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樂寺里人跡寥寥。在巨大的觀音像腳下，一位來自上海的游客，舉著沉重的單反相機，嘴里不住地發出贊嘆。抬頭仰望，觀音像目視前方，早春的陽光穿透二層閣樓，將巨像上半身籠罩在強光之中。這尊約十六米高的觀音像是國內古代殿宇內現存最大的泥塑像，超過千年歷史，滄桑古意，氣質與一般金身塑像迥然不同。

來到此處的人，多半不是為了燒香，而是為了瞻仰古跡。出身自中國營造學社的著名建筑學家陳明達曾評價：“獨樂寺兩建筑，按現存古建筑年代排列，名居第七，但若論技術之精湛、藝術之品第，均應推為第一，可以說是現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最佳的范例。”在建筑學界，這種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獨樂寺兩座遼構的建筑學成就，是全國古建之冠。

從獨樂寺山門看觀音閣。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獨樂寺觀音閣、山門以及這尊十一面觀音像，均重建于公元984年，即遼代統和二年。在迄今僅存的“八大遼構”中，獨樂寺獨占兩座。

在中國北方，遼代出現在唐朝之后，與五代和北宋并存。遼代建筑最典型的特征，是承襲了濃郁的唐風。獨樂寺觀音閣和山門，便有鮮明的唐代烙印，尤其是觀音閣，比現存“三座半”唐代建筑更恢宏、更復雜、更華麗。今天，若想領略中國古代建筑的巔峰成就，獨樂寺是絕佳去處。

獨樂寺位于天津市薊州區，與天津和北京主城區成三角之勢，距離兩城均有約一百公里路程，至今都不是熱門旅游目的地。但在古建愛好者群體中，“八大遼構”如今已成一條著名的訪古線路，包括天津薊州獨樂寺觀音閣和山門，遼寧義縣奉國寺大殿，河北高碑店新城開善寺大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山西應縣木塔，河北淶源閣院寺文殊殿，分布在遼寧、天津、河北、山西四個省份。“打卡”完這八座古建，可視為一項訪古成就。

作為契丹族政權的遼代，為何成為中國建筑史中一段至關重要的時期？遼代留下的八座木構，又為何代表了中國古建技術與藝術的巔峰？

獨樂寺大設計

2月下旬，華北春寒料峭，從北京站坐上火車，向東一小時，可達薊州站。沿途山色灰黃，大地沉寂，再過一個多月，這一路上將繁花滿途，春色盎然。那正是建筑學家梁思成第一次前往薊縣的季節。

1932年4月，梁思成一行坐上一輛破舊的老式福特車，向北平以東180里的薊縣出發。前一年，日本建筑史家關野貞去往清東陵時，偶遇獨樂寺，推測是遼構，這件事在北平的建筑學界已經流傳開來。

此次“春游”，梁思成的心情很難說是輕松愉悅，一邊是眼下獨樂寺向這個年輕人發起的學術挑戰，而另一邊，炮火聲正從東北逼近。前一年秋天，他首次尋訪獨樂寺的計劃，便是被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挑起的武裝事變打斷，只能作罷。

今天，從薊州站下火車，再開車十公里，便能到達獨樂寺。古寺在一條古街的盡頭，走到寺外，首先進入視野的就是院墻里的巨大屋頂。屋檐深遠，既有宏大遼遠的鎮定，又有飄飄欲飛之動勢。這是一座遼代山門。山門屋頂背后，更龐大、更復雜的屋頂，就是觀音閣。

走到山門中間，從門檻位置邁入，觀音閣正好顯出全貌，山門的屋檐、檐柱和地面就像一組相框，恰好將觀音閣完整囊括。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所所長丁垚發現，山門兩側高大威猛的“哼哈二將”，怒目向下瞪視，目光匯于一點，千百年來無數信眾和參觀者都曾感受到金剛的威嚴，停留在此頂禮。在此處抬頭遠望，目光刺空而去，正好能看到觀音閣二層上，從正中門框內顯現的觀音像雙眼。

