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熱愛書畫，在許多書畫上都留下了題詞和鈐印，《石渠寶笈》專為收錄這些書畫而編纂。在《石渠寶笈》收錄的繪畫中，大約有500余幅動物繪畫，幾乎所有繪畫都有乾隆皇帝的鈐印，更有不少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御筆題詞。

在這些動物繪畫中，西洋畫師的作品是一類特殊的存在——繪畫中的動物主體往往有西洋油畫的風格，但在背景上卻又有中國畫的淡雅。在這些善于創作動物畫的西洋畫師中，最著名的是郎世寧、艾啟蒙等人。

今天可見的清宮西洋動物畫，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各類進貢動物的“特寫”，如郎世寧繪《愛烏罕四駿圖》、艾啟蒙繪《寶吉騮圖軸》、賀清泰與潘廷章合繪《廓爾喀貢馬象圖》等；另一類則是更為宏大的動物場景，如郎世寧《八駿圖》、艾啟蒙《百鹿圖》等。作為重要的進貢動物，“馬”成為重點創作對象。

圖一 郎世寧《八駿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每一幅動物繪畫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但很可惜，繪畫為我們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因此，想要了解這些繪畫背后的故事，就需要借助各類文獻和檔案。本文便以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為例，探索動物繪畫背后的故事。

圖二 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畫芯，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一、四匹駿馬的來歷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位名叫密爾哈的愛烏罕使臣，同其他各國使臣一起，在紫禁城午門前等待乾隆皇帝的到來。這一天，乾隆皇帝在重華宮接見了包括密爾哈在內的使臣們。愛烏罕大致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帶，是清朝最西邊的屬國，這位愛烏罕使臣給乾隆皇帝帶來了什么呢？

時間倒撥回這一年的九月十二日，乾隆皇帝收到了一封來自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的奏折，奏折上說：“（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初六日，拔達克山穆喇特伯克等，前來貿易，告稱：起程以前，聞愛烏罕欲遣使入覲貢馬，已至拔達克山（即巴達克山）。”這是關于愛烏罕使臣的最早記載。

十月十四日，乾隆皇帝上諭，指示沿途官員們準備款待愛烏罕使臣密爾哈一行，“請令沿途各督撫，豫備筵宴”。正是乾隆皇帝的重視，密爾哈進京沿途各地的官員們的奏折紛紛入京，具體如下表：

從第一封交給乾隆皇帝的奏折到沿途無數奏折，都提及密爾哈此行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貢馬”。但據《清實錄》記載，密爾哈除了前文提及的一次活動外，又在北京參與了兩次活動：一次是二十八年一月六日，在紫光閣參與乾隆的宴請；另一次則是一月九日，在暢春園西廠參與乾隆的宴請，并觀摩了閱兵。這兩次記載均沒有提及“貢馬”。此外，在乾隆皇帝一月十一日給愛烏罕的敕書中，也沒有提及“貢馬”。

那么，密爾哈究竟有沒有帶來馬呢？

《清朝通典》記載：“（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愛烏罕）遣使來朝，進金紙表文，凡重四譯乃至，詔賜宴賚如例。二十八年三月，愛烏罕貢馬四匹，馬皆高七尺長八尺，自后貢獻不絕。”《清朝文獻通考》記載：“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愛烏罕）遣使臣密爾漢來朝，宴賚優渥。二十八年三月，愛烏罕遣使和卓密爾哈貢馬。”這表明，愛烏罕的貢馬，于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到達北京。

但《大清一統志》中的記錄則指出，密爾哈一行在得到乾隆的敕書后就已準備離京，“二十八年正月，頒敕書嘉獎，遣使歸國”。乾隆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上諭，也證明了密爾哈一行的離京時間：“愛烏罕愛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覲，曾降旨各省督撫，沿途筵宴。今該使臣禮畢，回伊游牧地方，經過處應供給之項，仍當妥協照料，不必筵宴。”劉統勛、梁詩正等人給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的題跋中也說：“乾隆二十七年冬，其汗愛哈莫特沙颙慕皇化，遣使和卓密爾漢赍表貢馬，權奇倜儻，皆高七尺、長八尺而贏。”

