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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些誕生于野外和街頭的極限運動，入奧是一把雙刃劍。“更普及了，但也不那么自由了”，“燃燒冰”老板楊子告訴我，滑板入奧后，不同于家長們的滿懷期待，圈內不看好的聲音更多。

在我接觸的幾位滑板教練同時也是老滑手看來，“自由”，這一滑板文化的核心，正在被消解。

“我不雞就難受”

一圈玻璃，劃開兩個世界。

玻璃內，五六歲的女孩男孩們踩滑板沖上坡道，蕩進碗池，翻飛在空中，落地時擦出清脆的尾音。這樣的恣意顯然無法抵達玻璃另一側。場地外的椅子上逐漸坐滿了家長，兩個媽媽熱聊著最近孩子上了哪些課、拿了第幾名，幾個沉默的爸爸埋頭在手機里，間或接起一個工作電話。

成年人的焦慮卻可以輕易穿透玻璃，將孩子們的笑鬧聲打破。有個爸爸放下手機，起身貼近玻璃，他的眉頭逐漸皺起來，拍著玻璃示意自家孩子，喊道：“這個動作你不是學會了嗎？做呀！”在這家名為“燃燒冰”的老牌滑板店，老板楊子目睹過許多動怒的家長。

事實上，之所以在訓練場地外設一圈玻璃，就是防止家長一時上頭沖進去——現在看來，這是必要的。

場外忙碌的家長里，孫月一直敲著電腦，頭發整齊地梳到耳后，桌上放著給女兒準備好的熱水壺和餅干。冬日她常穿一件沖鋒衣出門，這樣無論是在哪里等孩子上課，她都能安然坐上好幾個小時。

畢竟，她剛過六歲生日的女兒有著同樣忙碌的日程表：每周兩到三小時滑板訓練，此外還有英語（“英語肯定要有”）、數學（“數學肯定要有”）、鋼琴（“得有一門樂器”）、拉丁舞（“女孩怎么著也得學個藝術點的，不能老是極限運動”）、圍棋，以及編程（“我們三歲就上網課學編程了”）。

而這已經是她在女兒上小學后經過百般糾結砍掉三門以后的結果，“精簡半天覺得哪個都不能放，實在是減不下去了”。

孫月女兒練滑板

滑板得以通過孫月“嚴選”躋身七分之一，和近年來國內掀起的極限運動熱有關。2016年，滑板被列為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自此滑板俱樂部和滑板教練在全國各地雨后春筍般冒出來。

與滑板同期入奧的攀巖和自由式小輪車也是一樣的盛況。《2023中國攀巖行業分析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12月，國內有商業攀巖館636家，同比增長31%，另據新華網統計，目前北京的商業攀巖館有超過50家，而在十年前，這一數字還是個位數。

北京上海之外，極限運動也在向中低線城市滲透。如果你有一個想學小輪車的孩子，在溫州、金華、福州甚至是大慶，都可以找到至少一家小輪車俱樂部和數位教練。

滑板教練宋元明記得，中學時她喜歡上了滑板，但那時這個項目還是小眾中的小眾，想上課都不知道去哪里，她只能扒網上的視頻自學。2020年開始，之前的滑手朋友陸續做起了滑板教練，她意識到這個市場的潛力，隨之加入。

看到滑板、小輪車等極限運動潛力的不只是老玩家們和一眾培訓機構，還有無數望子成龍的父母們。這些家長或許說不清楚滑板或小輪車的某個技術動作，但他們知道14歲獲得巴黎奧運會滑板街式第四名的崔宸曦、11歲即參加奧運的滑板女孩鄭好好、18歲奪得中國第一枚自由式小輪車金牌的鄧雅文，也感慨于這些孩子小小年紀便“上大學不愁”。

各種品牌廣告里頻繁出現的谷愛凌，也是極限運動訓練場上經常能聽到的名字，18歲拿奧運冠軍，19歲讀斯坦福，接大牌代言，走時尚紅毯，自然成為家長們口中的佳話。或許滑板小輪車攀巖就是下一個滑雪呢？他們暗暗期待著，暢想著。

孫月的女兒，三歲第一次踏上滑板，如今已經是滑了三年的老學員。和很多不喜歡被用“雞娃”形容的家長不同，孫月爽朗地笑稱，“這就是我特喜歡做的事，我不雞就難受”。

平時她最大的樂趣有二，一是研究有什么課可以給閨女報，二是琢磨這么多課怎么排。十月底時，她已經排好了寒假的課表，看著一整張Excel表被標記得紅紅綠綠的，孫月覺得“特有成就感”。