獨樂寺觀音閣渲染圖，梁思成繪制。圖/ 《薊縣獨樂寺》

精妙的構思還不止于此。在觀音閣上層，如果順著觀音像目光望出去，便能發現觀音像到底在注視什么。那是數百米之外的白色高塔，一座同樣建造于遼代的三十米高的佛塔。

這是令人贊嘆的大設計。觀音像注視白塔，塔廟相望，不僅讓兩處獨立的建筑有了聯結，空間也被目光賦予了生命力，整座城市滿盤皆活。這就是古人對于空間的理解：空間是有靈性的。

一代代建筑學者面對獨樂寺，不住地發出贊嘆:“和諧而震撼”“難以用語言形容”“無與倫比”……對于建筑知識了解得越多，就能讀懂越多獨樂寺的奇妙之處。第一位親臨此處的中國建筑學者梁思成，則用了四個字概括：無上國寶。

梁思成對獨樂寺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丁垚說，是“唐”。

來到獨樂寺之前，梁思成剛剛完成一篇《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和宮殿》，當時全國尚未發現一處唐構建筑，文章所引的建筑形象，都出自唐代敦煌壁畫。他每天翻閱敦煌畫冊，浸潤在“檐出如翼，斗栱雄大”的浩蕩唐風中，看到獨樂寺觀音閣第一眼，恍如見到了畫中實景。

獨樂寺觀音閣及山門重建的984年，上距唐朝僅77年，而宋代官方建筑制度《營造法式》刊行還得等到119年后。況且，薊北獨樂寺與中原隔絕，梁思成認為，唐代之后幾十年，中原的北宋建筑即便產生了新變化，薊縣也未必能立刻受到影響，因此獨樂寺反而固守著唐代遺風。

獨樂寺山門殿。圖/視覺中國

獨樂寺遼構的發現，在建筑學界引發了一場地震。當人們懷疑中國是否還有唐構幸存時，兩座赫然顯現著唐風的建筑，竟然穩穩地矗立在華北大地上，如此完整，如此動人。當時，獨樂寺兩處建筑是全國發現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筑，唐代佛光寺大殿的驚世發現打破這項紀錄，還要再等五年。

與獨樂寺之重要性相得益彰的，是梁思成當年發表的調查報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這部報告的影響延及今日，其中所用的方法、范式乃至語言，在建筑學領域至今仍有典范意義。那是中國人第一次以現代建筑學方法，解讀這片土地上古老建筑的科學、歷史和藝術價值。

梁思成在這次實地調查中，精準地指出，中國建筑的斗拱猶如西方建筑的柱式，是結構的關鍵，也是用材的度量單位。古建中的無數構件，都以斗拱的尺度為加工標準，這堪稱中國建筑的“終極密碼”。這一天才的發現，解決了研究中國古建的重大問題。那一年，梁思成年僅31歲，剛入營造學社一年，他沒有辜負獨樂寺這次重要發現。

“歷史充滿了偶然。”丁垚對《中國新聞周刊》感嘆道，“1932年，梁先生代表營造學社做的第一次調查，是去的獨樂寺，那是留存的最高水平的古代建筑；1937年七七事變，營造學社南遷前，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在華北最后一次調查，發現了佛光寺，是最完整、最精彩的唐代建筑。90多年過去了，這兩處建筑在中國建筑史中的無上地位依然未變，怎么會有這么奇妙的巧合？就像《中庸》里說的：至誠如神。他們有一顆至誠之心。”

在獨樂寺，梁思成與當地教員聊天時，得知河北寶坻也有一座古剎。兩個月后的夏天，他前往寶坻廣濟寺，見到寺院正中的遼代三大士殿。佛殿已被用作騎兵的馬草倉庫，殿內殿外都堆放著稻草。進入大殿，他抬頭一看，驚訝失語：“梁枋結構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還沒有看見過。”

兩個月之內，接連見到兩座遼構，梁思成直呼，是“一個奢侈的幸福”。可惜兵荒馬亂的年月，幸福轉瞬即逝。1947年，為方便軍隊過境，寶坻縣拆除廣濟寺，拿“破廟”的木料去修了橋。梁思成得知后，悲痛地寫道：“我也是遼代的一塊木頭！”

