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審查風暴下的切割：李澤楷的“獨立宣言”與長和的“緩兵之計”

2025年3月30日，盈科拓展集團突然對外聲明：李澤楷旗下所有業務“全部獨立于長和”，且雙方自2000年后“從未參與對方任何業務決策”。這一表態看似平淡，實則暗藏玄機——其時間點恰好卡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宣布對長和集團出售巴拿馬港口交易啟動審查之后。而就在一周前，李澤楷還高調現身北京，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與高層和商業領袖同框。

如今這場“切割”動作，與長和集團深陷的輿論漩渦形成鮮明對比。3月4日，長和公告擬以228億美元向美國貝萊德財團出售全球43個港口，其中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的關鍵碼頭。消息一出，國務院港澳辦官網連發評論，直指交易“不符合商業邏輯”，是“向對手遞刀”。香港《大公報》更痛批此舉可能讓中國航運貿易“受制于美”，甚至被美國用于“政治勒索”。

外界對李澤楷的“獨立”有兩種解讀：其一，切割自保。李澤楷雖早已辭去長和職務，但其“李嘉誠次子”的身份始終與家族企業深度綁定。在長和交易面臨國家審查、輿論譴責的敏感時刻，他急于撇清關系，避免牽連自身商業版圖。

其二，家族留后路。長和原定4月2日與貝萊德簽約，卻在3月28日被曝“下周不會有任何簽約”，疑似以“技術性延期”爭取緩沖空間。李澤楷此時釋放獨立信號，或為李家保留一條不受審查波及的商業通道。

二、從“叛逆二代”到“北上參會”：李澤楷的政治投機與家族博弈

李澤楷的“獨立”絕非偶然。回顧其商業生涯，“叛逆”與“投機”始終是關鍵詞：1993年未經家族同意出售STAR TV套現、1999年投資騰訊后轉手賺取5倍收益、2018年李嘉誠退休時明確“不加入長和”。這些經歷塑造了他“果決卻疏離”的商人形象。然而，此次北京之行卻暴露了其另一面——政治嗅覺。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歷來是外資企業與政策制定者的對話平臺，李澤楷以“盈科拓展主席”身份參會，并與高層同框，被外界視為向國家表忠心的姿態。在長和因港口交易被批“犧牲國家利益”的背景下，這一舉動意味深長：既試圖以個人影響力為家族企業爭取回旋余地，又為自身業務貼上“愛國”標簽。

但這種“兩頭下注”的算計能否奏效？從國家審查的堅決態度看，答案或許是否定的。市場監管總局已明確表示將“依法審查交易”，強調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若長和交易被認定危害國家安全，李澤楷的切割聲明恐難逃“形式大于實質”的質疑。

三、長和交易背后的“三宗罪”：商業短視、政治投機與國家背叛

長和出售巴拿馬港口之所以引發軒然大波，根本原因在于其觸碰了三條紅線：

1. 商業邏輯的崩塌

貝萊德收購價僅為港口EBITDA（息稅折舊前利潤）的13倍，遠低于行業平均20倍估值，交易被指“賤賣資產”。更蹊蹺的是，長和未采用公開招標，而是與貝萊德“閃電簽約”，被質疑存在隱性利益輸送。

2. 地緣政治的冒險

巴拿馬運河承擔全球6%的貿易運輸，其兩端港口若被美國控制，可能成為遏制中國航運的“鎖喉點”。分析指出，美國可通過“選擇性限流”“加征政治附加費”等手段，直接打擊中國企業的供應鏈穩定性。長和作為中國企業，卻將戰略資產拱手讓予對手，無異于“自毀長城”。

3. 企業責任的缺失

港澳辦轉載評論尖銳指出：“港資企業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營商不能無視國家利益”。華為、TikTok等企業在美打壓下堅守底線，而長和卻選擇“向霸權跪低”，這種反差讓公眾難以接受。

四、國家利益高于一切：企業不能“揣著明白裝糊涂”

李嘉誠家族一貫以“在商言商”自居，但此次事件暴露其商業哲學的致命缺陷：**在全球化退潮、大國博弈加劇的今天，企業早已無法脫離國家利益獨善其身**。

國家審查長和交易，傳遞出清晰信號：關鍵基礎設施的跨國交易必須符合國家安全戰略。若放任港口交易完成，不僅損害中國航運利益，更將助長美國“以商逼政”的氣焰。李澤楷的切割聲明，本質是試圖將個人與家族風險隔離，但這種“小聰明”無法掩蓋長和交易的戰略危害性。

對李嘉誠家族而言，唯一出路是徹底放棄交易，回歸“飲水思源”的商業倫理。國家需要的是像華為一樣“扛住壓力、堅持自主”的企業，而非“見利忘義、左右搖擺”的投機者。

結語：商業巨輪不能偏離國家航向

李澤楷的“獨立”與長和的“緩兵之計”，折射出李嘉誠家族等部分香港資本對時代變局的誤判。當國家利益成為全球競爭的核心籌碼時，任何企業若仍幻想“在商言商”，終將被歷史浪潮吞沒。

中國崛起需要企業與國家同頻共振。長和集團若一意孤行，必將付出遠比市值蒸發更慘痛的代價——失去國家的信任，才是真正的“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