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將迎來四十周年院慶。四十載春秋光華，北大光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浪潮中應運而生，也在這一進程中不斷成長與蛻變，書寫著屬于自己的篇章。創造管理知識、培養商界領袖、推動社會進步，這四十年，是北大光華不斷精進的四十年。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光華人留下的教育理念，歷經歲月的沉淀，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光華人。

為慶祝這一重要時刻，學院將圍繞光華四十周年推出系列回顧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每一位講述者都將帶領我們回溯光華的過往歲月，重溫那些重要的歷史時刻、關鍵的發展節點，以及他們在光華的親身經歷與深刻感悟。他們將分享在學術研究道路上的探索與突破，講述如何以智慧和汗水為光華的學術大廈添磚加瓦；他們也會暢談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的點滴故事，展現光華如何為社會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學術人才及商界領袖……

讓我們跟隨他們的筆觸，走進光華的四十年，感受學院深厚的底蘊、蓬勃的活力與不變的初心。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回顧往昔，展望未來，共同見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邁向新征程的堅定步伐。

北大商科的源流及發展

—— 寫在光華管理學院成立四十周年

張國有[1]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榮休教授

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經濟與管理學部主任、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光華管理學院教職員工參加1995年學校春季運動會的合影

張國有（二排右五）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1949年之后成建制的北大商科，今年進入“不惑”之歲。但從北大商科的起點、京師大學堂開辦分科來算，今年已有115年的歷史。光華管理學院是北大商科經年累月的積累者，是中國國立大學最早商科的承繼者。

京師大學堂的三個章程對商科都有規劃有設置

京師大學堂共有三個章程，這三個章程對商科都有規設。

1898年5月，京師大學堂開學前7個月的時候，總理衙門上奏《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在課程設置中，第23門為“商學”[2]。這是設想。大學堂開學后，1902年11月，在《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中，正式規定大學分科設置、分科教學。分科共列七個，“商務科”位在第六。前五個是政治科、文學科、格致科、農學科、工藝科。其中的格致科是自然科學。商務科之后的是醫術科，[3] 這都是紙上的設置。1904年1月，在《奏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及細則中又調整了京師大學堂的分科，共分列八科。“商科”位于第八。前七個是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4] 這個章程正式提出“商科”這個概念。

三個章程，前后六年，對大學堂的學科進行了結構性的規劃，商科都在其中。三個章程一個比一個規范、一個比一個具體。真正具有實施價值的是1904年的章程。

1904年的章程，全篇計七章62節，三萬余字。詳列了八個分科及各科科目、各科課程設置、學年設置、每課每周上課鐘點、學生考錄入學辦法、教師及管理人員的配置和規則、屋場圖書器具管理等。

1904年章程的第二章是分科科目章，八個學科各占一節，其中的第八節是商科科目。規定商科學制三年。商科分三個學門：銀行及保險學門、貿易及販運學門、關稅學門。三個學門近似于現在的三個專業，商科近似于現在的商學系。這里暫以銀行及保險學門為例，觀察其主課17門的時間安排及鐘點配置（除表頭外其欄目及內容均來自原件）見表1。

表1 銀行及保險學門的課程設置[5]

資料來源：《奏定大學堂章程》第二章第八節，1904年1月13日。

對商科學生的學業，大學堂規定，除“以上各科目外，應以各國憲法、各國民法、各國刑法大意、行政機關、交涉學等為隨意科目”“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業及自著論說”“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外國均有專書，宜擇譯善本講授”。

除銀行及保險學門之外，貿易及販運學門，設主課20門，專業課程有貿易業要義、鐵路章程、鐵路販運業要義、船舶章程、船舶販運業要義等。關稅學門，設主課16門，專業課程主要有關稅論、中國各項稅章、各國稅章、各國金銀價比較等。

現在看一百多年前銀行保險課程的設置，值得關注的有三點。一是課程結構的國際視野性強，主課與選修課共計22門課程中，有8門課是國際性課程，占36%。二是外語課要求“英語必習，兼習俄法德日之一”，非常重視外國語的訓練，顯示對吸收外國知識的向往。三是安排了“商業實事演習”，重視學術與實踐的結合及實際能力的訓練。從課程設置可以看出商科學生畢業后能從事什么樣的商務工作。

京師大學堂商科實際開辦的時間是1910年3月31日

京師大學堂有三個開學日值得銘記。

第一個開學日：1898年12月31日（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這一天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當時僅設仕學院一類，學生不足百人。這個開學日非同一般。它將戊戌變法僅存的一個新政措施轉化為現實；它奠定了至今的北京大學校史的起點。遺憾的是剛辦學兩年，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大學堂遭劫，不得已停學。

第二個開學日：1902年12月17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這是遭劫停學后的復開學。當時除仕學館外，又增師范館。這個開學日也非同小可。12月17日這一天，自1902年開始，就作為京師大學堂及其后的北京大學的校慶日，直至1951年。

第三個開學日：1910年3月31日（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這是大學堂分科后作為分科型大學的開學日。這個開學日也非同尋常。這一天是京師大學堂邁向現代化大學學科結構的歷史性起點。還有一點，就是上兩個開學日與商科無關。這個開學日是分科大學堂的開學日。在此之前，都是紙上商科；在此之后，成了事實商科。北大商科自此日誕生。

盡管1904年的章程對分科做了詳細的規劃，各方期望八個學科所有專業都能如期啟動，但由于實際條件跟不上，并未全部啟動。“現擬將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暫就內城馬神廟大學堂內，略加擴充先行開辦。”這里沒有醫科。即使先行開辦的各科，也減少了學門和教師職員的數量。例如，“商科原分三門，現擬先設銀行保險學一門”。[6]

分科大學原規劃八個分科四十六個學門，參加分科開學典禮的僅有七科十三個學門。學生“現在七科學生陸續入堂，至四月十九日止，共三百八十七人”。這是開學將近兩個月后的學生數量。商科初期的學生來源，由于各省還沒有高級中學，沒有畢業生，生源只能從已有的科類中選拔。商科主要“以譯學館學生及大學堂師范第一類學生升入”。[7]當時商科學生約三十人。

分科大學開學前，學部官員在奏章中說：“現在中外各科教員均已到堂，應行升學各生，業經詳加考驗分別錄取，茲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行開學禮。”宣統皇帝批閱：“知道了。”[8] 就此背景看，北大商科歷史上實際開辦的最早時間是1910年3月31日，自此，京師大學堂逐漸具備了包括商科在內的現代大學的學科框架。

商科初期的教師配備：商科監督（類似于現在的商學系系主任）權量，任期1909.1—1912.4；商科教員陸夢熊，任期1910.2—1911.12；商科教員楊德森，任期1910.2—1911.12；商科教員商恩，任期不詳；商科教員切田太郎，任期1910.3—1911.12；商科教員吳乃琛，任期1911.4—1912.4。[9]含系主任在內，共七位教師，其中有一名日籍教師。所有教師大部分在商科開學前到位。

為將商科辦得卓有成效，1911年1月，學部批準京師大學堂商科監督權量赴日本考察，并向清政府駐日本大使行函，稱：“該監督所需考察各項，均與商科有關，赴東之后，亟賴指導一切。”[10] 日本的大學是當時商科辦學參考的主要指向。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當年5月3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批準教育部呈請，改京師大學堂為北京大學校，任命嚴復為北京大學校長，各分科的監督改稱學長。京師大學堂商科教師的任期大多在1912年4月底前結束。京師大學堂經歷了13年進到了民國的北京大學，大學堂商科經歷兩年辦學也進到了北京大學的商科。

民國初始的四年中，北大調整商科學科結構，商科有了第一屆畢業生

商科延入北京大學。1912年北大規定各科類，仍為文、理、法、商、醫、農、工等七科，其中的法科分為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三個學門，而商科則細化為銀行學、保險學、外國貿易學、領事學、稅關倉庫學、交通學六個學門。