曾被營造學社測繪而今不復存在的遼代建筑，還有河北易縣開元寺毗盧、觀音、藥師三殿，以及山西大同下華嚴寺海會殿。十三座遼代建筑，五座消失，剩下今天的八座遼構。

追憶豪勁時代

“遼代建筑分為兩種，獨樂寺和其他。”丁垚從事建筑學近30年，遍訪遼構的次數已經數不清，對其中多處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在他眼中，最精彩的始終是這座薊北古剎。

1949年6月，一份《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下發全軍，要求在解放全國過程中按照簡目保護古建筑。這份簡目由梁思成、林徽因牽頭編寫，對現存古跡劃分出重要性等級，最高等級以四個圈表示。

“四個圈”標準極高，全國僅十余處：北京有兩處，故宮和北京城全部；今屬河北的有兩處，趙州橋和廣惠寺華塔；古跡密布的山西也只有四處，佛光寺、應縣木塔、云岡石窟和天龍山石窟……而獨樂寺的觀音閣和山門各標注了四個圈。一處古跡八個圈，全國僅此一處。

自從梁思成1932年從獨樂寺開創中國建筑的科學研究之路，半個世紀后，陳明達在老師開拓的路上繼續向前掘進，陸續完成對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建筑構圖分析和大木作制度的細致研究，探索更為深入精微。兩代學人對獨樂寺的接力研究，體現了一種學術傳承的美感。“他們對獨樂寺才真的是deepseek（深度探索）。”丁垚說。往后，陳明達的學生王其亨，王其亨的學生丁垚，以及丁垚的學生們，前赴后繼對獨樂寺投入心血。

如何欣賞獨樂寺的美？丁垚想了很久，如果不用建筑學專業術語解釋，只能打比方形容：就像一部交響樂，有基調，有變奏，有裝飾，也有重音，梁思成第一次到訪就注意到了，觀音閣上層斗拱就是重音。它的整體設計，致廣大而盡精微，各處細節都彼此呼應，相得益彰，構成一個密不可分且無窮無盡的偉大作品。

建筑結構、塑像和繪畫的整體設計，是中國佛教建筑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建筑的卓絕之處。獨樂寺近十六米高的十一面觀音像，是整座寺廟的核心，觀音閣專為安置觀音像而建，所以建筑本身與塑像體現出很多相互呼應的一體化設計構想。

這種整體性設計，在另一處重要遼構——遼寧義縣奉國寺大殿中同樣鮮明可見。

奉國寺。圖/IC

在梁思成去往獨樂寺的那一年，時值秋天，關野貞在東北又有了一個重要發現——義縣奉國寺。次年，調查文章出版，奉國寺名揚天下。數十年后，導演王家衛在奉國寺為電影《一代宗師》取景，章子怡飾演的宮若梅，在塑像前禮佛，于壁畫間流連，光影明暗之間，奉國寺的絕美瞬間被寫入膠片。

“八大遼構各有特點，比如我們常說，獨樂寺最有唐風，應縣木塔技術最高，那奉國寺就是最具皇家氣派的遼構。”遼寧錦州義縣文化旅游發展服務中心主任于鳳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奉國寺是遼代皇家寺院，極有可能是遼圣宗耶律隆緒所建。奉國寺大殿面闊九間，面積1829平方米，是現存最大、最完整的中國早期（指元代及之前）單檐木構建筑，其面積達到故宮太和殿的 77％。

如同獨樂寺觀音閣是為了十一面觀音像而建，奉國寺大殿就是專為七尊大佛而造。這七尊佛是佛教中的“過去七佛”，坐落在高臺之上，通高九米多，一字排開，攝人心魄。

“遠看，奉國寺大殿就像一個IMAX（電影巨幕），進去一看，七佛像并列在一起，依然是一個IMAX。”丁垚對《中國新聞周刊》形容道。近二十年來，他持續開展對奉國寺大殿的詳細調查，用現代技術手段分析可以直觀發現，大殿的建筑尺度以容納七佛像為標準，并在四周留出禮佛的空間。可以說，巨像雕塑群本身締造了留存至今規模最大的遼代大殿。