不久前，女兒學校開家長會，中午就放學了，孫月覺得“不上點什么練點什么就浪費了”。她的目光投向了滑板，日程表上的空白下午被迅速填上。

孫月女兒練滑板

在極限運動圈，孫月的雞娃程度只是尋常。這是深圳的陳斐一家近半年來每個月為小輪車付的賬單：一對一教練，每天陪同訓練至少三小時，每月三萬；一月一次的異地集訓，每次七到十天，每天僅訓練費一項就要四千多；還有到各地參加比賽的路費住宿費，自己搭場地的費用……林林總總的項目加起來，每個月平均開銷五六萬起。

名校數學專業畢業的她，將鉆研數學時的嚴謹和傾情投入一比一復刻到了女兒的小輪車學習上。

極限運動雞娃這道光譜上，陳斐無疑是一個極值，更多的家長在中間搖擺，徘徊。一起學小輪車的孩子家長中，不少人對陳斐的高投入議論紛紛，有好奇的，有說她破壞價格體系的，還有說她為了卷成績不擇手段的。陳斐一笑而過，“學這個，孩子想往前走，這些錢就必須要花，省不掉”。

也有家長選擇站在光譜另一端。我在“燃燒冰”等候區見到設計師嚴羽時，她正在讀《莊子》，身著咖色羊絨衫和牛仔褲，柔順的中長發搭在肩上。

她告訴我，兒子學滑板三年多，一共只花了兩三萬。

談到身邊卷滑板的家庭，嚴羽顯露出明顯的不理解。有個孩子學了一年滑得跟她兒子三四年水平差不多，她說，“但算下（練習）時長你就明白了”——恨不得一年花365天、一天花好幾個小時地練；找好幾個教練，每個教練都抓不一樣的地方；滿北京奔波，找各個場地練；一年光在滑板上就花了小十萬。孩子進步神速，父母在家長群里驕傲地宣布：我家孩子在北京某某比賽中斬獲前十，附上獲獎證書和獎杯的照片。

“十萬八萬買一證書，”嚴羽問我，“你不覺得這事兒怪怪的嗎？”

卷家庭

卷極限運動，首先你得有錢。

上海小輪車教練趙強的課一小時300元，在業內算是一個中等偏低的價格。為了引流，他曾試著讓價格更親民一些，各種課包優惠都算上，課時費一度降到了接近150元，“和籃球課差不多”。

那陣子，來俱樂部咨詢的家長明顯多了 。還沒高興多久，趙強很快發現，這些被低價吸引來的家長很少會成為真正的客戶。

小輪車的風險首先讓他們卻步：以為只是讓孩子騎個自行車，沒想到是個極限運動，孩子摔著碰著了怎么辦？再聽到一連串要購置的裝備用具和后續的費用——一輛車兩三千，全套改裝完要兩萬，隨著孩子長高需要每兩三年換一次車，頭盔和護具也不能少，一頂好的頭盔也得兩三千——這些家長的嘴角一點一點沉下去。“我們再考慮考慮。”他們揮手離開，再沒來過。

沒多久，趙強就將課程改回原價，徹底放棄了這種獲客方式。他得出結論：“學小輪車，還是需要家里有一定的經濟實力。”

卷極限運動，你還得有舍得花錢在“玩”上的松弛感。

做滑板教練四年，宋元明見過很多淺嘗輒止的家庭。家長抱著“上一節課就學會一個動作”的期待來，最關心的是“以后能學成什么樣”，上了五六節課之后看成果寥寥，決定還是學點別的。與之相反地，那些長期穩定學下來的孩子的父母通常會告訴她，“孩子喜歡就好”、“重要的是別受傷”。

在一所新一線城市教滑板的李冀冰也有類似的觀察。性價比，是前來咨詢的一些父母最關心的問題，“為了玩花這么多錢，值嗎”，他們陷入糾結。遇到這樣的家長，李冀冰都會勸他們，覺得不值就不要報名了，“因為滑板就是玩的東西”。

他還注意到，讀國際學校的孩子、全職帶娃的媽媽以及開公司的爸爸，是那些長期跟著他上課的學生中最常見的家庭構成，很多接送孩子的車都是“奔馳寶馬路虎這級別的”，一句話總結，“沒有差的家庭”。

這其實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無論是滑板、小輪車還是攀巖，在一線城市上一節班課三百起步，五六百是平均價，一對一價格乘以二，如果想找頂級教練，費用甚至可能飆到一小時近兩千。

而這只是上課一項，此外還有需要定期更換或升級的用具、到各地參加比賽和集訓的路費住宿費.....用滑板教練宋元明的話說，“要是普通的工薪階層，每個月掙七八千，怎么可能花兩千讓孩子學極限運動”。

