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古已有之的消費需求，人們今天外出觀光游覽的對象（景區、景點、景觀等），有很大一部分既是歷史時期形成的，也是古人旅游的對象。雖然古人受旅游地、旅游時間和旅游者身份的影響，不可能像當今時代便捷到“說走就走”，但 “人人都有一顆旅游的心”，從皇帝到官員，從士人到百姓，都有自己的旅游生活。那么，古人是如何旅游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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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人皆若狂”

《禮記·雜記下》記載了孔子與他的弟子子貢（名賜，衛國人）之間關于“觀蠟”的對話，提到了百姓的休閑旅游。“蠟祭”是中國一種古老的祭祀儀式，由官府組織，百姓參與，集祭祀與娛樂為一體。有一次，子貢目睹了“蠟祭”盛況后，孔子問他有何感受，他說“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意思是舉國上下，萬人游樂，到了近乎狂歡的地步，他表示很不理解。孔子一語點出活動的真實目的：“百日之蠟，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認為，普通百姓長年勞作，需要片刻的休息，“蠟祭”就是傳統社會給他們提供的娛樂活動，這也是他們主動創造的旅游機會。

古人的出游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交通條件決定了古人主要是近距離的本地旅游，農耕社會的性質決定了旅游時間受農時節令的影響很大，不同群體的社會地位也決定了旅游內容和方式的不同。

普通百姓主要利用農閑時間，集中參加區域性的旅游活動，所以“一國之人皆若狂”的集體出游場面并不鮮見。比如，到洛陽賞牡丹的歷史非常悠久，東漢時期這里已有種植牡丹的記載，南北朝時期已普遍種植，唐朝時期到東都洛陽賞牡丹已變成了狂歡的節日。白居易在《買花》一詩中寫道：“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孫魴在《看牡丹二首》中寫道：“看花長到牡丹月，萬事全忘自不知。”王睿在《牡丹》一詩中描述道：“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牡丹花開有時，賞花不容錯過，甚至出現“人人迷不悟”“一國如狂不惜金”的景象。當年因牡丹而起的旅游熱潮可見一斑。

廟會是普通百姓出游的重要場所。廟會在中國有極其廣泛的分布，尤其到明清時期，市鎮經濟繁榮后，廟會不僅是物資交流的大會，更是百姓娛樂旅游的重要形式。在北京城內，“趕廟”很流行，春節期間的廟會更集中、更熱鬧。每月初三，外城西南的宣武門外有土地廟廟會；初四、初五，內城西邊阜成門內有白塔寺（即妙應寺）廟會；初七、初八，城西四牌樓和護國寺有廟會；初九、初十，內城東四牌樓和隆福寺有廟會。到了正月十五元宵節，北京城的盛大燈市形成了萬人空巷的盛景。這種游人如織的景象，在明清時期全國各地的都邑商鎮都會出現。在河南，登封中岳廟會很著名，“四方進香者絡繹輻輳，商賈赍貨鱗集”。在山東，據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張岱在《岱志》中記：“東岳廟……闊數百畝。貨郎掮客，錯雜其間，交易者多女人稚子。其余空地，斗雞，蹴鞠，走解，說書，相撲臺四五，戲臺四五，數千人如蜂如蟻，各占一方，鑼鼓謳唱，相隔甚遠，各不相溷也。”亦可見盛大的場景、熱鬧的場面。

女性旅游在民間旅游中并不少見，時令節日里廟會上會出現眾多的女性身影。婦女是逛廟會的主角，乾隆《林縣志·風土》對當地廟會有記載：“以祈、以報、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場通商販，以為士女游觀之樂記有之。”女性出游是女性群體的精神追求，也是兩性相悅的需要。宋代之后，一則宋代司馬光和夫人的有趣對話流傳甚廣，“司馬溫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兼欲看游人”形象地揭示了旅游者的心理。類似的記載還有很多，如光緒《南匯縣志·風俗志》記，四月十二日當地有廟會，游人如織，男女混雜：“城隍白夫人誕，商賈云集，廟中演戲，小家婦女排坐東西樓觀劇，浮蕩子弟評頭量足，腆不為怪。”

女性還有專屬的節日，許多地方流行“迎紫姑”“乞巧節”等節俗，女性可聚會、可娛樂，也會交友出行。在許多地方性的社日祭祀活動中，女性也會參與，甚至成為主角。在山西黎城、屯留等地有秋社，“士女走社愈盛”；長子社日士女出游稱“走社”。看似是一種祭祀儀式，其本質上反映的是人們心靈上的寄托與精神上的狂歡，“一國之人皆若狂”，正是他們百日之勞后休閑娛樂帶來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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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巡狩，巡行問人疾苦也”