北大對每個學門的課程設置進行了調整，增加、刪改、更換名稱等，變動的幅度比較大。從商科六個學門中的銀行學門來看其變動：銀行學門設置32門課，分別為經濟原論、商業數學、商業地理、商業簿記學、商業各論、財政原論、經濟史、商業史、商品學、商業通論、商業經濟學、應用財政學、銀行論、銀行史、銀行政策、金融論、外國匯兌金融論、交易所論、貨幣論、銀行實務、銀行簿記學、商業政策、統計學、民法概論、商法、破產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會計學、英語、第二外語、實地研究等。

銀行門的課程結構至少有三個特點：一是新調整的課程占全部課程的75%，原有的京師大學堂商科課程保留的大致有八門，整個學科結構煥然一新。二是增加了商業數學、商業簿記、銀行簿記、統計、會計等商務計算的課程，很是難得。因為商科沒有計量是不可思議的。三是增加了與商務相關的五門法律課程，占全部課程的15%。商科畢業生一定要懂法、懂商法，這一點值得當下關注。

1913年7月28日，《政府公報》第441號載北京大學校長呈教育部的大學畢業名冊，其中有“商科銀行學門：王埏等29名”[11]。 這是1910年入大學堂“銀行及保險學門”的學生，經過三年修學后畢業，并且是轉入北京大學的商科后畢業，也是北大歷史上第一屆商科畢業生。

1914年，商科學長每月薪俸300元，專任教師每周授課10小時以上

1914年（民國三年）7月6日，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直屬專門以上學校職員薪俸暫行條例》，規定大學專任教師的教學工作量為“大學專任教員每周授課10小時以上，大學預科專任教員每周授課12小時以上”。

條例規定了高校各類人員的月薪（銀元）數目。具體序列為：“校長400元，學長300元，預科學長300元，學監主任180元，庶務主任150元，一至三級學監分別為100、80、60元，一等的一至三級事務員分別為100、80、70元，二等的一至四級事務員分別為60、50、40、30元。”[12]北大的序列一般取高階。市面上工人做工的月收入約為3—5元。

按上述規定，商科學長每月薪俸應為300元，為四級事務員薪俸（30元）的10倍，為普通工人工資（5元）的60倍。商科教師，按教育部規定的教師序列來看，“大學專任教員180—280元，大學預科專任教員140—240元。大學兼任教員每小時酌支3—5元，大學預科之兼任教員每小時酌支2—4元”。[13]

按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定》，北大校長月薪俸為600元，學長450元，正教授400元，本科教授280元，預科教授240元，助教120元。[14]

若按1914年（那時還有商科）大學商科教授月薪280塊銀元計，看現在人民幣的量值是多少。按三種算法計算。一是若按銀價計算，據記載，每個銀元用7錢3分白銀鑄成，1錢約為3.73克，7錢3分為27.229克，按照今年年初銀價每克7.795元（2025年1月11日上海白銀現貨價格）計，1塊銀元值212.25元人民幣。純按銀價計，月薪280塊銀元，相當于現在的5.943萬人民幣。二是按購買力計算，暫以大米、豬肉為計算對象，按當時及現在的上海市價購買的平均價格計，1塊銀元與現在人民幣的購買力比值，約為270元。如此，月薪280塊銀元，相當于2025年年初的7.56萬人民幣。三是按銀元市場流通價格計算，民國三年（1914年）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通貨1枚，2025年1月的市場價格約為700—1200元，暫按700元計，280塊銀元的月薪相當于目前的19.6萬人民幣。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改變學科結構和門系結構，商科歸入經濟學科

1916年12月26日，民國大總統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到校視事。同年1月27日，蔡元培校長在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上提出大學改制方案，建議大學專設文理二科，其他法、醫、農、工、商分別成立獨立大學。[15] 隨后在北大的改制中，擴大文、理兩科，工科并到北洋大學，商科停止招生。法科保留，包括法律、政治、經濟學科。

研究所為培養研究生的機構。1917年11月16日，北京大學公布《研究所通則》，北大設置9個研究所，其中法科研究所包括法律門、政治門、經濟門[16]， 作為培養法律、政治、經濟領域研究生的學術機構。經濟研究所主任為馬寅初先生。商科的研究生培養也歸入了經濟門科。

改學門為學系。1920年10月，北大頒布《國立北京大學現行章程》。章程規定，北大去文、理、法三科之名，改門為系。本科設五個學組共計18個學系。組一：數學系、天文學系、物理學系。組二：化學系、地質學系、生物學系。組三：哲學系、教育學系、心理學系。組四：中國文學系、英國文學系、法國文學系、德國文學系、俄國文學系。組五：史學系、經濟學系、政治學系、法律學系。[17] 商學并入經濟學系進行教學和研究，成為經濟學科的一部分。

北大設文、理、法三學院。1932年6月16日，北大頒布《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規定北大設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三學院。18個學系調整為14個學系。[18]商學的教學和研究，歸屬于法學院的經濟學系。

蔡元培校長強調“以大學為研究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之所，而組織完善與否，與學術之滯達、人才之盛衰均極有關系”[19] 。1932年9月，北大任命周炳琳（經濟學背景）為法學院院長，任命趙迺摶（經濟學說史背景）為經濟學系系主任。[20] 1933年8月北大課業處布告1932年準予畢業的畢業生，經濟學系有李應北等58名。[21]

1934年1月，蔡元培在《東方雜志》發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闡述了他對學習、研究、分科的看法。他說他到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所以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他認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學科的基礎，而這些應用學科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研究所”[22]。

長沙臨大和西南聯大又設“法商學院”及“商學系”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開始。8月中旬，國民政府決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下，在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又設法商科、商學系。1937年10月2日，長沙臨時大學第四次常委會決定大學設四個學科類17個學系。文科：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社會學系、哲學心理教育系等四個學系。理科：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算學系、地質地理氣象學系等五個學系。工科：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等四個學系。法商科：經濟學系、政治學系、法律學系、商學系。方顯廷教授任商學系教授會主席。[23]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學上課。

1938年年初，情況又變，國民政府又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云南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延續長沙臨大的科系設置，只是改“法商科”為“法商學院”，法商學院下設“商學系”。其他三科也改為文、理、工四個學院。法商學院仍舊包括經濟系、法律系、政治系、商學系四系。1938年西南聯大招生693名，其中商學系招生32名。[24]西南聯大于1938年5月2日開學。

五位教授曾任西南聯大商學系系主任。1938年5月10日，學校任命丁佶教授為商學系教授會主席[25]，后續任商學系系主任。1941—1945年，陳岱孫教授曾任經濟學系、商學系兩系主任，周炳琳、趙迺摶、許毓枬等教授都先后代理過經濟學系、商學系的系主任。

在動蕩的1937—1945年，成建制的商學系存續八年之多。

1946年北大回京復校，撤銷商學系建制，商科又歸入經濟系科

北大回到北京，商科又回歸經濟科。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使命，北大從云南回京復校。1946年10月10日舉行開學典禮。回京后的北大，設有文、理、法、醫、工、農六個學院30個學系。法學院含法律系、政治系、經濟學系，沒有法商學院，也沒有商學系的建制。與商學有關課程及研究又歸入經濟系科里。當時，周炳琳教授為法學院院長，趙迺摶教授任經濟學系系主任。[26]

1947年年初，北大經濟學系有四個年級共373名學生。專任教師12人，其中教授8人，講師1人，助教3人。8位專任教授及其所授課程：周炳琳（經濟理論）、趙迺摶（經濟學說史）、周作人（貨幣銀行學、貨幣問題、銀行制度）、秦瓚（財政學、租稅論、預算論）、楊西孟（初級統計學、高級統計學）、樊弘（近代貨幣學說、國際貿易）、陳振漢（歐洲經濟史、比較經濟制度）、宋作楠（初級會計學、高級會計學），還有各位教授分頭開設的“英文經濟名著選讀”等課程。[27]