階層。

在和八個學滑板、小輪車或攀巖的家庭深入交流的過程中，我看到了這個詞的具象體現：

這些家庭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還有一個家庭住在嘉興，為上小輪車課每周自駕往返杭州三次）；

幾位70后、80后父母的職業包括但不限于中學老師、高校老師、教培老師、企業高管、醫生、設計師和數位全職媽媽；

孩子們都還在上小學，但他們學極限運動的時間并不短，最長的已有四年；

八個家庭中七家有著讓孩子（最晚）從大學起出國讀書的計劃；

一半的家庭有不只一個孩子；

而當談到這些年在任一極限運動上的投入，一年五到六萬是幾個家庭的平均值，開銷最大的是陳斐一家，在小輪車一項上累計已花了小三十萬。

這一點從極限運動職業選手的成長軌跡中也可見一斑。谷愛凌登頂冠軍后，和她的故事一樣廣為流傳的還有她媽媽的經歷：北大本科，斯坦福MBA，也是前北大速滑隊員兼滑雪教練。

再看巴黎奧運會上獲得滑板街式第四名的崔宸曦。她的父親曾任山東省輪滑協會副秘書長，現任濟南市滑板隊教練，還是一位滑板一級裁判，在當地經營著一家滑板店。

“比如像跑步或者游泳，純粹卷孩子，田徑你叭叭跑就行了，游泳你叭叭游就行了，有沒有錢都無所謂對吧？但要說小眾的，就是卷家庭、卷錢、卷資源。要是你家里邊財力人力不夠，你怎么追著教練追著場地去練，”嚴羽一語道破了這類極限運動的特殊之處，“一樣在卷，只是換了個東西卷。”

歸根結底，卷極限運動，你最好是個有退路的家庭。

卷學習，對這些家庭來說似乎已經是上個世界的話語。鄭輝在浙江一所初中任體育老師兼管德育，談到兒子的學業，他說，“學習成績不是第一位的，過分卷反倒得不到一個好結果”。

嚴羽則看得更淡，表示完全可以接受兒子不上大學，在她看來，好好學習和考一個好大學本就不應該聯系在一起。

圖源pixabay

但嚴羽和老家的朋友聊天時發現，在那座二線城市，家長們在孩子的學業上比北京上海的家長要“卷得多”：許多五六年級的孩子已經學完了初中課程，家長之間討論的全是報什么語文課英語課，甚至還有專門的單詞課，“花6000塊錢背6000個單詞，多夸張”。至于滑板、攀巖、小輪車？他們沒聽過，也不感興趣。

兩類家庭之間差異的來源，或許可以用“兜底能力”，這個“海淀媽媽”陸琪多次提到的詞來概括。她家女兒從一年前開始學攀巖，現在每周上兩節班課（備賽期間一周三節）、一節私教，寒暑假有集訓，還時不時去外地參加參加比賽，到日本刷刷館。

她坦言，之所以愿意讓孩子花這么多時間精力在攀巖上，是因為自己早早準備好了一套學區房，這意味著女兒從小學到初中都有了兜底的學校，“雖然不是‘六小強’那種特別好的，但也是還不錯的學校”。現在女兒剛八歲，但陸琪已經考慮過高中的事，“（要是學習）實在不行，我們走國際路線也是可以的”。

出國，也是陳斐給九歲女兒規劃好的兜底方案。談到小輪車和學業之間的沖突，這個隨著孩子年齡增長勢必會出現的問題時，我問陳斐是否會棄小輪車、保學業，她的回答來得干脆，“不會，我們可以換一個體系、換一個賽道去升學”。

“只要父母覺得自己有這個錢，能兜這個底，前期孩子就可以輕松一點，這樣的家長也都心里有底兒，他不太慌，”陸琪總結，“但如果家長不行，我覺得就別搞七七八八的了，還是把孩子摁回學校，好好學習吧。”

“怕她受傷，摔了又本能地讓她堅持”

“孩子喜歡。”談到學極限運動的原因，幾乎每個家長的第一句話都是如此，接著他們會補充，“總得學一個運動”。而當繼續問下去，你會發現，孩子們眼里酷炫的極限運動，對家長們來說有著同樣簡單明了的意義：磨礪心志。

七月末，巴黎，鄧雅文騎小輪車沖上跳臺，飛至高空，時間仿若突然靜止，她在空中握住車把，腳從踏板上移開，車以極快的速度在空中旋轉兩個360度后再次回到身下。一個近乎完美的兩圈神龍擺尾。同一時刻，鄭輝一家正坐在嘉興家中的電視前觀看比賽，兒子激動地喊道，太酷了，鄭輝拍拍孩子的肩，“你要學習鄧雅文姐姐的精神，不怕吃苦，不怕困難”。