司馬遷在《史記》開篇的“五帝本紀第一”中記：“王者巡狩，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澤不下流，故巡行問人疾苦也。”意思是自古帝王出游，其目的是監察百官、體察民情和問民疾苦，從堯舜禹到秦始皇，帝王巡游不絕。為保證帝王巡游而修建的道路、修造的馬車和游船，提供的旅途需要的飲食、住宿和娛樂等條件，是不斷豐富吃、住、行、游和娛等傳統旅游服務內容的體現。

帝王出游中，隋煬帝巡游很著名。隋煬帝以天子巡游作治國之道，他在位14年，留居京城的時間不足2年。對于自己的頻頻出游，他的解釋是：“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除南巡之外，他還到北部邊地和東北地區，考察邊塞及長城防御等。為此，他下令數十萬人修建“馳道”“御道”等，以方便出行。隋煬帝的巡游在客觀上對后世有巨大的影響，比如他修筑的大運河影響此后中國千余年；他出行極盡奢華，修造的大船計有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數萬艘，僅送往東都奉迎隋煬帝的船只就有不同等級和形制的數千艘，表明當時的造船技術很發達，客觀上對旅游產生了積極影響。

清代的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都有六次下江南的經歷。他們巡游的規模很大，對此后的旅游風尚有很大影響。他們的巡游都有明顯的政治、軍事和思想目的，意在籠絡江南文人、穩定對江南的統治，同時又都帶有明顯的游山玩水性質。二人都喜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園林藝術。他們仿照南方園林的造園藝術，在北京修建皇家園林，包括圓明園、頤和園等在內的“三山五園”等。

與帝王巡游相似的是官員的“宦游”。唐代詩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說：“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宦游是官員旅游的重要形式。官員較高的政治地位、良好的經濟條件，加之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決定了官員旅游的影響實際上超過了帝王巡游。古代官員任職的“地域回避”，決定了他們需要“千里去做官”，必須進行較大區域的社會流動（旅行）。他們“臨民治事”，職責范圍包括修建道路、整治山河、治理環境、修建公共設施等，這些都與旅游有一定的關系。

“士”為風俗之先，他們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執著，訪友游學，著書立說，像司馬遷著《史記》伴隨著的是極其豐富的旅游經歷；他們秉承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以天下為己任，像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游歷四方，以總結反思明朝亡國的教訓；他們追求科學精神，問學山水，訪古尋幽，出現了許多像沈括、徐霞客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士大夫以文會友，情投意合者，結社雅會，“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誠如明朝人方九敘在其《西湖八社詩帖序》中所說：“夫士必有所聚，窮則聚于學，達則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閑之跡，而忘乎闃寂之懷……古之為社者，必合道藝之志，擇山水之勝，感景光之邁，寄琴爵之樂，爰寓諸篇，而詩作焉。”正是這個道理。

在中國古代旅游史上還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旅行家。他們有代表國家外出行使主權的，也有因宗教信仰、商貿活動，甚至純粹愛好而旅行的。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返回后呈上了一份翔實的出使報告，描述了沿途的山川形勢、地理位置、人口兵力、經濟物產和風俗人情等，對漢朝平定西域諸地、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聯系與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張騫的壯游極大地拓展了中原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出現了“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的盛況。

元代的海運盛極一時，開創了海上國際交流的時代。元朝既出現了馬可·波羅、鄂多立克、伊本·白圖泰和尼哥羅·康蒂等西方“中世紀四大旅游家”來中國的盛景，也出現了中國人周達觀和汪大淵出海旅游列國的壯舉。周達觀奉旨出使真臘，他在吳哥旅居近一年，撰成《真臘風土記》一書，描寫了吳哥城的風土人情、文化藝術和社會經濟狀況，參考價值很高，該書后來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另一位旅游家汪大淵1328年從泉州出發，隨商船浮海游歷數十國，歷時八年先后到達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諸地，后撰成《島夷志略》，為此后中國與海外的交流積累了經驗、留下了珍貴資料。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是中國傳統社會海外旅行的最高峰。自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間，鄭和七次遠航，每次率眾上萬人，行程數萬里，游歷了東南亞、印度洋、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和非洲沿岸3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的遠航經歷和流傳下來的“西洋三書一圖”，對此后中國人的海外活動、尤其是私人海外旅行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除以上帝王、官員、外臣和士大夫外，出于某種職務或職業的需要進行的外出旅游，還有僧侶的游道、商人的貿易和販賣等，共同構成了古代的職業性旅行，它們雖然與今天的旅游性質不同，但其中都有明顯的休閑、娛樂因素，對后世乃至今天的旅游都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留給后人豐厚的文化旅游資源。

如今旅客觀光欣賞的歷史文化風景名勝多是古人旅游時留下的，比如城池建筑、離宮別館、交通驛道、官私園林等。古人的旅游活動還給我們留下了詩歌、游記、傳說、故事以及石刻、方志等豐富的文化資源。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共同創造的燦爛多彩的旅游風俗和文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晶，它們同樣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共同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今人們的旅游生活中持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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