更細致的研究，帶來了令人震撼的新發現。奉國寺大殿保存了2400多平方米彩繪，涵蓋多種佛光紋等紋樣。借助三維激光掃描，彩繪整體布局的數據信息呈現出來，丁垚認識到，紋樣的空間布局經過精心設計，是為了描繪一種佛光普照的狀態。揭開這個千年前的大藝術家們埋下的秘密，讓他十分振奮，“看到這一點，就算不白活了”。

奉國寺大雄殿內景。圖/視覺中國

“奉國寺大殿的設計，其實就是遼代設計者用當時的‘IMAX’在實現一種視覺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放大光明，佛光普照，無所不在。”丁垚說。

遼代建筑本身，也呈現出一種外放的精神氣質。用丁垚的話說，遼構風格可以一言以蔽之：沖。所謂沖，就是一種張揚、豪放的姿態，一種熱情、奔放的感染力，一種熱烈、充滿活力的勁頭。梁思成將唐、遼建筑歸為一類，命名為中國建筑的“豪勁時期”，而北宋末年、金、元為“醇和時期”，明清兩代則為“羈直時期”。他認為從單體建筑藝術風貌看，明清建筑已經僵化，遠不如前朝。

何為“豪勁”？從視覺上看，唐遼和宋初建筑的“檐出如翼，斗栱雄大”，就有直觀的豪勁之感。相比之下，宋代之后的醇和風格，則是一種典雅優美的格調。

丁垚說，豪勁之風是從北朝到唐、五代一脈相承下來的，這段時間正是佛教在北方大傳播的時期，云岡、龍門、鞏縣、天龍山、響堂山、麥積山等一系列大型石窟在都城附近開鑿興建。大乘佛教的雕塑群，明確而自覺地以漢晉傳統的秩序與層次擘畫鑿刻出來，開啟了隋唐氣象。所以，豪勁時期是中華傳統建筑融匯了佛教藝術精神的結果，也是北方各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結果。如今《洛陽伽藍記》記載的殿堂已不復存在，但從碩果僅存的石窟中，可以看出一種新時期建筑的空間觀和世界觀走向成熟。

“從云岡石窟到龍門石窟，再到獨樂寺、奉國寺、華嚴寺、應縣木塔等，越來越成熟。六百年的積累，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深厚與博大。”丁垚說，“遼代建筑向前走了一步，抖出了唐代建筑的全部秘密。遼代建筑‘比唐還唐’，將唐的風格更充分、更立體地表達了出來，比如遼構中的塑像就比唐的方式更立體。”遼代建筑在文化價值觀上繼承唐代一脈，而位置偏南的宋代，隨著儒學復興，并吸納南方秀麗的美學，開辟出一條平和優雅的復古新路。

如今，在遼人從未踏足的長江流域，也能看見豪勁遺風。由梁思成設計的揚州鑒真大和尚紀念堂，以及徐敬直和李惠伯設計、梁思成修改的南京博物院大殿，都是按唐遼風格所建。“說一座中國建筑有唐遼之風，這是最高評價。”丁垚說，“鑒真紀念堂就是一座新的‘遼代建筑’。”

1973年，鑒真紀念堂建成，而梁思成已在一年前逝世。那是他生前最后一個建筑設計作品。丁垚認為，梁思成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建筑師，當他探索、打造心目中新的中國建筑之路時，所仿寫的就是中國古代最“健康”的唐遼建筑，就是豪勁之風。

離散與聯盟

2月底的一天，當戎鵬正拿著激光筆，在河北高碑店新城開善寺大殿里講解時，一位游客盯著他許久，禮貌詢問：“您是那位游泳的所長嗎？”戎鵬笑著點頭：“全國都知道咱會游泳了，不會游泳都不能當文保所長了。”

那件事已經成了開善寺最著名的當代“典故”。2023年8月初，洪水襲擊河北，開善寺遭遇有記錄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險情。院內水位最高達2.5米，漲過高臺，從門縫里涌入大雄寶殿內。當時新城鎮已經疏散居民，拉起警戒線，河北高碑店開善寺文物保護所所長戎鵬來到開善寺，見院里已汪洋一片，他二話不說，脫下衣服，就向大殿方向游去。

“我想的是，大殿里如果淹水了，咱用水瓢舀也得把水舀出去。”一年半后，戎鵬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泡水過后，門板膨脹，戎鵬費了老大勁才推開，所幸殿內的水已經退去，但留下一層泥漿。當時新城已經斷電，他借用朋友的電動汽車，連上電線，利用外放電和抽泥設備才將淤泥排干。