圖三 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題跋

難道“密爾漢”和“密爾哈”是兩個人？其實翻閱清朝的各類文獻不難發現，“密爾漢”“密爾哈”都是指文章開頭的那位愛烏罕使臣，不同的漢字只是翻譯問題，畢竟語言不通，進給乾隆的“金紙表文”都需要“重四譯”。另一方面，密爾哈分別于二十七年十二月和二十八年三月兩次覲見也是不可能的。其一，北京至愛烏罕距離遙遠，來回時間不夠。其二，在二十七年的這一次覲見路途上，已經有多次提及“貢馬”一事，如來覲見兩次，怎會第二次一點記載都沒有？

那只能說明，愛烏罕的貢馬并沒有隨密爾哈入京，而是后續再單獨護送入京。這一猜測從行程時間上來說是成立的，但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呢？有學者在研究中翻譯出的滿文檔案和文獻可以驗證這一猜測。根據《回疆則例》卷九《哈薩克等朝覲貢馬》的記載，多數情況下，各部進獻皇帝的禮物先由朝覲使臣攜來，留于伊犁、喀什噶爾或葉爾羌等地暫存，經各處官員檢收再解送至京，而使臣則速行赴京覲見。更進一步，為避免馬匹不堪路程遙遠而倒斃，清朝邊臣一般將馬匹暫留伊犁和喀什噶爾等地飼喂歇養，再護送至京。可見，貢馬一般不與使臣一同入京。而更直接的證據則是乾隆《愛烏罕四駿歌》（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的題畫詩）中的一句詩：“使者郵至早賜遣，按程馬到憐穿蹄。”可見愛烏罕的貢馬到京時間晚于密爾哈一行的進京時間，是沒有問題的。

愛烏罕的貢馬終于到了北京，它們在北京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它們又如何被郎世寧繪制成畫？

二、郎世寧筆下的駿馬

北京動物園的前身“萬牲園”，是如今人們較為熟悉的由晚清政府創辦的動物園性質的公園。其實，在乾隆時期，皇家就有很多管理各類動物的機構。根據《大清會典》《國朝宮史》等材料的記載，有些機構是為了飼養動物以便于宮中日常出行、祭祀，如上駟院負責馬匹、鑾儀衛馴象所負責養象、慶豐司負責祭祀的牛羊；也有些機構是單純養寵物的，如養牲處“專司蓄養禽獸”、鷹房“專司畜養鷹鷂”、狗房則負責“蓄養獵犬”。這些動物管理機構大多隸屬于清宮內廷的“大管家”——內務府。同時，根據《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中如意館的相關存檔，乾隆曾下旨：“著艾啟蒙將黑猿、猴兒、山貓、睡虎各畫一張，著方琮布景，其猿猴貓虎向養牲處要，欽此。”可見為了給動物們作畫，這些動物館管理機構也與郎世寧、艾啟蒙等西洋畫師所供職的造辦處如意館有所聯系。

圖四 北京動物園近景，筆者攝于2025年1月17日

在目前可見的材料中，《清朝通典》對愛烏罕所貢之馬的去處做了說明：“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哈薩克、巴達克山、愛烏罕諸部先后遣使貢馬，其尤（優）者則御定嘉名，余皆分入各廄，每日供直。”其又載各馬廄屬上駟院管轄，“國朝定制，設上駟院，掌在京內廄、外廄，及邊外各牧場之政”。愛烏罕所貢四馬，得到了乾隆皇帝御定的“嘉名”——超洱驄、徠遠騮、月 騋、凌昆白，但它們是否得到了上駟院精心飼養，還有待檔案的進一步解讀。

無論如何，這四匹馬不僅得到了乾隆御定的“嘉名”，也得到了清宮如意館畫師郎世寧的作畫。根據《活計檔》記錄，這幅畫在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之前就已畫畢，“九月二十六日，首領董五經交郎世寧畫愛烏罕四駿手卷一卷”。隨后，傳旨“著交如意，配袱彆（別）樣子，發往南邊依從前做法照樣子做來，欽此”。