從此時經濟學系的課程結構來看，盡管一部分是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史學，但多數還是銀行、貨幣、財政、預算、國際貿易、會計等商科的理論、知識與方法。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北大經濟與商學類只保留了政治經濟學專業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951年6月1日馬寅初校長到校就職。7月6日，馬寅初校長主持召開新一屆校務委員會議，研究北大院系調整計劃，法學院的法律、政治、經濟的三系結構不變。

1952年，中央政府對京津地區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北大經濟學系保留，但只設一個“政治經濟學”專業。經濟系的教師，除北大原有的20名教師外，從外校還調劑過來一些教師。有清華大學15位，燕京大學12位，輔仁大學14位加上原有的20位，經濟學系總計61位教師。其后，北大經濟系“銀行專修科”的五名教師，連同239名學生一起，調劑到中央財經學院。[28]

經過院系調整后的北大，農學院和醫學院已先后獨立出去，建設北京農學院和北京醫學院。余下的文、理、法、工四學院也不再保留學院建制，直接劃分為12個學系33個專業七個專修科。經濟學系是12學系之一，但也只有一個專業：政治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系下設三個教研室：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計劃、經濟學與經濟學說史。[29] 國民經濟計劃當屬于大商科領域，但沒有作為專業招生，其研究與教學主要為政治經濟學專業服務。

經濟學系56位教師，除研究政治經濟學、經濟史、經濟學說史、馬列經典以外，還有工業、農業、銀行、統計等商學管理方面教學與研究，還有工業企業經濟核算、財務、會計等企業商學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以及后來的人民公社、生產隊的經濟核算、財務、會計的教學與研究等，這些都合聚在經濟學系中。總計下來，商學課程還是占了較大的比重。

“文革”后期，北大復課，經濟學系只有政治經濟學專業一個專業招生。1970—1976年招收的工農兵學員、1977—1978年招收的恢復高考后的前兩屆學生，都是政治經濟學專業。直到1979年，與政治經濟學專業并列，出現了國民經濟管理專業、世界經濟專業后，才使商學有了“專業”性轉機。

1980年，國民經濟管理專業招生，學制四年，恢復專業性商科

1979年，在經濟學系生出了一個商科性專業。這就是1980年招生的國民經濟管理專業。國民經濟管理是個比較宏觀的大商科專業，與京師大學堂、民國初期的銀行、貿易、關稅的商科有些相似。以“北大80管理”為起始標志，國民經濟管理專業可載入北大商科的歷史。

“北大80管理”的同學，通過回憶，硬是拼接出四年的課程設置。43位學生，四年學習，涉及35門課（不含畢業論文）、42位教師，1984年畢業。從課表可以看出商科復建時的系統和認真。具體課程見表2。

表2 1980級國民經濟管理專業四年實際執行的課程設置

資料來源：“北大80管理”的學生集體回憶拼接的結果。

表2顯示了大商科專業的課程結構，重復的不計，共35門課。其中，公共課4門，占總門數的11.4%；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6門，占17.1%；數理與計算機課7門，占20%；微觀商務課6門，占17.1%；宏觀商務課12門，占34.2%。微觀宏觀商務課加在一起總占51.3%，一半以上。還設置了基礎及應用性的數理與計算機課程，占了五分之一。英語除了基礎性英語外，還有專業英語及口語。

從國民經濟管理專業的知識結構和能力培養來看，對重建后的商科專業，可謂細致周全。整個課程表列示出四年上了哪些課程、哪個學期上課、多少周學時、哪位教師上的課等，具體明確。42位教師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教師已經故去，但“北大80管理”的同學，說起當年上課的情景，仍然激動不已。

進入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背景的教師開始研習歐美工商管理，進行轉軌訓練

1978年年底，中央策劃并決定改革開放。進入20世紀80年代，企業自主、引進外資、股份機制、市場經濟、全球化等新需求逐漸而來。與市場與企業相關的商科建設、商務管理、商學研究刻不容緩。北大經濟系的教師多數是經濟學背景。很多教師通過聽講座，參加學習班、企業實習、國外求學、國外訪問等，進行知識結構、能力結構向微觀商學轉變。

我自己親身經歷了這個轉變過程。我畢業后在經濟系教學和研究的重點是工業經濟。雖然工業經濟的基礎是工業企業，但課程內容還是偏重于工業大商科的發展與管理。考慮到未來企業管理等商學方面的需要，有必要集中一段時間進行系統的學習訓練，進行企業管理知識和方法的轉軌。

恰好，1979年，國家經貿委、國家科委、教育部聯合在遼寧大連建立“中國大連工業與科技管理培訓中心”，旨在系統引進歐美工商管理的理論與方法。1980年舉辦了第一期研修班，我代表北京大學參加了這一期的學習。

這個研修班中央很重視，從三個領域挑選學員集中培訓。國有大中型企業40位廠長經理，重點高校40位教師，政府部門40位官員，集中120人用六個月的時間，來學習消化吸收歐美工商管理理論與經驗。

這個研修班引進全套歐美工商管理課程。課程安排有管理學、戰略、生產、財務、會計、人事、營銷、管理信息系統、計算機語言、案例分析、競爭模擬等十多門課程，如同把西方的MBA系列教學內容全都過了一遍。半年多的時間里，白天上課，晚上做作業，大容量、高密度。后來知道這叫“魔鬼訓練”。

課程全部由外籍教授直接講授，中國教師可以面對面地討論問題。由于學員都是有實際經驗和理論知識背景的人，提問題很有針對性。外國教授也很興奮，愿意和大家討論中國的實際問題。

研修班還由中國教師直接參與整理各門課程的內容，出版教材。后來出版了九本教材。我參與整理的是生產管理的課程及教材。這個過程再次使我系統地加深了對歐美工商管理理論和方法的理解，并且有了結合中國企業實際和北大課程情況進行組合提高的沖動。

在教學方式上感觸最深的就是企業競爭模擬訓練，其構思、組織辦法令我十分感興趣。研修班的企業競爭模擬活動分班進行。企業領導人、高校教師、政府官員各成一個班，每班8個組，每組5個人。以班為單位，8個組之間進行競爭，各班計算各班的成績。我所在的班是高校班，8個組。我在第一組，由4所大學5位教師組成。競爭模擬結果，我們這個組得了高校班的第一名，獎品是一瓶茅臺酒。

企業競爭模擬運行10輪，由10次結果決定勝負。每個組每輪要決策的幾個數據，有生產量、價格、折舊、投資、工資等。價格定低了，賣得多，銷量大，市場占有率高，但利潤少；價格定高了，單位產品利潤多了，但賣出去的少。如果投資少，下次擴大再生產就沒有能力；投資多，下次生產能力倒強了，但成本上去，利潤減少。決策過程充滿矛盾和機遇，親身經歷這個過程，印象極深，感到對訓練學生的決策能力很有幫助。

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對歐美工商管理理論與方法進行消化吸收、移植創造

學院教師通過各種途徑，自我努力研習，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工商管理理論、模式和方法。研修班結束，我從大連回到北大，立即進行系統性的消化吸收。從1980年開始，陸續做了三件事：一是著手開設企業管理課程，1983年開設新課，教學與研究重點也從工業經濟轉向企業管理。二是著手出版教材。整理研修班的收獲，寫成《工業企業管理》教材（198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三是和王其文老師一起，構建競爭與決策模擬系統。這件事也辦成了。

研修班結束后，我一直想把企業競爭模擬的方式移植過來，但搞不到軟件，美國老師也不給我們。當時，我找王其文老師，說了想法，王老師很支持。憑著對研修班模擬方式的記憶和理解，我來構建企業經營邏輯和框架，編制競爭指標和相互間的關系，王其文老師負責編制計算機程序，在PC-1500機上對變量進行試驗。反復調試，不斷修訂，完成了模擬程序。接著編寫《企業競爭模擬組織大綱》,說明競爭模擬的目的、各項指標的含義、操作方式和結果評價等。1983年在企業管理課上正式進行運行實驗，很受學生歡迎。[30]