開善寺遼代大雄寶殿。圖/視覺中國

一同回到寺里的高碑店市文旅局副局長孫國亮拍下了戎鵬游泳的視頻，傳到網上，“文保所長游泳進殿”上了熱搜，戎鵬突然成了名人，開善寺也名氣大增。如今來到這里的游客，很多都還記得當時的新聞，一眼便能認出殿門上洪水泡過后的黑色印記。

洪水退去后，開善寺文保所立刻開展檢測和修繕，持續一年多。損傷最嚴重的是殿內地磚，已經全部更換，院內也全面整修。左側門板吸水膨脹后，如今依然無法全部打開，直到今天，門板含水量仍然高達正常值七倍，待干透后才能制訂修繕計劃。

八座遼構分散在遼境的四面八方，開善寺是最南邊的一座，也是彼時局勢十分動蕩的一處，能夠保存至今，殊為不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濤說，遼代建筑大致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澶淵之盟”后的后一階段，遼宋文化交流漸多，遼構有向宋構靠攏的跡象。在這一時期，新城一度成為宋遼邊境的交通和貿易重鎮，開善寺可以折射出宋遼邊境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

契丹人原為居于東北遼河上游一帶的游牧民族。公元907年，當垂垂老矣的唐王朝走入它的最后一年，耶律阿保機統一了契丹族八部，隨后建立契丹國。中原陷于五代十國的政局動蕩與頻繁更迭之時，契丹勢力南下，占據燕云十六州，涵蓋北京、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一帶，大舉南擴。

作為游牧民族的契丹，保持著“四時捺缽”的特性，隨季節遷徙。因此，遼代建立了五京：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遼代崇佛，在五京及周邊建立了不少高等級寺院。現今保存的遼代大寺均在五京附近，尋訪完八座遼構，便大體在遼代故土上巡游了一周。

八座遼構中，三座位于山西，分布在遼西京大同附近。其中，華嚴寺和善化寺均位于大同市，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建于1038年，善化寺大雄寶殿年代則已不可考。善化寺里還有一座小型建筑普賢閣，梁思成初來大同時認為也是遼構。遼末大同曾經歷戰火，城內只有少量遼構幸存。

距離大同約60公里外的應縣，矗立著一座傳奇遼構——應縣木塔。這座八角形木塔高約67米，不僅是今日所見中國古建技藝的極限之作，也標志著全世界木構技術的頂峰成就。應縣木塔創建于遼代中后期的1056年，梁思成稱其為“豪勁時期建筑一個輝煌的尾聲”。

2024年6月，八座遼構的保護單位匯集義縣奉國寺，成立“遼代木構建筑聯盟”。同時赴會的，還有五臺山佛光寺、南禪寺兩座唐構的保護單位。遼寧錦州義縣文化旅游發展服務中心主任于鳳雷說，聯盟的長期目標，是推動“8到12世紀初中國木構建筑”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涵蓋唐、五代、遼、宋的典型建筑，都是最古老、最精華的中國早期木構。

近幾年來，民間對古建的關注度急劇上升，孤懸東北的奉國寺也迎來旅游熱。2021年，奉國寺年參觀人次為15萬，2023年增長至35萬，到2024年達到50.77萬。“省外觀眾比例很高，而且從單純的觀光游升級到了文化體驗游。”于鳳雷說，“遼代木構建筑聯盟”有一個短期目標，開發“八大遼構”主題游徑，去年已經開了四期研習班，一周時間深度探訪八座遼構。

閣院寺遼代文殊殿。圖/視覺中國

八座遼構中，開善寺和閣院寺如何開放，還在摸索中。去年年底，開善寺完成災后修繕，試行開放。多年來，開善寺文保所只有兩個人，去年才增加了一名人手。“正式開放就得有安檢、保安、保潔、講解……我們這兩三個人手肯定不行。但很多人慕名而來，我們也不想關上大門，現在只能以試開放的形式，每天開五個小時。”戎鵬說，他一直在推動開善寺打開大門。