《石渠寶笈續編》收錄寧壽宮藏的一幅“郎世寧畫愛烏罕四駿手卷”，其中記載：

【本幅】宣紙本，縱一尺二寸八分，橫九尺三寸，設色，畫愛烏罕所貢四駿，俱滿洲蒙古漢文回部四種書標名。一橫立青色曰超洱驄，高七尺六寸長八尺四寸；一竦立赤黑色曰來遠駵，高七尺七寸長八尺四寸；一回望蹺一足黃白色曰月【骨出】騋，高七尺八寸長八尺三寸；一正立白色曰凌昆白，高七尺五寸長八尺三寸。款，臣郎世寧恭繪。鈐印一，臣郎世寧。

【鑒藏寶璽】樂壽堂鑒藏寶、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

圖五 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中的四匹駿馬

通過比較《石渠寶笈續編》對“郎世寧畫愛烏罕四駿手卷”的記錄，與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郎世寧繪《愛烏罕四駿圖》，四匹馬的姿態、乾隆御筆題詩的內容、乾隆鈐印的款式均相同，可以確定為同一幅畫，且很大可能是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如意館首領董五經所上交的“郎世寧畫愛烏罕四駿手卷”。

乾隆皇帝對這幅畫喜愛有加。在書畫鑒賞中，“乾隆七璽”非常重要，這是一幅畫是否得到乾隆皇帝喜愛的重要依據。所謂“乾隆七璽”，指的是七枚乾隆皇帝的印章，這些印章會出現在乾隆皇帝認為最優秀的書畫作品上。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集齊了七枚印章，從畫卷從右往左依次是：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石渠定璽、寶笈重編、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在題畫詩《愛烏罕四駿歌》中，乾隆皇帝更表達出對四匹駿馬本身的喜愛：“別毛按品予嘉號，永志底貢無乖暌。”

圖六 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上的“乾隆七璽”

但是，這種喜愛絕不僅僅是四匹馬。根據李皛《乾隆年間清朝與阿富汗關系新探》的研究，愛烏罕使臣覲見乾隆皇帝的時候并不愿意下跪，“愛烏罕使臣抵達后，雖跪呈奏章，卻不肯叩頭，懇請仍以伊等之禮朝覲”。因此，乾隆皇帝認為：“今觀其使臣等舉止，足見愛烏罕并非明理之部落……縱覽愛烏罕所遣臣等舉止，便知愛哈默特沙并非安分守己之輩。”故而對于愛烏罕貢馬的喜愛，更是為了強調清朝“天朝大國”的姿態，警告愛烏罕不要輕舉妄動。觀覽《愛烏罕四駿歌》全詩：

天山左右多回部，聲教古艱通譯鞮。

分疆劃界各領眾，其名不可僂指稽。

愛烏罕實土著國，遙在拔達山更西。

遣使進表非招致，浡泥蠟紙金字題。

先以京馬色不一，嘉誠那責比物齊。

使者郵至早賜遣，按程馬到憐穿蹄。

曰驄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蹀金堤（右超洱驄）。

昂藏之騮若噴玉，用昭徠遠房星低（右徠遠騮）。

有騋有騋生月 ，一形十影耳竹批（右月【骨出】騋）。

凌昆之駿色正白，不須鞭策行追霓（右凌昆白）。

高逾七尺長八尺，為龍一一皆駃騠。

于闐董氈四五尺，伯時圖畫猶艷提。

別毛按品予嘉號，永志底貢無乖暌。

所幸在此懼在此，太保作訓吾將徯。

其表現出愛烏罕之于清朝的“屬國”地位，以鞏固清朝的“天朝大國”格局。而這四匹來自愛烏罕的貢馬，則是一種“朝覲”的象征，成為乾隆時期中國對外交往的“橋梁”，展現出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交往方式。郎世寧所繪的《愛烏罕四駿圖》，將這一段歷史以圖像的方式封存，讓我們至今仍然可以看見這一段歷史的彩色細節。

圖七 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上的乾隆御筆題詩

三、清宮中有關“愛烏罕四駿”的藏品

根據《活計檔》的記載，與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一起被交上去的，還有一幅“金廷標摹李公麟法畫愛烏罕四駿手卷”，其藏于淳化軒，《石渠寶笈續編》有收錄：