這樣的對話在鄭輝家經常出現。陪兒子學小輪車這四年來，他總是“寓教于車”。每次兒子在學習或者生活中犯了錯，鄭輝都會舉練小輪車時的例子教兒子：出發之前要把流程想一遍，要關注每個動作的細節，還要注意動作之間的銜接，“學習生活不也一樣嗎”。

郭愷是一個有三年小輪車車齡的男孩的爸爸，在他看來，孩子學極限運動，家長也得“放得開”。兒子一個動作沒做好，摔了，他不會馬上跑過去看，而是在旁邊站幾分鐘，看看他是怎樣的狀態，大部分時候就讓兒子躺地上緩一緩再自己起來，“外傷痛一下就痛一下，讓他自己學會堅強”。

郭愷兒子練習小輪車

“你的思考能力、堅強的品格培養好了，再去做任何事情都很簡單。為什么體育是培養一個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這個原因，”鄭輝講起來頗有心得，“我一直跟我孩子說，你連身體上的苦都受不了，怎么可能受得了學習上的苦？”

但極限運動的苦不是簡單的破點皮、流點血那么簡單。極限的另一面是風險。

拿到奧運金牌后，鄧雅文曾在采訪中回憶練小輪車七年來受過的傷，包括但絕不限于左腳趾骨骨折、右肩肩膀反復脫臼、膝蓋上一塊肉因傷而失去知覺。她還短暫性失憶過。備戰2021年全運會時，她從一層樓高的空中摔落到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地上，瞬間她的記憶一片空白，后來聽教練說，她無意識地哭了好幾個小時。

想磨練意志，就得面對孩子隨時可能受傷的風險，這是每個學極限運動的家庭避無可避的矛盾。陳斐用一句話形容這其中的糾結心態，“怕她受傷，摔了又本能地讓她堅持下去。”

學滑板的風險也類似。三年來，嚴羽兒子胳膊腿青一塊紫一塊是家常便飯。一個月前，孩子訓練時沒掌握好平衡，被一米多高的桿子絆倒后摔到地上，出現了輕微的腦震蕩，當天晚上吐了好幾次，兩天吃不下飯，一個星期后精神狀態才稍微好轉，腿上的外傷則到現在都沒有完全養好。

“如果長期練下去的話，你怎么保護他，（對于受傷）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這也是為什么我不想讓他走職業道路，因為完全保證不了（不受傷），也做不了準備，”談到不久前的這次經歷，嚴羽仍然心有余悸，“除非你做好了他可能會死或者終身殘疾的準備。但是要是個當媽媽當爸爸的都能做到這種準備了，我覺得這個東西你也別玩了。反正我沒有仔細想過，不敢想。”

嚴羽兒子練習滑板

陳斐也希望盡可能地提高安全性，所以她每個月花三萬請一對一的教練，保證孩子身邊時刻有專業人士保護和指導，不會冒進，遇到危險能避開。每次賽場上她也是提心吊膽，還曾在比賽時專門找心理咨詢師，就怕孩子因為心態波動的一念之差出現危險。

那是在去年小輪車全國聯賽的一場分站賽上，女兒有一個后空翻的動作，平時訓練時都做得很好，不知怎的，那次賽前卻一直說，媽媽我害怕，我覺得我做不好這個動作，但不做就拿不到獎牌。

陳斐聽得感覺心都被緊緊攥住了，她知道，小輪車最不能有的就是怕，一怕，就危險了。到了初賽那天，女兒做了兩次都失敗了，第二次直接被擔架抬了出來，萬幸只是摔到地上后震了一下，并無大礙。看著擔架上疼得哭成一團的女兒，陳斐的心情糟糕透了，“我真想幫她，但不知道該怎么說，怕說錯，怕反而更干擾她”。

第二天就是決賽，當晚陳斐馬上聯絡了長期合作的一位心理咨詢師。2000元，咨詢師和女兒聊了三四十分鐘。“雖然聊不出什么來，但至少能讓小孩轉移一下注意力，放松一下，”陳斐說，“我自己心理上也有一個安慰，（知道）我已經做到位了。”

陳斐女兒參加小輪車比賽

只是，“練到一定水平，不受傷才奇怪”，陳斐說，女兒最近就在養傷。一個月前，孩子扭傷了腳踝，腫得厲害。陳斐一開始有點著急，“這么久都練不了了，那不是破壞了我們的計劃”。后來她又想，其實慢下來也挺好，這一個月也有很多事可以做，可以學攀巖練臂力，可以練圍棋，還可以把學習搞出來。