40年前的PC-1500機，并不是后來的個人電腦，只是一個20cm×10cm的大計算器，內存只有8kB，帶有BASIC語言編程功能。當時，經濟系沒有計算機實驗室，沒辦法讓每組學生上機操作。我們把學生分組后，每組按時填寫決策單，交給老師，老師把每組的數據輸進PC-1500機，得到運算結果，分別打印出各組的結果，回發給各組。

各組拿到自己的結果單，上面有本組的生產能力、生產量、價格、銷售量、工資、成本、利潤、投資等。有其他組的價格和銷量，但沒有別的數據。本組只能根據其他組的價格和銷量，結合本組的市場情況，再進行下一次決策。我們也是通過10輪決策，最后得出總成績，宣布總成績和各組排名。

后來，王其文老師帶領研究團隊對模型增加指標，調整參數，多次訓練，盡可能使其接近實際經營環境。1986年，競爭與決策模擬組織大綱和程序設計，獲得“文革”后北京大學首屆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

之所以說這個親歷的過程，主要是從這個場景可以看出，當初有經濟學背景的教師轉向商學領域，特別是轉向微觀商學領域的過程及成效。經濟學系原有的教師進行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的更新，后來還有從北大其他院系、從人大等其他院校新加入的教師，支持了改革開放之初北大商科的發展，也為北大商科的獨立建制創造了基本的師資力量。

學校決定并設立經濟管理系、工商管理學院、光華管理學院

1976年以后，經濟學系的教學科研逐步走上正軌，陳岱孫教授任經濟學系主任。經濟學系下設三個教研室：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經濟史與經濟學說史。國民經濟管理教研室涵蓋了國民經濟計劃、財政、銀行、統計、工業、農業、計量等宏觀商學和財務、會計、核算、計算機等微觀商學的所有課程。王永治教授任教研室主任，閔慶全教授任教研室副主任。

1985年4月9日，校黨委常委會決定成立經濟學院，任命陳德華為經濟系主任，洪君彥為國際經濟系主任，厲以寧為經濟管理系主任，并由胡代光、陳德華、洪君彥、厲以寧、陳為民、董文俊等組成籌備組進行籌備。[31]

同年的5月27日，教育部批復同意北大設立經濟學院。[32] 經濟管理系也就相應成立。所以，經濟管理系法定成立日期為1985年5月27日。這一天標志著北大恢復了商學系科的建制。

經濟管理系建立后，設置了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專業、企業管理專業、財務學專業三個專業、三個教研室，分門別類進行培養，社會吸引力、影響力迅速上升。過了八年，1993年6月9日，校黨委常委會原則同意經濟學院分為兩個學院：經濟學院和工商管理學院[33]； 1993年9月11日，校長辦公會決定，在經濟管理系和北大管理科學研究中心的基礎上成立工商管理學院，厲以寧任院長。[34] 這個時間應該是工商管理學院法定成立的時間點。

1994年9月14日，國家教委批復同意北大與光華教育基金會合作興辦管理學院。同年9月18日，北大與光華教育基金會簽訂合作興辦“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協議書。同年11月14日，學校發文通知，根據國家教委的批復，經校長辦公會研究決定，成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任命厲以寧為學院院長，曹鳳岐、張國有、王其文、董文俊為學院副院長。[35] 學院設董事會。董事長由光華教育基金會總干事尹衍樑博士擔任。董事會成員有羅豪才、李安模、厲以寧、陳良焜、林英峰、林煜宗、司徒達賢、杜俊元。董事會秘書張秀環。1994年11月14日成為光華管理學院履行法定程序成立學院的日子。

在商科專業、系、院生長的道路上，1952年之后，有三個標志。第一個標志是1979年在經濟學系生出一個國民經濟管理專業，屬經濟學系。第二個標志是1985年在經濟學院生出一個經濟管理系，屬經濟學院。第三個標志是1993年分出一個工商管理學院，直屬北大，相對獨立生長。獨立的北大工商管理學院的成立，在北大商科生長的道路上是個前所未有的里程碑。工商管理學院更名后的光華管理學院助力北大商科加速現代化發展的步伐。

1993年之后，管理學院的系科設置、教師隊伍、學生數量

1993年，工商管理學院建立后，學院下設四個教研室：經濟管理教研室、工商管理教研室、財務學與會計學教研室、管理科學與管理信息系統教研室。

1994年，工商管理學院招考的第一屆工商管理碩士（MBA），當年9月45位學員開學上課。這是北大MBA由此開始的第一方陣，是北大商科歷史上最具商科特點的研究生培養類型。這屆研究生跨院進出，由工商管理學院錄取，從光華管理學院畢業。在學期間，首次使用了企業決策競爭模擬系統，成立了全國高校第一個MBA聯合會。1998年12月26日發起了第一屆光華新年論壇，那年的主題就是“MBA與中國職業管理隊伍的形成”。接著MBA學位，1999年學院又設置了EMBA學位，以及非學位培訓等，開始了北大商科在職碩士研究生培養系列。當時，在許多方面開了全國高校的先河。

1994年11月工商管理學院更名為光華管理學院后，教研室轉換成學系，有的教研室進行了拆分。進入1995年，學院下設經濟管理系、企業管理系、會計學系、市場營銷系、財務金融系、管理科學與信息管理系等六個學系。還設置了社會經濟系統分析與模擬實驗室、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一室兩所”，搭建起教學、研究、實驗的系所基本架構。1995年年底，學院有教師43人，其中有教授14人（其中博士生導師8人），副教授11人，講師15人，助教3人。[36] 教授占32.55%，副教授占25.58%，合計占58.13%。教授副教授占一半以上。

1995年9月新生入校。當時光華管理學院在校學生總計632人。其中，本科生408人，碩士研究生205人（包括MBA研究生），博士研究生19人。

1995年之后，又新生了一些系科或拆分合并了一些系科。例如，1998年新建應用經濟學系；2001年企業管理系分拆為組織管理系和戰略管理系；2002年從管理科學與管理信息系統系分出并新建了商務統計與經濟計量系；2003年新建衛生經濟與管理系；2015年組織管理系與戰略管理系又合并成組織與戰略管理系。到2024年年底，學院共有七個學系：會計學系、市場營銷學系、應用經濟學系、組織與戰略管理系、金融學系、商務統計與經濟計量系、管理科學與信息系統系。

除了本科生、學術研究生、工商管理碩士（MBA）專業學位，1998年以后，陸續增加了一些專業學位，如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 1999）、會計碩士（MPAcc 2005）、金融碩士（MFin）、社會公益管理碩士（2015）等。[37] 學院還陸續設置了雙學位培養項目，例如，工商管理碩士（MBA雙學位，2001年開始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國ESSEC 商學院分別合作，2022年與康奈爾大學約翰遜商學院聯合培養的北大-康奈爾MBA/MMH項目），創新創業管理（2013 本科雙學位）等。

2024年學院在校學生共計3700余人，其中包括本科生、金融碩士、學術碩博、MBA、EMBA等，在校生總量比1995年增加了近5倍，本科生總量增加近七成，碩士研究生總量增加了12倍多，博士研究生總量增加了14倍多。在校生的總量、各類分量結構都發生了翻番式的變化。

2024年學院有教師117人，其中教授48人，副教授38人，助理教授31人。[38] 和1995年的43位教師比，總量增加了1.7倍。所占比例，教授占41.02%，比1995年高出8個百分點；副教授占32.47%，比1995年高出6個百分點；教授副教授占比合計73.49%，比1995年高出15個百分點，占比將近四分之三。商科的師資質量有了根本性的躍升。

1995年之后，通過四條途徑，更新和增強現代商科師資的知識及能力結構

前面說過，1979年的經濟學系，即便是國民經濟管理教研室的教師，大多是經濟學背景。到1995年及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新知識新方法的出現，原來的觀念結構、知識結構、能力結構，都難以適應撲面而來的新需求。

