避難童年到億萬回饋

1935年出生在香港的胡應湘，本該在維多利亞港的微風中無憂成長，然而抗日戰爭的爆發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年幼的胡應湘隨家人逃往內地避難，那段顛沛流離的歲月，讓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大地上的苦難與希望，也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種下了一顆愛國的種子。

"那時我親眼看到大陸的貧窮，卻也感受到了背井離鄉時同胞給予的溫暖"，這份情感像一條無形的紐帶，將他與祖國大地緊緊相連。戰爭結束后，胡應湘的父親胡忠從一名普通出租車司機白手起家，憑借勤勞和智慧成為了聞名香港的"的士大王"，最盛時全香港一半出租車都歸他名下。

與那些安于享受家族財富的富二代不同，胡應湘選擇了更艱難的道路。他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國求學，最終考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后的胡應湘沒有直接進入家族企業，而是從基層做起，常常在工地一待就是數月。這段經歷鍛造了他對工程細節的嚴苛追求，為日后主導超級工程奠定了堅實基礎。

1969年，在父親的支持下，34歲的胡應湘創辦了合和實業。憑借專業知識和誠信經營，公司迅速發展壯大，甚至在當時市值達到了李嘉誠長江實業的20倍之多。商業成功后的胡應湘并未忘記童年的記憶，當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中國大地時，他成為了第一批赴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

尤為令人動容的是，當時胡應湘為支持廣州建設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不假思索地投入巨資，幾乎掏空了自己的流動資金。這種壯士斷腕的決絕，在精于算計的商界堪稱傳奇。隨后的大亞灣電廠、虎門大橋等項目，胡應湘累計在內地投資超過500億元，令人驚訝的是，這些重點工程完工后，他都主動將經營權上交給國家，自己不求一分回報。

而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向這位杰出校友求捐時，胡應湘慷慨解囊1億美元。這份知恩圖報的情懷，與他對祖國的赤誠奉獻形成了鮮明對比：收獲了知識給予回饋，感受過苦難便立志改變。這就是胡應湘的人生哲學，如同他親手設計的建筑一樣，既有宏大的格局，又不忘每一處細節的用心打磨。

正是這樣的家國情懷，驅使胡應湘在面對重重阻力時仍堅持推動港珠澳大橋的建設，這座橫跨伶仃洋的鋼鐵巨龍，不僅創造了世界橋梁史上的奇跡，更實現了他將粵港澳三地緊密連接的夢想。

鋼筋鐵骨的世紀奇跡

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相當于26個鳥巢體育場首尾相連，其中海底隧道長達6.7公里，相當于把整個上海外灘地下化。建設過程中面臨的技術挑戰令全球工程界為之咋舌：海水深度最深處達45米，地質結構復雜，臺風多發，船舶航道密集，每一項都足以讓最資深的工程師望而卻步。

更令人驚嘆的是，這座大橋必須同時滿足三地不同的技術規范要求：香港靠左行駛，內地靠右行駛，澳門一半交通規則與葡萄牙相似。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矛盾，最終被中國的工程師們通過令人拍案叫絕的"Y"形智能化交通設計完美解決。

從第一顆鋼樁打入海底，到最后一道焊縫完工，整個工程耗資1269億人民幣，動用鋼材42萬噸，足以建造60座埃菲爾鐵塔。其中有數十項技術在世界橋梁史上前所未有，被外國媒體稱為"新的世界七大奇跡之一"，許多外國專家直言"中國工程師創造了不可能"。

大橋建成后不僅改變了珠三角的交通格局，更重塑了整個區域的經濟生態。數據顯示，通車七年來，港珠澳大橋日均車流量從初期的約4000輛增長到2024年的超過1.5萬輛，年客運量突破800萬人次。原本需要4小時的珠海到香港路程，如今僅需45分鐘，三地居民的生活圈被無縫連接。

珠海市一位出租車司機不無感慨地說，以前珠海像個沉睡的小漁村，大橋通車后，城市突然活了起來，像打了一劑興奮劑。數據證實了這一感受：珠海七年來新增企業超過10萬家，房價翻了近一番，從一座邊陲小城一躍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樞紐。