戎鵬從2007年起擔任開善寺文保所首任所長，至今已有18年，當年他還是個30歲的年輕人，因為喜愛文物，來此“守廟”。早年，他在院內一間破屋里值夜班，睡覺時有蝎子從屋頂掉到臉上，直到近幾年工作環境才有所改善。

而閣院寺至今尚未常態化開放，是八座遼構中最神秘的一座。

黃昏時節的鐘聲

在保定淶源縣城西南角，有時會聽見一聲雄渾的鐘聲。聲音來自古城墻腳下的一座院落里，一口露天懸掛的紅色鐵鐘。

安志敏抬手拍了拍鐵鐘，鐵鐘發出低沉的嗡鳴聲，打破了院里的寂靜。“很結實，”他滿意地說，“但未來還是應該建一座亭子遮一遮，避免雨淋。”安志敏今年62歲，退休前是淶源縣文物保管所所長。

這口鐘周身布滿的1200多字銘文中，藏著鐵鐘的鑄造年代——遼代天慶四年（1114年）。這是唯一有明確紀年的遼代鐵鐘，也是國內最古老的鐵鐘之一，因為銘文中有“飛狐縣”三字，也被稱為“飛狐大鐘”。900多年后的今天，雖然外表顯露出銹紅色，但鐘體依然厚重結實，堅固無比。

近千年來，飛狐大鐘與閣院寺相伴。1959年，閣院寺文殊殿被天津大學教授盧繩和河北文物工作者發現，成為迄今最后被發現的一座遼代木構建筑。

去年以前，淶源縣文管所辦公室一直在閣院寺里，一間十幾平方米的仿古廂房，就在文殊殿斜后方約30米。安志敏在小屋里待了25年，直到退休。“打開門就能看見文殊殿，院子里比外面至少低兩度，夏天很涼快，但冬天屋里太冷了。”安志敏說。他性格羞澀，但隨著講解的深入，一步步揭秘閣院寺獨一無二的寶藏，他的語氣越發興奮而活潑起來。

閣院寺文殊殿在八座遼構中規模略小，面闊僅三間，建筑質量卻非同一般。殿內的用材都相當厚重，兩根直徑半米的粗壯柱子極高，本可以用于支撐一座更宏偉的大殿。經天津大學和北京大學的碳-14測年研究，兩根高柱為唐代木料，沿用至遼代。著名建筑學家莫宗江曾說，閣院寺文殊殿實際上是大型閣殿的尺度，用材與大同善化寺七開間大殿和應縣木塔相同，相當于《營造法式》中的二等材。超規格的用料使得文殊殿異常堅固，歷經多次地震而不倒，且建成至今，從未落架大修。那些梁柱斗拱，依然停留在工匠安放它們的那個瞬間。

閣院寺文殊殿檐下斗拱宏大，為唐遼特色。圖/視覺中國

這座規模不大的寺院，為何有如此高規格的建筑？“飛狐大鐘”提示了線索。大鐘銘文中出現了一位遼代高僧的名字：正惠大師。正惠大師是兩位遼代皇帝的國師。“閣院寺里能出大遼的國師，可以說明這座寺院的重要性。”安志敏推斷。

站在閣院寺文殊殿前，一整面各式花紋的窗欞十分引人注目。其中兩扇遼代原裝的窗欞，可謂海內孤品。窗欞上鏤空的紋樣，是精心設計的密宗金剛杵、金剛鈴、寶瓶等形狀。丁垚說，去年春天他們有一個最新發現，其中七個鏤空處，還留下了細小的鐵環，極有可能曾經掛過微小的鈴鐺，風起時，鈴聲叮當。最奇異之處，是那些蝌蚪般的鏤空圖形，被辨認出是古老的梵文。“北京大學張劍葳教授曾研究比較東亞古代佛教藝術的梵字遺跡，今天去日本、朝鮮半島，還能看到很多類似實例，但沒有像遼代建筑這樣用建筑來畫畫的，實在太偉大了。”丁垚說。