改變這種狀態，學院采取了四條途徑。一是自我努力，積極趕上變化；二是外出研習研究，包括出國到一流大學訪學；三是選拔新教師，尤其要從國外招聘新教師回來；四是若應急不了當下需求的，就暫時聘請境外國外其他大學的教授來授課，配年輕教師做助教，一對一的研習。

先說第四條途徑。因當時沒有那么多的教師來應對突然增長的現代商學課程的需求，所以就請國外境外的教授來援助。這個辦法的好處就是不但可以應急，還能讓青年教師隨堂體驗學習，外聘教師走后，就可以上臺講課。從1995年開始，學院先后聘請了美國夏威夷大學的楊濟華教授，臺灣大學的翁景民、柯承恩、黃崇興、謝清佳、徐景亮教授，臺灣政治大學的林英峰、司徒達賢、周玲臺、汪泱若教授，臺灣中山大學的馬黛教授，臺灣中興大學的李祖培教授等。他們為研究生和本科生講授國際會計、會計學、市場經營、財務管理[39]、中級會計、決策支持系統、生產與作業管理、戰略管理[40]等多門課程。這些教授們，在20世紀90年代，在光華管理學院剛剛誕生的時候所給予的幫助，對學院學科的發展非常及時、非常重要。我們應該記著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

再說第三條途徑，從1998年起，學院決定加大力度從國外延攬優秀師資。發廣告、國內外教師推薦、學院領導國外考察招聘等。新教師的招聘程序，全部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公開進行。考慮到國內外教師待遇的不同，將國外新聘教師的待遇和國內教師分開。2002年，年薪全職海歸助理教授約4萬美元，副教授約5萬美元，教授約6萬美元。[41]從推出海外招聘措施后的幾年間，就招聘了40多位優秀教師，師資結構的國際化程度快速提高。對于出現的老體制與新體制之間的差別，經歷一段過渡，逐步實現了老體制與新體制的薪酬并軌。

再說第二條途徑。主要是通過國際合作項目，把中青年教師不斷送出國外交流學習。比較早成規模的送出，是1998年10月25日啟動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與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的合作項目。[42] 在1998年至2003年間，就有30多位年輕教師到凱洛格商學院交流學習，回來后都成了學科發展的中堅力量。后來，又有許多國際合作交流項目在不斷地延續著這個機制。

最后說第一條途徑，自我努力，積極趕上變化。實際上，每個經濟學背景老師都在不同領域不同程度地研習新的商學理論和方法。我在2010年以后，又開了全校通選課“企業管理概論”，除講授理論和方法之外，和王其文老師一起，同樣對學生進行了企業競爭模擬訓練。至此，自我感覺，商科的觀念結構、知識結構、能力結構已經有了很大的長進。

四條途徑中，就基礎而言，觀念結構、知識結構、能力結構“三結構”轉變比較快的是第三條途徑，通過換人的方式很快就能換結構、改方向、變重點。比較慢的是第一條途徑，但只要人進了學院教師隊伍，這條途徑就每時每刻都在每個人身上發生著變化，在進步、在轉化。

21世紀，用數字技術裝備教師和學生并改進商科的訓練手段

2001年，光華管理學院的北大版企業競爭模擬軟件開發與教學獲得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后來這個軟件作為全國性競爭模擬大賽使用的平臺系統，引發二百余所高校的關注。這件事情引起的深度思考，就是將來要不要用數字技術來裝備和訓練師生的問題。

從1983年企業競爭模擬系統在企業管理課上開始運行實驗后，每年都在使用，每年都在改進。計算機和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年年都在進步，企業決策競爭模擬軟件也在不斷改進。

1995年，研究團隊開始基于局域網絡開發中文界面的企業決策競爭模擬系統，1996年秋季就開設“經營決策分析”課程，在北大首屆MBA班上使用，效果挺好。這是中國內地在MBA教育上使用自編的中文界面軟件進行企業競爭模擬教學的開端。北京電視臺當時進行了采訪錄像。以后，軟件系統擴展至更多主體、更大范圍，不斷進行使用和測驗，效果越來越突出。2001年“企業競爭模擬軟件開發與應用”獲得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

北大版企業競爭模擬系統的影響越來越大，不但用于北大MBA教學，還擴展到了北京其他高校。1998年北大100周年校慶，北大邀請部分MBA培養院校，使用北大系統，進行競爭模擬比賽，獲得成功。2000年由全國MBA教育指導委員會主辦、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承辦的企業競爭模擬大賽，使用北大系統，48個隊參加預賽，40個隊進入半決賽，20個隊參加在人大舉行的決賽。學生、教師200余人參與賽事。從頭至尾，北大系統表現良好。

自此以后，《企業競爭模擬系統》在教學和組織大賽的實踐中不斷更新完善，2010年全國大賽使用的版本基于北大版決策模擬系統的內核，由企業用新的計算機語言進行開發。MBA與研究生參與的大賽一年一次。2000—2024年累計24次。2023年大賽指導單位上移為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

各高校參賽的積極性愈加高漲，參賽規模越來越大。2024年大賽升至283所院校2491支隊伍參賽，其中MBA組168所院校1169支隊伍，研究生組245所院校1322支隊伍。2024年12月1日在電子科技大學進行決賽。[43] 在學生用網站上介紹決策競爭模擬時提及，所用軟件是由來自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教授帶領專業團隊開發的一款企業競爭模擬軟件。

說起上面的北大版企業競爭模擬系統研發使用過程，以及后續的發展及使用，主要是想強調，當下已是信息社會數字技術時代，在商科發展、學生培養方面，要特別珍惜學院在數字技術領域的試驗和積累，跟上數字技術，擁抱生成式大模型，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用數字技術來裝備和改進教師的研究方式和教學方式，用數字技術來裝備和改進商科學生的訓練方法，用全新的數字技術手段整體改進北大商科及光華管理學院的學科建設。

是否可以下力氣去建設一些模擬系統，供研究和教學使用，例如國民經濟運行及政府干預模擬系統、企業決策與競爭模擬系統（已有，但要擴大變量和深化）、市縣發展及其投入產出模擬系統、資源籌措與創業立業模擬系統等？

近些年，學院重視數字技術在商科發展中的作用，正在積極建設“數字光華”“線上光華”“+人工智能”等，推進數字科技、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學科與商科的結合，推進數字經濟相關專業的建設。數字技術裝備商科的前景令人振奮。

2006年提出學院使命：創造管理知識，培養商界領袖，推動社會進步

2006年提出的學院使命，在學院發展中是值得銘記的事情。學院二十周年，一些基本性的問題逐漸受到關注。其中之一就是為什么要設立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為什么要持續存在下去。這些問題直擊管理學院設立的依據和存在的理由，闡明北大商學商科的使命迫在當時。

學院領導班子集合全院教師的智慧，2006年凝練出了學院的使命，這就是“創造管理知識，培養商界領袖，推動社會進步。”學院使命對學院的生存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創造管理知識”，實際是創造商學的理論理念、創造經營的規則模式、創造成效的評價方法等。堅持從無到有，從有到新。我們的責任主要是建設一個持續創造的機制。“創造管理知識”在于原創性思想、突破性進展、有影響的成果。到今年40年的積累，可顯示的方面非常多，但主要的標志之一是教師的研究成果，以及其論著的發表。查閱了有記載的2016—2024年的資料[44]，這個期間，學院教師在院選刊物范圍內，發表英文A刊論文200余篇，英文B刊論文300余篇；中文A刊論文100余篇，中文B刊論文近300篇。英文A、B刊相加有近600篇。這是在國際學術優秀領域展示的創造性成果。中文A、B刊兩類相加超400篇，這是在國內學術優秀領域展示的創造性成果。僅以這些成果，在中國、亞洲的商學院中都是領先的。學院教師肩負起了從無到有、從有到新不斷創造商學知識的責任。

