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于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眾所周知，朱元璋是一位親力親為，頗具眼光的開國皇帝，他的地位不容置疑。

他總結元朝失天下是因為太過于“寬”，翻閱史記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的朝代因為以寬治國而備受贊譽，君主被譽為千古明君，流芳千古，唯獨元朝被評價為因“寬”而滅亡。

強大如元朝，可以憑借武力縱橫四方，成吉思汗并西遼，降西夏，亡南宋，最遠甚至打到了歐洲，憑借自己游牧民族的絕對優勢最終建立了多民族統一的元朝。

治理方面從簡從寬，這里的寬也不是寬容，而是指的是縱容。

諷刺的是，當朝的統治者都是野心家謀略家，怎么能不明白這個道理，而他們為什么沒有加以約束，反而更加地鼓勵這種寬縱的惡行呢？

律法之縱，亂我朝綱

若說秦朝殘暴，那么元朝的制度法律就以縱容出名，然而是怎樣的一種縱容會導致元朝的覆滅？

結合元朝的時代背景和人文因素的考量，這種現象確實合情合理，這是因為當時的律法受到了二元論所影響。

元朝在建立之初，蒙古有著其淳樸自然的蒙古法以及蒙古文化作為統治的基礎。

但是由于蒙古人口比較少，多民族統一之后，這種帶有濃重的游牧民族的習慣律法就不足以適應當時的統治需要。

于是隨著與中原的律法文化沖撞和協調之后，造就了元朝的法律呈現多元性，兼容并包的特點。

于是在律法上形成了以蒙漢統治階級聯合意志為核心，二元論思想為基礎的特殊法律體系。

體現為南北異制，對于蒙古人犯罪采用從輕處理，對于漢人和南人從重處理。

在當時大宗正府是司法機構之一，治管范圍非常廣泛，掌管一切公務，以及輕重罪。

審理蒙古、色目人和宗室案件，卻也是蒙古王公壟斷的中央審判機構。

因此由于蒙古和其他民族在法律地位不平等的關系，最終加劇了民族內部的矛盾。

由于二元論的影響，元朝的法律表現在對貴族階級特權過多，以至于對于忽必烈立下的懷柔政策，希望能達到安撫漢人和南人效用，但統治者自我感動式的寬民政策并未受到百姓的好評。

主要源于蒙古人生性兇猛，靠橫征暴斂建立了政權，還建立了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這樣的行為讓人恐懼和憤怒。

這導致了宋人一直是受壓迫的，而受壓迫的宋人一旦羽翼豐滿之后，就會出現反叛者和作亂者。

元朝的法律導致了腐敗的發生，甚至犯罪的蒙古人都可為官作宰，使得作奸犯科之人降低了犯罪成本，從而加劇社會的動蕩，人人對于犯罪絲毫沒有恐懼。

而沒有法律的約束，犯罪如火苗一般在元朝的各地燃起熊熊烈火。

任人以族，惑亂人心

制度是凝結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多年心血，對國家而言，起到了支配甚至決定性的作用。

當時元朝建立后，中原地區成為了文化中心，忽必烈的思想是采用綜合治理的方法來治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年號，元朝建立后忽必烈特意用“中統”來表達對文化以及宋朝觀念的一種認同。

他不僅提倡用漢法治國，更重要的是他也認同儒家思想，建立元朝之后，忽必烈采用漢制，更提拔很多的漢人做官，來鞏固蒙漢治理。

但是元朝地方統治者并沒有與之匹配的管理經驗，對儒家思想并不認同，更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來貶低儒士，同時任用官員都是以貴族和親友為主，因此幾乎堵死了人才上升的通道。

地方的大臣和貴族都設法掩蓋民怨和殘破的景象，造成了元朝欣欣向榮的假象。

就連馬可波羅來元朝參觀之時，看到的都是元朝繁榮的景象。

這也是下面做事的人想要上面統治的人看到的景象，百姓的疾苦無法得到伸張，更多人流離失所，統治者卻歌舞升平，歌頌著太平盛世。

漢朝當時采用的是道家的思想“無為而治”的方法，即按照自然規律發展，而不人為干預，讓其隨自然生長。

然而這是有他的歷史因素在里面的，這樣的經驗并不適合于元朝。

元朝的民族復雜，沒有統一的血緣文化，而權力和資源分配不平等，由統治者一手掌控。

后代人對元朝的評價也都是形容其征戰的驍勇，而對于管理方面并沒有詳細的記載。

可見其管理方法治匱乏，只存在不到百年，并不能解決元朝的人民民族內部矛盾，反而加速了國家的分裂。

治理的本質主要是人治，通過人的治理，使國家更加繁榮富強，蒙古人在對外征戰時期，曾經有過很好的盟友-----色目人。

因此在元朝成立之后，將蒙古人以及色目人列為“自己人”，同時，兩者成為統治聯盟，剝削著南人和漢人。

更可悲的是，元朝雖然有很多的福利和特權，但是基本上是給貴族的，普通老百姓無論是蒙古人還是漢人并沒有得到優待。

為了加強對其他民族的統治，統治者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度，甚至將人們分成四個等級，俗稱為四等人制。