在小輪車圈內，當孩子到了比較高的水平，像她這樣重視體教結合的家長是少數。有次到安徽比賽，當地一個教練看到她在練車間隙還盯著女兒練圍棋、學英語，很奇怪地問她，你怎么還給小孩子學那么多東西，我們這邊小孩都不學習，學不進去的。

陳斐無法認同。她心里始終徘徊著一個“萬一”：小輪車練到后面，萬一傷重，運動生涯結束，孩子拿什么養活自己？她決心幫孩子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好，把后路都想好：你要玩到什么水平？它能不能給你帶來好處？它值不值得成為你未來的職業？除了這個項目，你未來還能做什么，得做哪些準備？都得想，每天想。

“就算是這個行業走不下去了，以后也可以換賽道，可以走學術，可以走圍棋，最后還是有東西能兜住她，”談到這個時時掛在她心頭的問題，陳斐的語速變快，聲音愈發懇切，“家長就是孩子的經紀人，一定要幫孩子把一切都規劃好，一定要把她引上正道，是吧？”

從小眾中“卷出來”

其實，陳斐起初并不支持孩子學小輪車。“第一，我們對孩子從來沒有過這個規劃。第二，小輪車對孩子未來的學業和事業方面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女孩還是要練鋼琴，要練舞蹈，對不對？”

只是有些事規劃不來。女兒性子“野”，對鋼琴舞蹈都不擅長。圍棋也曾是陳斐為女兒規劃的方向，這似乎是相當順理成章的：她和丈夫都是從名校數學專業畢業，孩子是在醫院測過的136的高智商，在圍棋上出成績也相當快，八歲就已經升到了圍棋五段。還有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圍棋對升學有著明確的利好，深圳四大重點中學都留有圍棋特長生的位置。

唯一的變數是女兒對小輪車的喜愛。

六歲時看見有人騎小輪車，她試了一下，“從此就一發不可收拾了”，經常上完課不肯走，一個人悶頭研究動作。看著女兒每次騎完車大汗淋漓的暢快樣子，和下圍棋時是截然不同的神采，陳斐想，那就讓她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她考慮的也不只是興趣。正因為圍棋和升學綁定，賽道越來越卷了，陳斐說，她也沒有讓孩子堅持下去的動力了。

幾乎是必然地，我采訪的每一位家長都和陳斐一樣考慮過孩子所學項目對未來發展的幫助。項目小眾，就意味著和升學相關的政策和通路尚不明朗。我和幾位滑板或小輪車教練聊起這個問題，他們大多有些含糊，“反正你足夠強就可以”。但也有一些家長從小眾中窺見機遇：小眾是極限運動的門檻，也是其優勢所在，因為更可能“卷出來”。

“在咱們國家就得搞小眾的項目，”鄭輝語氣篤定，“我就是一個想法，你要想出類拔萃，就要做別人不會的。”

沈云兒子練習小輪車

不是沒考慮過更大眾的運動，只是，“別的項目都太卷了”，郭愷說。他家在杭州，游泳是當地的大項，“你想想看全浙江全杭州一年有多少孩子去學游泳”。沈云一家也在杭州，她兒子學小輪車的同時還加入了校游泳隊，“但游泳對來我們說更多是一個強身健體的項目，游得好的孩子一周都是七練八練的，我們實在沒法比”。

郭愷覺得，目前小輪車還處于起步階段，“如果想往上走很有希望”。現在他在等待。等待著小輪車的浙江省隊、杭州市隊成立，等待著和升學有關的政策進一步明確，也等待著孩子長大，“我相信等他長大了肯定有很多大學會招，（練了這么久，）他至少會走在前面”。

郭愷兒子練習小輪車

或許郭愷不用等太久。隨著入奧、入全運會，滑板、自由式小輪車、攀巖都已成為高校保送和體育單招的項目。2022年，這些極限運動也都作為新興體育類運動被列入了最新版的《義務教育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以選修課的形式走入中小學。

以滑板為例，“燃燒冰”老板楊子告訴我，這兩年他經常參加“滑板進校園”的活動，還和幼兒園時有合作，《滑板課程學生運動能力測評規范》和相關教材的制定工作也自去年五月以來陸續開展。

只是，想從這條小眾的賽道中“卷出來”也絕非容易。比如自由式小輪車，2024年體育單招中招收這個項目的高校僅有五所，其中四所面向一級運動員及以上人群，三所限定考生為現役專業隊運動員，而一級運動員意味著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全國聯賽總決賽、全國青年錦標賽的前三名，全國青少年 U 系列錦標賽、冠軍賽的前兩名，或是省級運動會、錦標賽、冠軍賽的第一名。