“培養商界領袖”，實際是造就具有引領素質的卓越的經營人才，無論是經營企業、經營政府，還是經營學校，抑或是經營社團機構等，都能帶領其從一般到優秀、從優秀到卓越、從卓越到久遠。我們的責任主要是建設一個持續培養的機制。培養引領性卓越人才，學院40年的積累，可顯示的方面也非常多，但主要的標志之一是各類畢業生的規模，以及畢業后的作為及其帶動效應。可顯示的是分布于國內外的校友數量，到2024年，光華管理學院的校友總量有四萬多，就校友注冊量來看，2024年在校友程序注冊的數量有17000多人。[45]學院的畢業生使用所學的知識，帶領自己任職的機構，走在同行的前面，同時創造或更新了經營理念和規則，在需求-供給、投入-產出、成本-效益上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學院通過畢業生肩負起了引領發展、卓越經營的責任。

“推動社會進步”，實際是用所創造的優秀成果、所培養的卓越人才去推動人類社會首先是中國社會向著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始終堅持社會的“越來越好”。我們的責任主要是建設一個持續推動的機制。“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途徑有兩個：一是教師用已有的理論和方法加上自己創造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各種方式去培養學生、做社會傳播、建言出策等。做得越好、越多、越及時，推動的作用就越大。二是畢業生通過自己的作為，在自己可影響的范圍、在自己任職的機構，增強發展能力，增加福利財富，增進民眾和諧，創造社會盈余。做得越好、越多、越及時，推動的作用就越大。

社會即民眾。中國的社會進步，例如，民眾就業和民眾收入的提升與穩定、民眾觀念和公共規則的改進與優化、民眾權力和生存安全的保證與保護、官吏以民為本和黨政廉潔的堅持與推進、自然環境和可持續條件的保護與維持、與各國人民和各國政府的友好往來與和平相處等，以及與上述緊密相關而必需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教育領先、社會穩定等，都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40年來，學院用優秀成果、卓越人才去推動社會進步，做了大量的事情。例如，組織各種論壇，傳播思想觀點；申請爭取國家、部門、地方、企業的重大研究項目，出謀劃策；參與法律、法則、重要規則的起草、宣傳與執行；為中央、地方、企業的決策部署建言進策；為老少邊窮地方扶困脫貧；為保護人類生存環境而極力進行碳中和行動等等。

“創造”“培養”“推動”，履行這三個責任，關鍵在于構建創造、培養、推動的方式機制，即怎么創造、怎么培養、怎么推動？40年來，學院有過三個比較系統的綱要規劃，用以體現使命，用以指導未來發展。一個是1999年制定的1999—2009年的綱要規劃，含5個部分53條目標措施。第二個是2009年制定的2010—2020年的綱要規劃，含13個部分159條目標措施。第三個是2022年制定的面向2030年的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戰略構思，各含4個部分，兩個戰略構思共計26個分項。

用規劃和戰略來架構使命、架構未來，用未來牽引現在，將“創造”“培養”“推動”從理念轉為綱要、從綱要轉為規則、從規則轉為行動、從行動轉為評價。使命究竟能不能起到牽引作用，關鍵在于有沒有中間的轉換機制，將使命落到實處。

一代班子有一代班子的辦事綱要。任何時候，定規則建機制都比做事情更重要。有了合理的并能一代代傳下去的規則與機制，光華管理學院就可以持續地達到“因學術而思想，因思想而規則，因規則而進步”的境界。

組織論壇，傳播思想、交流觀點、評論國策，建言經濟社會良性發展

推動社會進步中有一個基本舉措，就是通過搭建論壇，傳播思想、交流觀點、評論國策，建言經濟社會良性發展。幾十年來，光華管理學院舉辦多種論壇，近些年的有大灣區發展論壇、紐約論壇、經濟金融論壇、碳中和論壇等。早期的可追溯到1996年的系列性“跨國經營管理論壇”。幾十年過去，論壇多得數不過來。但有一個論壇，20多年連續進行。這個論壇便是“北大光華新年論壇”。

“北大光華新年論壇”每年元旦前后都有一次，吸引各界，社會矚目。從各屆次的主題看，這真是個建言發展的“國是論壇”。各屆論壇主題見表3。

表3 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各屆的時間與主題

資料來源：根據光華管理學院30年大事記、2016—2024年學院工作總結整理。

第一屆北大新年論壇啟動于1998年12月26日，當時沒覺得能一直堅持下去。現在回過頭看，持續性前所未有，實在難得。還有一點，就是這是唯一一個前后貫通厲以寧、吳志攀、張維迎、蔡洪濱、劉俏五位院長，王其文、陸正飛、冒大衛、馬化祥四位書記，各屆黨政班子、全院上下都大力支持的長系列的思想交流平臺。

辦了26屆，一個直接問題就是：如果再續辦26屆，品質的持續性還能否保持？當然，每次論壇有影響力的人物一定要有，但核心還是要有影響力的數據及觀點。將來可否安排學院特有的社會期待的內容。不能總是我們搭臺，別人唱戲，我們要有自己的戲本。主要目的，不辦則已，要辦就舉世期待。論壇不被翹首期待，就很難持續。

這里要強調的是，商學院要有自己的試驗（或實驗）及試驗結果。調查不等于試驗。商學研究所、研究中心就是要干經濟試驗、經營實驗、管理試驗的事情。沒有設想、沒有試驗、沒有試驗數據的機構就談不上是商學研究機構。選一些企業工廠作管理機制的試驗，選一些區域市縣做經濟機制的試驗，十幾年連續做下去。學院開發的幾個模擬系統都可以用上。這樣，新年論壇討論的不僅僅是某個設想，不僅僅是某些政策建議，而是前瞻性的趨勢，在試驗的基礎上，有方案、有條款、有評價機制。方案，政府看上的政府拿去參考，企業看上的企業拿去參考；看不上的有問題的，繼續進行改進，繼續試驗。一切結果從試驗生出，這就有了活生生的獨特的“戲本”。論壇就有“好戲”看了。

鼓勵教師、學生面向中國國情，立足中國實際，建設最了解中國的商學院

光華思想力平臺2017年啟動。其實效意義在于，學院采取切實措施，通過課題，鼓勵教師親自下基層，深入企業、鄉村、學校、醫院、機關、社區等，進行調查研究，為創造中國管理知識積累素材，力求讓光華管理學院的教師成為最了解中國的教師。“光華思想力”的內涵潛力，應該在這里。

光華思想力平臺啟動至今，卓有成效。2017—2024年，光華思想力平臺設立研究課題共計130余項，陸續顯現成效。對教師來說，開闊研究視野，并以一線的實際體驗充實課堂的商學教學。

截至2024年年底，光華思想力平臺已形成各類研究報告近百份，各教學項目依托智庫課題累計開發課程38門，出版相關書籍47本，發布《光華思想力研究簡報》303期，定期報送中辦、國辦、中財辦、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地方政府等決策管理機構，受到來自接收部門的好評，有的簡報還得到國家領導人的批示。

除光華思想力平臺以外，學院還專門組織教師深入企業鄉村，舉辦“教師發展與企業訪學”系列活動等。這些舉措使教師能夠面向中國國情，立足中國實際，走出教室，離開黑板，放下模型，親身體驗，為做中國學問激發靈感。

除鼓勵教師面向實際以外，還要使學生同樣能得到中國國情的實際體驗，增加實踐經驗。學院的主要舉措是利用假期，通過項目計劃，組織本科生、研究生深入基層了解國情。例如，2012年啟動的“沃土計劃”，后續的還有“耘耕計劃”“采薇計劃”“川途計劃”等實踐項目。這些都為學生深入基層、了解國情提供了扎實的平臺。