第一等級是蒙古人，第二等級是色目人，第三等級是漢人，其中主要包括漢族人，女真部落。

第四等人為南人，南宋統治區域以外的人幾乎被稱為南人，由于元朝的統治時間并不長，當地人受到元朝的影響比較小，但是經濟卻如此地發達，更加引起蒙古人的警備和剝削。

元朝的統治者為了穩固自己階級地位，對全國下層人民在科舉，賦稅等方面作出了嚴明的規定，絕對不能超過絕對權威，等級越低則限制越多，例如南人和漢人不得聚眾打獵，不得手持弓箭等武器。

而以右居貴族自居的北人和色目人，看待南方人民的生命如草芥。

在科舉考試之中，更加能看出等級規定的分明“試蒙古生之法宜從寬，色目稍加密，漢人生則全科場之制”。

南人無法通過科舉考試跨越身份來實現政治上的躍遷，貴族可以擔任高官要職，而南人和漢人淪為工具和犧牲品，長久以來就造成了南人和蒙古人的社會地位懸殊。

在土地方面，貴族和大臣有加封田地，漢人和南人甚至并沒有自己的土地。由此更激化了蒙古和漢人內部矛盾。

蒙漢彼此聯系不緊密，沒有共同的利益，一切都要以蒙古人為尊，貴族為尊，造成了百姓對當權者的統治產生極大的失望，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造成了矛盾的復雜性，激化了底層勞動人民想要反抗的決心，但統治者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危機，最終為自大和傲慢付出代價。

以鈔買鈔，擾亂經濟

建國之時，國家正處于百業待興之際，按照自然規律來說，應當穩步發展國家的經濟。

但是忽必烈為了穩定貴族和大臣，不斷地對貴族和盟友色目人進行大規模的封賞，耗費了國庫的不少財力。

古籍中對世祖忽必烈有著這樣一番描寫“宴樂八日后，新帝以金銀布帛滿車，散賜其親屬。”而像這樣的賞賜，沿襲到了他的后代子孫。

到了武宗成宗這里，不加以節制反而更加奢侈，甚至成宗下令過以后一切賞賜可以不用稟告，就讓本來不夠寬裕的國庫更加入不敷出。

而國家處于戰爭后的恢復時，國力非常地衰弱，無論是人才儲備還是財力，都處于一種匱乏的狀態。

然而元朝統治者利用自己的權力之便，既然金銀不夠，最終徹底廢除了金銀鑄幣的方式，先后在全國統一發行紙幣-----中統鈔和至元鈔。

兩者兌換比例為一比5，發行一次鈔票后，迅速以更低兌換比例回收，然后加大印刷，同時又規定只有官府才可以進行金銀的買賣，民間不可以自由買賣。

再后來，官員為了斂財，要求百姓用金銀來兌換紙鈔，如此一來，大量的金銀被統治者回收，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民怨積厚。

物價飛漲造成了社會動蕩，民不聊生。

如此一來不但加速了統治階級斂財的效率，同時也讓國家加速地滅亡，而金融制度也變成了一紙空談，百姓對統治者失望至極。

當時的民謠記錄：“人吃人，鈔賣鈔，何曾見，賊人做官，官人做賊，混淆賢愚，悲哉可憐。”來表達民怨。

民族壓迫來掩蓋階級壓迫

當朝的統治者都是野心家、謀略家，怎么能不明白這個道理，而他們為什么沒有加以約束，反而更加地鼓勵這種寬縱的惡行呢？

這是因為制定政策的人都來源于統治階級，受益者也是他們，他們怎么會決定反叛自己呢？

元朝寬縱只是對于富有階級，而且對南人和漢人來說，不過是用民族壓迫來掩蓋階級壓迫。

其實當時元朝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加之上層統治者又注重于封賞，對貴族權力和地位不加以約束，國家的法律懲罰措施卻又如此地寬大，貪贓者眾多，心中并無恐懼之感，最終導致了國庫空虛。

孟子有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元朝雖有法律但內部法制混亂，矛盾重疊激化，因為對貴族和大臣過于寬縱，本質上還是制度不完善和無序造就經濟和法律的不平衡不平等。

元朝統治者建立的制度無法適用于所有的民族，在君臣關系中帶有鮮明的種族色彩，而特權和賞賜，使得貴族的力量不斷地膨脹，以至于分散了皇權，地方權力大于中央，中央的力量中空。

元朝對吳制度史學家夢生也曾經說過：“元朝最無知，馬上來治，馬上之治”

元朝的統治不是法治，更多的是人治。

元朝綜合治理方式和手段只存在形式，本質上，對待外族極其嚴苛，對待蒙古人又極其地偏袒。導致民族之間相互對立，無法合成一體。

因為沒有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無法增長蒙古和漢人對彼此民族的認同感，對國家來說是十分的致命了，而對于統治階級過度的保護的政策，對貴族大臣不斷地嘉獎以及置之不理的金融風險，造成了經濟上的嚴重危害。

而為了斂財甚至做出不用金銀來流通，用鈔賣鈔的一系列破壞金融市場的操作，導致當權者失去民心，加速了元朝的滅亡。

結語：

最終蒙古帝國最后的大汗林丹汗在位后期分崩離析，蒙古諸部紛紛叛離歸附后金，元朝氣數已盡，存在98年，最終走向了滅亡。

勤于征戰，卻疏于管理，對自己人和外族人區別對待，這才是元朝滅亡的原因。

參考文獻：

《元史》

《志第四十四·食貨一·鈔法》

《元典章》

《刑部四》

《諸殺》

《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