換句話說，只有取得最頂尖的成績才可能換來對升學的實際助力，而想要走到這一步，孩子的天賦、家庭為之的投入也要一樣頂尖——這正是不少家長還在觀望的原因。

也有的家長已經做好了卷下去的準備。當我和郭愷聊起來前路的艱難，他幾乎沒猶豫，“反正只要有機會肯定去。就是我們再沒有天賦，肯定也要搏一搏”。

郭愷兒子練習小輪車

最后的問題是，卷出來的終點是哪里？

可以肯定的是，對大部分家庭來說，答案不是成為一名職業選手。即使是孩子成績已經達到一級運動員標準（但尚未達到最低評定年齡）的陳斐家，對女兒在小輪車上的規劃也是“半職業”。“太難了”“太苦了”是最基本的理由。還有好幾位家長談到了在中國從事職業體育和學業發展之間只能二選一的困局。

關于這個問題，嚴羽也問過身邊那些在滑板上一年花個十萬八萬的父母，“他們從來說的都是不走（職業）”，但再問更多的對方就回答不上來了，這讓她意識到，“其實他們自己也沒有想清楚，就覺得我家孩子要比你家孩子厲害，學習上是，運動上也是，至于為什么，他們也不知道”。

嚴羽并不反對卷。她不認同的是“亂卷”。

失控

在上海一個滑板場，一個男孩朝父親走去，近乎自然地跪下，接著父親連踢三腳，直奔孩子的頭和胸口，男孩的哭聲隔著很遠依然聽得清晰。去年九月，這段視頻在滑板圈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根據網絡上流傳的這位父親后來在板友群中的解釋，當時男孩在練習尖翻飛人字坡，父親覺得孩子“總是頭腦發熱地練習”，所以讓他冷靜一下”。

嚴羽也刷到了這個視頻，被氣得不行。她想起之前在首鋼極限公園見到的一對父子。男孩的個子比較高，應該是上六年級或初中的年紀，但練的動作都比較初級，看得出玩滑板的時間不長。當時滑板場上還有幾個小孩在練drop-in。

看著比自己兒子小不少的孩子一個個劃出漂亮的弧線，男孩的父親似乎受了刺激，也把孩子拉到U池邊，命令他，“你給我站在這兒，給我往下踩”。男孩的眼神里透著害怕。最后，實在拗不過父親的要求，男孩做了，沒有意外地重重摔了。嚴羽當時站在一旁，覺得地都震了一下，“你就知道他摔得有多疼”。后來這個父親大概是覺得沒面子，把孩子拽著衣服拉走了。

每次在滑板場見到這種對孩子動輒打罵的父母（主要是爸爸），嚴羽都想，“但凡他們自己試著做一做，或者稍微有點同理心，換位思考一下，也不會這樣要求孩子吧”。還有一些家長讓她覺得“特別幼稚”。

和兒子一起玩滑板的同學里，有個孩子滑的時間短但是練的強度很大，所以效果也好。一次比賽前，他爸爸說其實自己不想讓孩子參加，嚴羽不解，又聽對方解釋，“我想等明年他練到更好的程度再比，然后一鳴驚人”。回憶起當時的對話，嚴羽笑道：“一鳴驚人，你要驚誰？”

圖源pexels

當雞娃進入極限運動訓練場，酷炫的動作激發的不只是孩子們的多巴胺，還有父母們的期待、焦慮、好勝心與攀比欲。

在孩子學習上相當佛系的“海淀媽媽”陸琪，也曾陷入過這樣的情緒黑洞。那是在女兒學攀巖半年后。開始時女兒進步很快，半年就從0爬到了5.10a的難度線，陸琪驚喜又欣慰，覺得孩子很有天賦，或許有機會成為最Top的選手之一。但后來長達三個月的噩夢恰恰就是始于這種期待。

隨著女兒開始參加比賽，在賽場上，陸琪看到了什么叫做真的有天賦。不巧那時女兒進入瓶頸期，怎么練都看不到進步，難度線一直卡在5.10，比賽成績也總是10名左右。她的心態不知不覺開始改變。

現在回想，陸琪覺得自己對孩子是陷入了“高要求，低支持”的怪圈：她一改佛系態度，先是加量，一遍不過練三遍；一旦不過，還會對孩子發出三連問——你為什么這條線沒過，是不是當時心里放棄了，是不是教練教的方法沒記住？

讓她意識這樣下去不行的是孩子狀態的變化。之前一到訓練時間，女兒就高高興興地喊著要去，但那段日子每次都緊張到肚子疼。最讓她難受的是女兒的眼神。一條線沒過，掉到墊子上，孩子第一反應是回頭看她，怯怯地。那一瞬間，陸琪想，“我的天，我得是個多大的壓力的存在”。