《知行沃土，讀懂中國——光華管理學院“沃土計劃”思想政治實踐課程成果匯編》

滕飛 鞠曉 主編

《知行沃土，領略中華——光華管理學院“沃土計劃”思政課程成果匯編》

龔六堂 滕飛 主編

2012年至今，多個實踐項目做得有聲有色。最近的一次，2024年暑期，學院組織社會實踐調研，144名學生，30余位教師，組成11支實踐調研隊，為期7—10天，累計走訪調研11省13市、52個區縣、150余個村鎮（單位、社區），進行330余人次的座談交流，事后又形成近30萬字的調研數據及報告。[46] 學生印象深刻，為學習理論和方法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基礎。

張國有（右四）在光華管理學院和學生座談中國未來發展問題

一代一代的教師和學生，持續地面向實踐、深入基層、體驗國情，力求建設和成為世界上最了解中國國情的商學院。這里要十分清楚，在了解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光華思想力不僅要提供思想，更要提供方案、規則和評價體系。堅守這個方向，才能實現商科的培養目標，才能堅守商學的基本準則。

北大商科115年，特別是近40年成就卓著，但也沉淀一些啟示性的問題

北大商科115年，特別是近40年來，成就卓著，但也沉淀下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現在暫選六個：商科究竟是什么？誰在決定商科的開辦、調整、拆并和拓展？商科“守正”守什么？周年慶回顧什么比較有價值？未來怎么辦？用什么準則評價過去、現在、未來？

第一，商科究竟是什么？

一百多年來，商科和經濟一直糾纏不清。京師大學堂的商科為銀行、貿易、關稅，沒有概念上的經濟學科。蔡元培時期1917年改門為系，設經濟系，商科停止招生，歸入經濟系。沒了商科。但是1924—1929年經濟系的課程，有財政總論、財政學各論、統計學、會計學、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史、經濟史、經濟地理、經濟政策、銀行、貨幣、商業理財等。這些課程中有的是經濟學，有的是商學，但總體到底是經濟還是商科？

在西南聯大，經濟系、商學系并設在法商學院，商學和經濟又如何分野？1946年北大回京復校，系科調整，商科又歸入經濟系。但經濟系八位教授所講的課，有經濟理論、經濟學說史、貨幣銀行學、銀行制度、財政學、租稅論、預算論、初級統計學、高級統計學、近代貨幣學說、國際貿易、歐洲經濟史、比較經濟制度、初級會計學、高級會計學等。總體上這到底是商科還是經濟？

商科歸入經濟學系，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直到有了國民經濟管理專業、經濟管理系、工商管理學院、光華管理學院，成建制的商科才逐步建立起來。當下，除光華管理學院以外，并存并行的還有北大經濟學院。總體上看，商科有經濟，但商科不等于經濟，經濟也不等于商科；商科有管理，但商科不等于管理，管理也不等于商科。商科可以擴展，但在擴展之前，還是要首先界定：商科究竟是什么？

第二，誰在影響和決定商科的開辦、調整、拆并和拓展？

有需求有學生，才立商科；學生不斷進不斷出，才有商科教師的商學增進。但商科的開辦和調整，卻和領導人、決策群體、管理機構的作為密切相關。

辦京師大學堂這樣的國立大學，部分大臣學者力倡，皇帝欽定，皇太后不阻攔；皇帝下旨要辦，但不懂怎么辦，交給孫家鼐、張之洞、張百熙這樣的重臣，加上學者康有為等去策劃、去定章程；戶部給錢，工部修校舍建校舍；等等。握有權力的領導人、官吏、權威體系，可以建商科，也可以撤商科；可以強商科，也可以弱商科。

辦學需要官職，官職有權力；辦學更需要教育家，教育家有辦學的使命、理念、規則和能力。官職+教育家，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或一群人身上，就有了辦學動向。辦學動向不但受辦學者學識背景的影響，還受到辦學者的經歷所留下的偏好的影響，受到當時法則約束的影響。多種因素形成了辦學認知。這樣，受辦學認知影響，就有了北大商科的沉浮。有時候，弄不清楚一個決定是受哪個因素的影響怎么做出的，結果為什么會是這樣。通常，學科放在什么樣的辦學者的手中，放在什么樣的規則情境下，大致能推測出這個學科會是什么狀態。

國立大學如此，省立大學、市立大學也是如此。民立大學也是由民立機構的權力者來決定的。沒有領導人意圖意志、沒有決策群體的認可認同、沒有管理機構的執行落實，難有商科的起落及推進。115年中，北大商科的開辦、調整、拆并、舍棄、興起、繁榮，都與此相關。北大商科怎么發展、什么力量在起決定作用，看采取什么機制能夠使商科立得住、立得強、立得穩，能夠有規則地穩健發展。現在看，其前景仍有“誰在影響和決定商科的開辦、調整、拆并和拓展”的問題。

第三，商科“守正”守什么？

商科、商學院建立起來以后，能否穩健發展，取決于商學院領導班子和管理機構的內行性、責任心和協調力，取決于教師總體的風氣及習慣性力量。領導力量和習慣力量結合在一起，進而促成商學院的“守正出新”。

商學院有商學有經濟學，更多的是商科商學。商科多用于學生培養，商學多用于學者研究；學生畢業多從事的是商務；還有原則、規則、標準，此為商德；還有使命、精神、信仰，此為商道。

賣你一斗米，上面再加扣一碗米，這一碗米不算錢。“無商不奸”這樣的規則叫商德。還有堅持品質、信用、公平的原則，決不假冒偽劣、絕不坑蒙拐騙等規則，都是商德。堅持創新、保護環境、增進健康、遵循供求大勢、向真向善向美的經營理念、信仰天下正道等都是商道。商科商學商務植根于商德商道，或者說在商德商道的土壤上長出商科商學商務。堅守商德商道便是“守正”。

守正的一個實際指向就是“正盈余”。盈余不僅是經營企業所得利潤的多少，還有經營政府其公共服務品質的高低、經營學校其畢業生能力結構的適應性、經營院所其科研成果的領先程度、經營社團其活動的公益貢獻的大小等等，都是經營所考慮的盈余。“正盈余”指的是盈余中的正向部分，是面向商德商道的那部分。如就業人數今年比去年多、綠水青山越來越能看得見、和平天數多于戰爭天數、民眾的科學素養指數不斷升高等，都是盈余中的正向部分。對商學院而言，我們還是要能夠切實地知道：商科“守正”究竟守的是什么？學院的“正盈余”究竟是什么？

第四，周年慶回顧什么比較有價值？

北大商科發展是一個“流”，而學院40周年，只是流中的一個截面。在40周年慶這個截面上回顧什么？可否側重三個問題：以往做成了什么事情？積累了怎樣的能力？積淀了哪些習慣？

一是過去做成了什么事情？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做成”了什么事情，例如，建成造就商科畢業生的培養流程及完整的培養體系、構建起不同學科背景、不同能力結構、多元整合的教師隊伍等。想想還做成了什么事情？

二是積累了怎樣的能力？主要是積累了可以解決什么問題的能力。例如教學能力、研究能力、社會服務能力等。能夠提出一個問題，很快就可以找到路徑，得到結果；急需著一本新作，集合學院十多位教師的能力，很快得以出版。這就是研究能力。想想還積累了什么能力？

三是積淀了哪些習慣？習慣是教學科研的驅動力。仔細想想，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什么規則人人皆知、到現在還在起作用？光華管理學院有哪些習慣？學院的傳統是什么？

崇尚“創新”，這是好事情。但“創新”在中國已經成了隨口就出的泛濫詞匯。創新具有階段性。學院的日常活動是在規則基礎上有序而穩健地工作，不是天天喊著創新。與企業一樣，90%多的時間不是創新，而是日常的經營活動。日常活動中，有效有益的理念、規則、方式方法在工作中不斷重復，久而久之形成習慣。習慣成了持久的驅動力。