不僅是經濟數據的改變，更是生活方式的革命。香港患者可以便捷地到珠海就醫，澳門學生每天往返香港大學上課，內地游客周末到香港購物成為家常便飯。三地一體化的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形成，大橋像一根無形的紐帶，不僅連接著三地的土地，更連接著人心。

當年李嘉誠擔憂的碼頭業務下降確實發生了，但港口業務的局部損失，換來的卻是整個珠三角地區前所未有的經濟騰飛。香港貿發局的數據顯示，大橋通車后，香港地區GDP年均增速提高了近1.5個百分點，創造了超過3萬個新就業崗位。原來，胡應湘看到的遠不僅是一座橋，而是一個地區的未來。

然而，就在這座連接國家命脈的橋梁充分發揮作用之際，另一個關乎國家安全的決定卻悄然做出——李嘉誠選擇將其全球43個戰略港口出售，這一舉動引發了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兩位商界巨子的抉擇，將如何被時間裁判？

商道人心的歷史定論

2025年3月，就在港珠澳大橋迎來第七個年頭的時刻，李嘉誠以228億美元的天價將其旗下遍布全球的43個港口出售給美國貝萊德集團，其中包括對中國海上貿易命脈至關重要的巴拿馬運河關鍵港區。這一決定如同一顆商業炸彈，在國際政經領域激起千層浪，更令國內輿論嘩然。

巴拿馬運河承擔著全球約6%的海運貿易量，對于中國而言，它更是連接中拉貿易的重要通道，占據了60%的份額。美國戰略學者曾直言："誰控制了巴拿馬運河的港口，誰就握有掐住中國經濟咽喉的能力。"李嘉誠的這步棋，不僅關乎商業利益，更涉及國家戰略安全。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胡應湘的堅守。在同一時期，已近90高齡的他依然在推動"深圳-中山跨海磁懸浮"工程，并豪言要活到120歲親眼見證這一項目建成。兩位同樣身家百億的香港商人，面對相似的歷史機遇，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

有人說，這是商業考量與家國情懷的碰撞，但本質上，這是對企業家精神的兩種詮釋。李嘉誠的資本邏輯是將利潤最大化，正如他的名言："學會先賺錢，再考慮其他。"而胡應湘則恰恰相反："商人賺錢固然重要，但賺來的錢如何花出去卻更為重要。"

這種價值觀差異也深刻影響了下一代。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延續父親的商業模式，專注于全球資產配置；而胡應湘卻果斷取消了長子的繼承權，只因后者想把為家鄉打造的文化場館改為商鋪。父子觀念的代際傳承，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企業家精神的嬗變。

近年來，馬云、馬化騰、任正非等新一代中國企業家接過了胡應湘式的愛國情懷火炬。當馬云向武漢捐贈醫療物資，當任正非在極端壓力下堅守華為陣地，我們看到的是與胡應湘一脈相承的企業家擔當。反觀那些急于將資產轉移海外的富豪們，他們的選擇同樣會被歷史記住，只是以另一種方式。

商界的春秋功過，終究會被時間評判。胡應湘以一己之力推動的港珠澳大橋，不僅連接了三地的經濟，更連接了人心；而李嘉誠出售港口的決定，雖然獲得了巨額回報，卻在國人心中劃下了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痕。前者在商言德，后者在商言商，高下立判。

商界傳奇總有落幕的一天，但他們留給歷史的不僅是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胡應湘以鋼筋鐵骨筑起了連接祖國的橋梁，而這座無形的精神橋梁，將永遠激勵著未來的企業家們思考：究竟是應該追隨利潤的腳步，還是聆聽時代和民族的召喚？

結語

商海沉浮數十載，真正的商業傳奇不在于財富規模，而在于留給歷史的印記。胡應湘用鋼筋鐵骨筑起了連接祖國的橋梁，李嘉誠卻選擇在商業利益前低頭。

歷史會記住那些在關鍵時刻能夠超越個人得失、為國為民的企業家。面對全球化浪潮，企業家究竟應該將資本引向何處？這是每個擁有資源和影響力的人都需要思考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