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事件后（指HK文章事件，本號有報道——編者注），我不確定自己還能不能再來，但我受到了熱烈歡迎，得以參加一年一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CDF）。這是我連續第24次出席這個論壇，我一直以來都稱它為中國最重要的會議。我甚至還在開幕晚宴上播放的 25 周年紀念視頻中客串了一把。就像我在去年的文章結尾所寫的那樣：“出席總是有收獲的。”

如今這個會議的會期比過去短了，也沒有了早年那種熱烈的你來我往的辯論和互動。你需要更加努力地去揣摩字里行間的意思，提煉出重要信息。但對于像我這樣的資深人士來說（我覺得自己也屬于這一類吧），這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深入了解中國不斷變化的工作重點和風險評估。有三個問題尤為突出：

首先，現在聚焦消費是合理的。我連續 17 年都在CDF上大力宣揚這一主題。我翻查了自己的文檔，找到了一份 2008 年的演講稿，題目是《中國以消費為主導的再平衡勢在必行》。此后每年，我都會更新和微調相關內容，但我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不變。我曾敦促中國有關部門關注構建消費型社會的三大基石：以服務業帶動就業增長、以城市化帶動實際工資提高，以及進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以減少因過度擔憂而產生的預防性儲蓄。多年來，我在中國的朋友們都勸我堅持傳達這一觀點，還說總有一天，這一觀點會被人們接受。而這一天如今已經到來。但聚焦和采取行動是兩碼事，現在的挑戰已經轉變為中國如何將這一認識轉化為實際行動。

其次，北京方面現在已經將外部風險視為一種常態。從 1997-19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再到如今特朗普執政時期的兩輪貿易沖擊，大約每十年左右，出口導向型的中國就不得不努力增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李強總理在今年的CDF開幕式上強調了中國已建立起完善的應對風險的政策體系，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對居民消費的加大關注。與早年中國高層領導人談及外部沖擊的危害時不同，這次沒有對日益加劇的逆全球化勢力表達道義上的憤慨。更多的是一種接受的態度，同時李強總理堅信，中國有足夠的政策空間來應對又一次外部威脅，且已做好了充分準備。

第三，人們對美國當前的狀況明顯表示懷疑。盡管在過去 15 年里，美國的反華情緒在不斷累積，但參加論壇的人們長期以來對美國幾乎一直懷有崇敬之情。七年前，特朗普發起關稅戰時，人們對華盛頓方面明顯感到憤慨和憤怒，而現在，這種情緒已被一種對美國這個已然迷失方向的國家的無奈接受所取代。許多中國人曾欽佩特朗普是一個注重達成交易的商人。在他的第一屆任期內，他們一直秉持這種觀點。但現在情況已不再如此。盡管人們希望在 6 月能舉行領導人的“生日峰會”，但這樣的活動已不再被視為解決日益令人擔憂的沖突的終極方案。畢竟，2017 年的兩次這樣的會面未能阻止隨后在 2018 年至 2019 年迅速實施的第一輪關稅措施。在今年的CDF論壇上，幾乎沒有人期望這次（會面）會有不同的結果。

雖然在論壇精心安排的公開會議環節中，幾乎沒有機會在正式場合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但我發現在論壇前后以及會外活動和幾次閉門會議中有很多機會可以這樣做。

在討論過程中，我用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方式來描述特朗普帶來的沖擊，將其稱為 “美國文化大G-M” （America’s Cultural Revolution）早期階段的一種表現。有一些人不認同這種比較，尤其是一些美國人，其中一人甚至聲稱，他在中國W-G剛結束、國家一片混亂的時候第一次來到中國。他反駁說，盡管美國現在的情況可能看起來很糟糕，但與他當時所見的中國情況仍無法相提并論。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這并非我想表達的重點。我認為美國目前正處于動蕩的早期階段，這與上世紀 70 年代末的中國截然不同。從相對意義上來說，這兩個混亂時期都可被視為革命性的階段，因為它們都與之前的常態有著巨大的偏離。盡管美國可能永遠不會經歷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那樣的極端恐怖狀況，但目前美國與早期常態的偏離程度可能同樣極端。此外，我強調了我認為兩次 “文化大G-M” 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中國當時的混亂主要是內部問題，對世界其他地區幾乎沒有影響，而美國當前的緊張局勢既包括內部沖擊，也包括外部沖擊，這可能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重大影響。

我接著指出，中國備受贊譽的抗風險框架可能比在CDF上所描述的更難實施。由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仍有大約 20% 依賴出口，因此在面臨另一次外部沖擊時，中國仍存在相當大的脆弱性。我告誡說，特朗普第一輪關稅措施時期中國所采取的出口多元化戰略 —— 通過轉向其他市場（尤其是越南、俄羅斯和印度）來彌補美國外部需求的損失 —— 這次可能不會那么奏效。如今中國經濟不僅比那時更弱，而且特朗普第二輪關稅措施帶來的貿易沖擊在范圍上可能更具多邊性。特朗普所謂的 “對等關稅” 計劃將在他稱為 “解放日” 的 4 月 2 日宣布，這凸顯了全球貿易徹底萎縮的可能性。在貿易周期下行的情況下進行出口多元化，這對中國行之有效的抗風險策略構成了巨大限制。

最后，我還對消費問題中一個被忽視的關鍵方面表示擔憂，即減少因居民顧慮而產生的預防性儲蓄這一缺失環節，需要中國消費者的行為反應發生重大轉變。制定旨在提高勞動收入的政策相對比較簡單直接，而改變行為激勵因素則要困難得多，這需要直面中國人內心深處對不確定未來的恐懼，這種恐懼催生了預防性儲蓄，并抑制了可自由支配的消費需求。我一直主張中國進行更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目的始終是用信心戰勝這種恐懼。

我進而指出，類似的行為約束正壓在中國私營企業主身上，我將其稱為 “動物精神缺失”。【此處省略，原文請見讀者群】

我認為，要重新激發 “動物精神”——即凱恩斯所強調的對于充滿活力的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至關重要的 “自發的行動沖動”，僅僅這樣時松時緊的監管行動可能遠遠不夠。

中國正處于其發展軌跡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即將邁入高收入社會的門檻。歷史上有許多國家在這一門檻前停滯不前，就如同所謂的 “中等收入陷阱” 所暗示的那樣，始終未能抵達理想的彼岸。盡管今年CDF的討論中，這一挑戰非常突出，但我對中國在理解這一關鍵問題上仍有一種隱隱的擔憂。

在過去45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調動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和資本所推動的。這一策略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效果顯著，但隨著中國逐步接近發達經濟體的生活水平，這種發展模式需要讓位于對根深蒂固的行為方式進行有機變革的靈感。在 2025 CDF上，人們清楚地認識到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道路并不輕松。對中國而言，通往最后一公里的激勵動力很可能是最艱難的一段征程。

（作者為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摩根士丹利亞洲主席、首席經濟學家；原文題為“Inspiration at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