閣院寺文殊殿的傳奇之處，遠遠不止于此。這座殿最大的秘密，藏在三面墻壁中。今天所見的白色墻壁，是明朝抹的泥灰，但墻腳往上至一米高處，墻皮齊齊剝落，露出壁畫。莫宗江從暴露出的部分判斷，東西兩壁都是四組坐在大蓮座上的像，兩旁各有一個站立的像，一個墻面約15米寬，與后墻相連。這一米高處原本安放著明代塑像的基座，幾十年前，才暴露出壁畫一角。

壁畫最令人驚嘆的驚鴻一瞥，在后墻一側，從約兩米高處，向下剝落了一人寬的墻皮。像是盲盒被拆開一角，幕布被掀開了縫隙，一幅人像上半身由此顯露，服飾上的金色紋飾在昏暗的大殿深處閃著金光，畫面有強烈的“吳帶當風”的唐代遺風。

“可以想象，以這樣大尺度的兩幅壁畫配合原來當中主像雕塑群組，作為這座殿內的主體，和四壁上強大的斗拱所構成的氣勢，是在敦煌也少見的。”莫宗江在《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中寫道。

這處仍未揭開真容的壁畫，當之無愧為國寶級文物。安志敏打開手機燈光，小心地照在壁畫上，感慨地說，幸虧有明代的抹灰，對保護壁畫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層墻皮也無意間起到了藏畫的作用，使其避免了被盜賣、被破壞的劫難。

閣院寺坐落在民居的環繞中，緊貼古城墻的西墻。踏進院落，便有一陣清涼襲來，微風從院落中貫穿而過。平常，院子里只有一名24小時值班的文保員和一條黃狗，最熱鬧的時候，是高校建筑專業師生們來考察學習的季節。

安志敏1997年退伍轉業后，進入淶源縣文管所，沒過幾年，閣院寺文殊殿在學界知名度越來越高，每年都要迎接幾撥高校師生。他總是全程跟隨，偶爾發問，從零學起。專家離開的日子，他在小屋里翻開莫宗江的論文《淶源閣院寺文殊殿》，翻來覆去地讀，讀了整整一年。看到不懂的，隨時起身推開文殊殿的大門，觀察實物。清華大學的徐伯安教授、北京大學的徐怡濤教授、天津大學的丁垚教授，這些著名古建專家，都成了安志敏的老師。素未謀面的莫宗江，更是他的“引路人”。

建筑不僅是一項工程技術，也是一門藝術門類。優秀的建筑有獨特的美學價值，而留存至今的中國古代建筑，通過建筑、塑像、繪畫等藝術元素的綜合呈現，表達著一個時代的世界觀。尤其是這些整體規劃、精心設計、精雕細琢的建筑，安放的不僅是人的肉體，還意圖安放人的精神世界。塑像的注目，壁畫的故事，日光樹影的流轉，鐘聲與鈴聲的交響，裊裊檀香的氤氳……建筑空間里的一切調動人的所有感官，達致一種理想的精神狀態，而這種理想狀態又與文化息息相關。

“我們一個縣城里就有一座遼構，讓別的地方很羨慕。閣院寺雖然不大，但渾身都是文化寶藏，這就是我們的文化資源。”淶源縣文物保管所所長張天波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座院落里的佛殿和鐵鐘，不僅書寫著中國建筑史，也折射著遼代歷史的轉折。

閣院寺遼代“飛狐大鐘”，鑄造于1114年。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天祚皇帝萬歲，親王、公主千秋……雨順風調，民安國泰。”鐵鐘上鑄滿了吉祥話。一口雄渾的鐵鐘，似乎就能護佑江山永固。然而，就在鐵鐘鑄成的當年，完顏阿骨打對遼開戰，一年后建立金國。倏而十年之后，天祚帝被俘，遼代亡于女真人的鐵騎，中國北方改換金朝紀年。

這口鐘鑄成之日，遼代已走入黃昏時節，只是那時還沒有人知道。遼人或許也不會想到，這口鐘和這座殿，將會穿越千年風雨。它們凝固的極致審美與卓越技術歷久彌新。

參考資料：《圖像中國建筑史》梁思成著；《薊縣獨樂寺山門》丁垚著；《義縣奉國寺》天津大學、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義縣文管所編著；《營造天書》王南著

發于2025.3.31總第118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解密“八大遼構”：何以締造中國古建巔峰

記者：倪偉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