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當全球糧食市場因地緣政治沖突而波詭云譎之際，日本的決策者正悄然在農地政策領域落下關鍵一子。農林水產省強化外國人取得農地的審查要件，看似技術性的規則調整，實則暗含日本在糧食安全與主權維護之間的深層戰略考量。這個政策動向，既是應對全球糧食危機的防御性棋局，也是日本農業百年立國之道的當代演繹。

糧食安全敘事下的主權焦慮

日本列島多山臨海的地理特征，塑造了國民對糧食安全的特殊敏感神經。明治維新后確立的“農地農有”制度，歷經百年沉淀為“耕者有其田”的農業基因。當國際糧價因俄烏沖突飆升40%，當全球極端氣候頻發沖擊農業生產，日本的政策精英們自然聯想到1973年石油危機引發的糧食恐慌記憶。這種歷史鏡像投射下，把農地交易與外國人居留資格深度捆綁的政策調整，實質上是將農業資源控制權收束于可預見的國家安全框架之內。

日本農水省此次沒有明示具體居留年限的“彈性規則”，暗含對農業多樣性的深刻認知。北海道水稻田與山形縣果園的耕作周期差異，恰似政策設計中預留的“安全閥”。這種看似模糊的標準，實則賦予地方農業委員會相機抉擇的裁量權，既保持中央政策的統一性，又兼顧地域農業的特殊需求，展現出日本官僚體系中特有的精細平衡術。

資本流動背后的地緣棋局

表面上是規范農地交易的技術調整，深層卻涌動著國際資本博弈的暗流。法國企業購地規模居首的吊詭現象，折射出歐洲農業資本的技術輸出沖動；中國及香港資本的活躍，則映射出東亞農業合作區的經濟互補性。日本政策制定者需要警惕的，不僅是農地轉作別墅用地的短期套利，更是農業產業鏈被外資垂直整合的長遠風險。

日本執政黨內部的擔憂絕非空穴來風。當海外資本以“農業開發”之名行土地儲備之實時，日本可能重蹈上世紀80年代東京土地泡沫的覆轍。這種防范于未然的政策調整，恰似在農業領域構筑“防火長城”，既保持對外資的吸引力，又防止核心資源旁落。

身份政治與農業共同體的重構

要求申報國籍與居留資格的政策設計，不經意間觸碰到現代國家構建中的身份政治命題。在“后民族國家”時代強調農業從業者的身份屬性，看似逆全球化的保守姿態，實則是對農業共同體價值的再確認。當城市化的浪潮席卷鄉村，當農業人口老齡化突破臨界點，用制度設計強化農業從業者的身份認同，成為維系農業存續的無奈之舉。

這種身份強化策略具有雙重效應：對內重構農業從業者的職業尊嚴，對外設置隱性準入門檻。正如中世紀歐洲的采邑制度將土地與身份綁定，現代日本的農地政策正在編織新的社會契約——只有承諾扎根土地的人，才能成為農業共同體的合格成員。

政策棋局的未來變量

在糧食主權與開放市場的天平上，日本政策制定者面臨著精密的校準挑戰。過嚴的審查可能挫傷海外農業技術輸入的積極性，過寬的尺度又難以抵御資本投機。如何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同時，維持農業技術創新的國際通道，成為考驗日本政治智慧的關鍵命題。

更深遠的問題是，當數字農業、垂直農場等新技術重塑農業形態時，現有的農地政策框架是否具備足夠的延展性？當農業從土地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型，日本是否需要重新定義“農業從業者”的身份標準？這些時代之問，將在政策執行的動態過程中逐漸顯影。

站在富士山下的稻田里回望，日本農業政策的每次調整都是對“和魂洋才”傳統的現代詮釋。強化農地取得的身份審查，既是對百年農地制度的守護，也是在新全球秩序中重構農業主權的戰略棋局。當各國都在糧食安全領域筑起新藩籬時，日本的選擇提醒人們：土地不僅是生產要素，更是文明存續的基因載體。在這場靜悄悄的農業主權爭奪戰中，每個國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21世紀的“耕戰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