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種傳統，一種文字干預的傳統。

　　傳統的干預不僅僅是對文學內容的干預，也包括文字的使用；這個結論也適用于今天所有的網絡平臺。

　　比如老子的《道德經》，算是中國文化的頂流了，那也不行，中國人習慣了至高無上的皇權，要避諱。河上公版中的首句是“道可道，非常道”，而帛書版卻是“道可道，非恒道”，為什么恒道變成常道，因為漢以后避漢文帝劉恒的名諱，這“恒”字就不能用了；于是“恒道”便成了傳世本的“常道”。

　　其實這兩個字差別還是很大的，常是久，不等于永在；恒不但是永在，而且是唯一，它并不平常，既不是林中小道，也不是通往羅馬的大道。

　　古代人有文字獄，現代人更是津津樂道文學不能離開政治，而且要接受政治的審判。

　　其實，往往所謂的政治并不是文化意義上的政治，而是權力意志，弄得不好，就墮落成了恒字諱這種低俗的政治中了。

　　文學作品一定要歌頌政治嗎？

　　這個問題大約只有在中國才會提出來，因為歷史上的成名之作，鮮有歌頌哪個必然逝去的政權，《飄》中的希禮很懷念奴隸主莊園的政治，但郝思佳卻說他是個空殼。文學寫人，寫人的社會，當然要涉及政治，甚至也有作家注入在其中的鮮明的傾向，這說明文學不是世外桃源，注定離不開政治，但是，并不存在文學一定要歌頌哪一種政治的創作規律，能不能寫出傳世之作，既不取決于文學作品批判了哪一個時代，也不取決于歌頌了哪一個時代；不然歷代王朝哪里還用得著培養御用文人？政治的本質是平衡，它從來也不代表真理。

　　文學作品一定不能歌頌政治嗎？

　　這也完全沒道理，批判與歌頌都不是文學的內在規則與邏輯，即便是為了歌頌而歌頌的作品，也可以是好的文學欣賞，風雅頌中的頌，就是歌頌文學。

　　那什么是文學的內在邏輯？

　　當然是情感邏輯，文學是形象的語言，自然是形象大于思維，這是政治所容納不了的。同樣是看《飄》，有的讀者看白瑞德簡直是個大混蛋，有人看的卻是新時代的符號；我看《紅樓夢》怎么也不喜歡林妹妹，覺得薛寶釵靠譜，這沒什么政治原因。文學是人學，人學又是一花一草，一人一文學，裝入政治的邏輯語言中，一定是文學的死亡。

　　從更寬廣的視角，我接受結構主義的觀點。

　　什么文學不文學，好與壞，錯與對，批判與歌頌，最終還是讓社會去下定義，也就是說，大眾也是作品的參與者，大眾不接受，再講政治也沒有用；歷史上很多傳世之作，曾經都是禁書。越是禁書，還越是珍貴，《金瓶梅》是禁書，改革開放時，政治有了些許的寬松，可以看了，從圖書館要借出來，還得是教授；這就是權力政治的荒唐，憑什么教授可以看，我一個學生就不可以看？這是文學的品味，還是政治的等級制度？

　　七十年代，中國差不多燒掉了所有的書，明清四大名著，唐詩三百首也不放過，如果這就是所謂的文學的政治性，那就太可悲了；然而一位文化旗手卻提倡在小范圍看六本書，六本地地道道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書；原來，文學的政治性也分等級。

　　六本書是《簡愛》《基督山伯爵》《俊友》《紅與黑》《飄》《根》，的確很經典，都值得看，請問這些書的政治性是什么？

　　那時就在想，會不會又要來一次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