稍微延伸一點。記得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有個基本理念，就是“戲比天大”。這四個字在編劇、導演、演員、職員的心中根深蒂固；這四個字，無論是在排戲還是在演戲，時時刻刻都滲透其中；這四個字鑄就了人藝幾十年一絲不茍的品質基礎。照此類推，學院是不是也可有一個類似“課比天大”“學生第一”的理念，簡單明確，直戳人心，形成習慣性思維。這幾個字不是使命，而是貫徹使命的基本理念；這幾個字也不是規則，但卻是制定規則的指導思想。

有效有益的理念、規則、方式、方法，如果保留下來且能在后來人中繼續接傳，那就成了傳統。不要認為“傳統”都是舊的、該摒棄的。傳統是一種歷史驅動力，如同中國人春節要回家團聚一樣，誰也擋不住、誰也改不了。需要關注的是光華管理學院40年積淀了哪些誰也擋不住的驅動力；有哪些好的傳統，這種傳統把學院推向何方。凡遇到周年慶，總會遇到一個問題：回顧什么比較有價值？

第五，未來怎么辦？

光華管理學院40周年，給了我們一個共同思考的節點。共同回顧過去、審視當下、展望未來。關鍵是未來怎么辦？誰的未來？是一百多位教師的未來，還是學院機構的未來，抑或是北大商科的未來？我們能不能具體設想一些意圖和規則，希望能夠分別實踐，期望能夠形成將來的習慣。

例如，教師應超越生成式大模型的結果，進行教學與科研。我們的學生都有能力通過生成式模型來搜索信息、開拓思路、生成文本，教師除非高于學生搜索的結果，去編著教材、研究問題、進行教學，否則就會被逐漸淘汰。我們的教師需要盡快熟悉數字技術的新進展，真實地擁抱人工智能、超越大模型的結果去創造商學新知識。這需要形成規則、形成習慣。

又如，用“質疑-批評-建議”的方式向光華管理學院致敬，堅守正向，及時彌補管理上的缺陷。院慶、校慶時畢業生返校，一個重要的事項就是請畢業生對學院的發展、教學和訓練方式等提出質疑、批評和建議。學生畢業，工作一段時間，曾在校學習的知識和方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同時會有新發現。將這些感受帶回學院來，對學院的發展非常珍貴。畢業生說得并一定都對，但學院需要一種規則和風氣：歡迎質疑、歡迎批評，主動征求建議，彌補管理上的缺陷。“質疑-批評-建議”要有規則，要形成習慣。

再如，年年審視修訂規則，使學院所有成員都能夠在有序的、越來越合理的、適宜的環境中工作生活。能否在每年寒假之前，請學院教師、工作人員、各級黨政班子，還有門衛、廚房師傅，對以往的與其工作相關的學院規則、規則體系、辦法進行審視、批評、建議。不合適的要修改，沒有的要新訂。修訂后的新規則在暑假后的新學期就可以實施。每年來一次，規則的漏洞就會越來越少，適用性、有效性就會越來越強。通過教職員工年年審視修訂規則需要形成規則和習慣。

還有，發展沒有院墻的商科教育，用“線上光華”建設網上北大商科。現在是有院墻的商科教育，將來的趨勢之一是無院墻的商科教育。商科教育的一個競爭點是“網絡商學院”的成長。將來是否可以考慮，著力增強“數字光華”的基礎，以卓越課程為主，將學院頂刊的論文、有影響的論壇、有深度的報告、卓越人物的發言、扎實的統計數據、企業競爭模擬等，有序地放到線上，用中英文傳播，全世界都能看到，做成有影響的“世界商學院”。大部分項目要收費。如果收不上費，那就說明項目沒吸引力，學院沒能耐，商科沒有用。要用網絡經營能力去檢驗商科成效。發展沒有院墻的商科教育，看能不能成為一個努力方向。

未來怎么辦？各有各的意圖，能否做到，那就要看選擇和努力了。

第六，用什么準則來評價過去、現在和未來？

做得好、一般，還是不好，區分優良中差，用什么規則、標準、指標來評價？這是40年來的學院建設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現在面臨的評價都是外部的：教育部的學科評估指標，MBA教育質量評估體系，“雙一流”學科評價指標，EQUIS、AACSB認證，QS學科排名，等等。我們都是在被動地接受外部的評價，沒有自己明確的評價準則。

學院期望做世界一流或者頂流的商學院。“一流”不易界定和評價，但“領先”是可以界定和評價的。亞洲或世界領先的商學院，就要有領先的嚴格于普遍體系的指標體系。引領性的企業都是在高于國標標準的條件下成長的。引領的資格在于更高的標準和持續的實績。這樣，在學院使命和實際行動之后，需要補上一塊，這就是學院自己具有領先意義的規則和評價指標，以此來評價做得究竟是好還是一般。社會采用了北大商科的標準后，我們還可用更高的標準來鞭策自己。

例如，如何在教育上以學生為本、在科研上以教師為本、在事務上以職員為本；用什么機制如何判斷商科人才的需求；根據需求用什么機制如何調整課程結構；根據課程結構用什么機制如何調整師資結構和學生訓練方式；用什么機制如何設立什么樣教師規范，使我們的教師群體和其他商學院相比就是要更加卓越；用什么機制如何進行學生行為規范，使我們的畢業生和其他商學院相比就是要更加卓越；對不好的行為用什么機制如何進行預警、遏制、懲戒等等。

建設不同一般的卓越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機制，是保持領先地位的驅動力量。為此，我們要不斷地審視：用什么準則評價過去、評價現在、評價未來？

115年的北大商科，尤其是40年來光華管理學院的建設，就像是一座不斷壘砌的學術大廈，既有當初的奠基者，又有后來的接續人，不同時代的老師、學生、工作人員、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等，一磚一瓦地壘磚砌瓦，使這座學術大廈越來越宏偉，越來越厚實。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一步一步地扎扎實實地創造商學知識、培養卓越人才、推動社會進步，終將更加輝煌。

注釋

[1] 張國有，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榮休教授。曾在北大經濟系、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光華管理學院戰略管理系、組織與戰略管理系任助教（1985）、講師（1987）、副教授（1989）、教授（1991—）。曾任經濟系黨總支委員、經濟管理系副系主任、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北大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北大副教務長、北大副校長、北大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大經濟與管理學部主任等。曾兼任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管理科學學會會長。

[2]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82頁。

[3]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88頁。

[4]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98頁。

[5]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23頁，“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01頁。

[7]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01頁。

[8]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02頁。

[9]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33、344頁。

[10]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45頁。

[11]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54頁。

[12]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57頁。

[13]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57頁。

[14]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65頁。

[15]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63頁。

[16]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67頁。???????

[17] 張國有主編：《大學章程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30頁。

[18] 張國有主編：《大學章程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36頁。

[19] 張國有主編：《大學章程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34????頁。

[20]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248頁。

[21]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254頁。

[22]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258頁。

[23]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302頁。

[24]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318頁。

[25]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307、310、312頁。

[26]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394、401頁。

[27] 1947年3月，《北大化訊》第18—19期刊登的法學院經濟學系的狀況。

[28]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549頁。

[29]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579頁。

[30] 王其文等：《決策模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7—10頁。

[31]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1063頁。

[32]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1067頁。

[33]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1213頁。

[34]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1218頁。

[35]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1257頁。????

[36] 《光華管理通訊》，1995年第1期第6頁。

[37] 光華30年紀念冊第79—80頁。

[38] 光華管理學院2024年工作總結。

[39] 學術交流，《光華管理通訊》1995年第1期（總第1期），第18頁。

[40] 學術交流，《光華管理通訊》1996年第2期（總第4期），第31頁。

[41] 光華30年紀念冊第108頁。

[42] 光華30年紀念冊第41頁。

[43] 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第二屆中國研究生企業管理創新大賽圓滿收官，2024-12-05。

[44] 光華管理學院2016—2024年度工作總結。

[45] 光華管理學院2024年工作總結。

[46] 光華管理學院2016—2024年度工作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