現在，她努力做一個“高支持”的媽媽：女兒沒做好，她也會豎大拇指，“沒事兒，下次肯定就過了”。女兒也不會在失敗后先看她的臉色了，而是繼續專心琢磨路線怎么走，或者是找其他小朋友討論。當然，“高要求”不變，“咱們不用前五前三的，但至少要在前30%的水平，要專業，要精進”。

“我家孩子有天賦”這個念頭的魔力，陳斐也體會過。女兒學小輪車三年半，前三年，她家每個月在小輪車上的開銷不過兩三千。轉折點出現在去年五月。

陳斐在上海一場比賽上遇到了一位前國家隊主力車手，對方看過她女兒的表現后說，你家孩子很有天賦，不要局限于全國比賽，應該放眼世界級比賽，“她是可以拿奧運冠軍的”。將信將疑，陳斐說，全國前三就夠了。沒想到，女兒跟著這位前國手練了不到三個月便拿到了她的第一個全國冠軍，陳斐開始信了，“是教練教得好，但是話又說回來，他教其他人也從來沒這么快教出過這么好的成績”。

三個月內，接連拿下三場全國大賽的冠軍，女兒沒讓陳斐失望。當我們聊到天賦的限制，她的語氣里是掩飾不住的驕傲：“我很不謙虛，我覺得我孩子是非常有天賦的，看不到上限，這可能也是我堅持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找不到比她更厲害的孩子了，我覺得我們有能力走到最頂端。”

但還有些壓力很難對外人言說。為孩子學小輪車的事，陳斐和孩子爸爸、外公外婆吵過不知多少次，甚至還鬧到過社區。他們說，“太危險”“天天不搞學習搞小輪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陳斐的倔脾氣也上來了，“小孩是我生的，那就得聽我的。只要她喜歡，愿意探索，我能做的就是支持”。

家人都不支持的情況下，現在，陳斐一個人承擔著孩子學小輪車的龐大開銷。作為教培老師的她每天工作時間短則12個小時，長則20個小時，咖啡、魔爪和清晨的鬧鐘是她生活里的三件套，“要賺錢，要養家，要把小孩顧好，這是必須的”。

“你為了孩子吃了那么多苦，付出了那么多，還能對她一點要求都沒有嗎？我不相信，所以我能理解所有家長的變態要求，”提到這些，陳斐也不禁感嘆，“有時候我自己也怕，就擔心付出太多，我會不會對小孩有變態要求？我時不時就想一想。”

誠然很難，但父母能做的或許只有盡力調整自己的心態。“沒有一個大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別人差，這是作為父母最難接受的事情，但競技體育就是會把這種結果赤裸裸地擺在你面前。你只能去直面那種挫敗感、那種絕望，”陸琪這樣總結自己改變的心路歷程，“大家老說跟自己比，我之前都覺得這是句空話，人怎么可能只跟自己比？孩子練了競技攀巖之后，我才發現這是句再實在不過的話，因為你比不過別人。但不能這么去比的。你只能說我們踏踏實實地練，把能做的都做到了，孩子比原來的她自己更好了。而這個時候，你就應該為她鼓掌了。”

孩子們

讓我們拿掉“雞娃”“卷運動”的標簽，重新看待這些極限運動。借助繩索和釘子，19世紀歐洲的登山者們征服了無法靠腳力企及的高峰，從此有了攀巖；1960年代的美國，負擔不了越野摩托車的孩子們將自行車改裝，于是有了小輪車；被稱為極限運動鼻祖的滑板則誕生于1950年代的美國街頭，公路、斜坡、欄桿、扶手、臺階都是滑板少年們可以自由馳騁之處。

對于這些誕生于野外和街頭的極限運動，入奧是一把雙刃劍。“更普及了，但也不那么自由了”，“燃燒冰”老板楊子告訴我，滑板入奧后，不同于家長們的滿懷期待，圈內不看好的聲音更多。在我接觸的幾位滑板教練同時也是老滑手看來，“自由”，這一滑板文化的核心，正在被消解。玩滑板17年的李冀冰解釋，滑板成為競技體育的一個比賽項目之后，就必然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面臨打分、比較，追求一定時間內規定動作的完成度和成功率。“體制內運動員和滑手是兩個稱謂，（做的）也是兩種運動了，”李冀冰說，“一個是練，一個是玩。”

這不是這些老滑手們最初喜歡上的滑板的樣子。他們喜歡的是在不同地形上飛躍的快感，是創造出各式動作和線路的趣味。李冀冰曾經也想讓自己的孩子體會這份自由，女兒兩歲多就在他的熏陶下開始玩滑板，但后來不喜歡，放棄了。不過他不覺得可惜，“玩滑板本來就是一個自由的事，如果為了自己的想法強迫孩子去滑，成了一個工具而不是愛好，反而是背離了滑板的精神”。