【本幅】宣紙本，縱一尺三分，橫六尺二寸三分，設色，畫馬四，皆清漢書標名。曰肀洱驄，高七尺六寸，長八尺四寸，青白色；曰來遠駵，高七尺七寸，長八尺四寸，棗紅色；曰月【骨出】騋，高七尺八寸，長八尺三寸，黃色；曰凌昆白，高七尺五寸，長八尺三寸，白色。回人效馬者三，刷者一。欵（款），臣金廷標恭繪，鈐印二，臣標。

【鑒藏寶璽（七璽全）】：淳化軒、淳化軒圖書珍秘寶、乾隆宸翰、信天主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樂意寓靜觀、天根月窟。

“金廷標摹李公麟法畫愛烏罕四駿手卷”（以下簡稱“金廷標愛烏罕四駿手卷”）并沒有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這么幸運。這幅畫雖然收錄于《石渠寶笈續編》，也有乾隆皇帝的“七璽”，但并沒有流傳下來，因此只能根據乾隆的題畫詩以及檔案文獻，對這幅畫做出兩點推測。

其一，“金廷標愛烏罕四駿手卷”應該創作于乾隆二十八年三月至九月二十六日間，并晚于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乾隆在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上的題畫詩落款時間為“乾隆癸未暮春”，即四匹駿馬到京時間——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所有與“愛烏罕四駿”有關的繪畫均應晚于這一時間。更進一步，乾隆在“金廷標愛烏罕四駿手卷”上的題畫詩為《命金廷標摹李公麟五馬圖法畫愛烏罕四駿因疊前韻作歌》，在這首詩中，乾隆認為郎世寧所繪的四匹駿馬雖然“著色精細入毫末”，與真正的駿馬十分相似，但“似則似矣遜古格”，于是又讓金廷標模仿李公麟畫馬的方法再繪制一幅“四駿圖”，因此其創作時間應該晚于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同時，根據《活計檔》的如意館存檔，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這幅畫已經與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一起被如意館首領董五經上交。

圖八 李公麟《五馬圖》畫芯，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其二，“金廷標愛烏罕四駿手卷”在繪畫內容與意境上與李公麟《五馬圖》相仿。根據《石渠寶笈續編》的記載，金廷標的畫中有四個人，其中三人牽馬，一人刷馬，這與李公麟《五馬圖》中每一匹馬都配有一個牽馬人相同，而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中則沒有人的出現。乾隆評價金廷標這幅畫為“以郎之似合李格”，概括出這幅今人不曾見的名畫的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可見的文物中，除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北京故宮博物院還藏有一件“紫檀木邊座愛烏罕四駿圖插屏”，正面雕刻出來自愛烏罕的這四匹駿馬穿行于山川森林之間，背面則是御制詩文（沒有背面公開圖片，故內容不詳）。結合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和《石渠寶笈續編》，這四匹馬從左往右依次是：超洱驄、凌昆白、徠遠騮、月【骨出】騋。

圖九 紫檀木邊座愛烏罕四駿圖插屏，現藏故宮博物院

總之，乾隆皇帝對郎世寧和金廷標所繪的兩幅“四駿圖”都表現出了喜愛，但“金廷標摹李公麟法畫愛烏罕四駿手卷”并沒有傳世，只能通過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乾隆的題畫詩和李公麟《五馬圖》對其做出推測，實是可惜。

四、結語

近年來，影像史和動物史研究方興未艾。在照相技術發明以后，動物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會借鑒歷史影像，而在照相技術發明以前，則可以利用一些較為寫實的繪畫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清代宮廷畫院的西洋畫，寫實之風尤其明顯。

《愛烏罕四駿圖》由郎世寧于乾隆二十八年繪制于造辦處如意館。通過對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中所繪制四匹駿馬來歷的分析，乾隆平定準噶爾以后西部諸部朝覲貢馬的大致流程以及貢馬的去向大致明晰。乾隆皇帝對這幅畫的喜愛，體現在將其收入《石渠寶笈續編》并完整鈐印“乾隆七璽”，但畫中的四匹貢馬連同這幅畫本身，更有著乾隆時期對外交往“橋梁”的重要意義，彰顯出“天朝大國”的姿態。

此外，清宮中亦有很多其他有關“愛烏罕四駿”的藏品，如不存于世的“金廷標摹李公麟法畫愛烏罕四駿手卷”、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紫檀木邊座愛烏罕四駿圖插屏”。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為這些可見或不可見的清宮藏品的分析提供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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