這兩年，看著越來越多因為急于出成績而打罵孩子的家長出現在賽場、訓練場上，李冀冰經常想起來自己剛玩滑板的時候，那些年，大家都很快樂，他慨嘆，“現在的滑板已經不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滑板了，以后，這種快樂的感覺可能就會慢慢消失了”。

極限運動放大了家長們的競爭欲與得失心。好在，對于孩子們來說，事情要簡單得多。

他們在乎的是同伴間的互相支持和鼓勵。小輪車課上，有人做成了一個動作，所有孩子都會一起歡呼，沈云覺得，“那種情緒價值比家長給的還要高”。陸琪也有類似的感受。攀巖訓練時，即使是爬得最差的小朋友也能找到一種歸屬感，坐在底下給最強的小朋友大聲加油，沒有自卑，沒有嫉妒，“因為孩子們都知道這個事情很難很難，大家把手伸出來一看，都磨得全是血，可以說他們是最能理解彼此吃的苦的人”。

孩子們也都很珍惜在這個過程中締結的情誼。沈云兒子建了一個“小天才騎車”微信群，把一起練小輪車的小伙伴都拉了進去，經常在里面分享練車的視頻。不久前過生日，兒子對她說，我不要什么生日派對，和俱樂部的小朋友們練完車后一起吃吃蛋糕就可以了。看著兒子說“我的朋友都在那里”時滿足的樣子，沈云覺得，孩子在小輪車中找到了自己。

沈云兒子練習小輪車

孩子們對成敗得失的理解也時常讓大人們感慨。一次比完賽，女兒突然對陸琪說，媽媽，我覺得我不是特別有天賦的那種孩子。陸琪心里一驚，說，你現在爬得很好，怎么會覺得自己沒有天賦呢？女兒解釋，我沒有別的小朋友靈活和輕巧，爬起來更吃力。

剛想說幾句安慰的話，陸琪就聽到女兒又說：雖然我沒有天賦，但是也沒關系，我也有我的優點啊，比如說我的個子高、我的耐力強、我比別人更能堅持，所以我也可以做得很好，以后還能做得更好。看著女兒像小大人兒一樣客觀地分析自己的不足和優勢，陸琪把之前想安慰女兒的話都咽了回去，覺得自己根本無需多言。

有的時候，甚至是孩子們在教大人如何做更好的父母。有一個場景一直印在陸琪的腦海里：一次攀巖訓練時，女兒有個點沒抓好，啪地一下掉了下來，“怎么會失誤”這個問題已經到了陸琪嘴邊。還沒等她走過去，一起攀巖的另一個女孩先跑到女兒身邊，胡嚕了一把她的頭，笑瞇瞇地說，“沒事，別緊張，下把就過了”，本來哭喪著臉的女兒也笑了，還給自己打氣，“我再試試，我沒問題的”。

陸琪站住了，靜靜地在后面看著，一瞬間特別想哭，“那才是一個真正的陪伴”。后來，她也會在女兒沒做好的時候揉揉她的腦袋，爬得好的時候和她擊個掌、碰個拳，就像孩子們之間一樣。

當把屬于成年人世界的比較和得失都剝去，很多孩子在自己身上還原了極限運動最本真的一面：快樂。

那日在“燃燒冰”，我還遇到了一位卷過但已不想再卷的“海淀媽媽”。她告訴我，滑板是女兒“唯一一個出門不用叫”的課，一大早孩子就催著她過來。那個上午，我們坐在滑板場旁，聊到了她身邊家庭上的那些五花八門的培訓班，也聊到了一個媽媽身處其中的無奈和疲憊。“看孩子們每天就是背著包去上課，眼睛也不好，身體也不好，動不動就感冒，”她側頭看著場上和教練一起大笑的女兒，聲音越來越低，“關鍵是，孩子們都不開心。”

我也轉頭看向場地里的孩子們。他們跳躍、旋轉、翻騰，臉龐被興奮染紅。我想到了在報道中看過的鄧雅文與小輪車結緣的故事。2017年，現任中國國家自由式小輪車隊主教練吳丹到四川瀘州市業余體校選材，放小輪車的賽事視頻，有的孩子說好酷，有的說好危險。本要被選去練標槍的鄧雅文也看著屏幕，時隔七年后吳丹還記得，那時她的眼里有光。

這樣的光，我見過。我問孫月的女兒，為什么喜歡滑板？在媽媽期待的目光里，她想了好一會兒，搖搖頭，“忘了”。“那每次玩滑板開心嗎？”這次她迅速回答：“開心！”女孩的眼睛亮晶晶。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家長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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