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一部電視劇叫《外來妹》，講述一個農民進城打工的影視作品，但“進城打工”在今天看，已經是太平常不過的詞語了。可是鮮為人知的是，在建國初期是有一個制度管理的額，毛主席甚至“制止”農民進城。

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要回溯到1954年，在憲法起草的某次會議期間，毛主席明確表示，不同意自由遷徙。

他認為，人員不能隨心所欲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必須建立相應制度，嚴格管控城市與鄉村人口的隨意流動。這一觀點不禁讓人產生疑問，毛主席出身農民家庭，始終深切關懷農民生活，緣何會不贊同農民進城呢？

實際上，這背后有著對當時中國經濟形勢、政治穩定以及社會治安等多方面的綜合考量。1950年，我國頒布《土地改革法》，推行分田到戶政策，使得農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得以實現。這一舉措不僅有力地穩定了農業社會，在經濟層面，還極大地降低了農村對高風險城市經濟的依賴程度。

當時廣大農村以小農經營模式為主，農業生產與手工勞作相輔相成，且分布高度分散，基本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理想狀態下，若一個國家的農業與工業實現完全自給自足，應當是城市為農村提供工業產品，農村為城市供應農產品。

但當時我國城市工業發展，主要依靠直接提取農業剩余商品，卻無法通過規范的貨幣交易完成，這種類似“賒賬”的狀況，致使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而農村本身對工業產品的需求并不旺盛，這進一步加劇了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反觀城市的狀況，建國初期，國民黨撤離時卷走了國庫黃金儲備，還遺留了嚴重的通脹問題。

沒有黃金作為貨幣本位支撐，貨幣幾乎等同于廢紙。例如在1949年，財政赤字高達46.4%，物價飛漲，飆升幅度達5至6倍，買一包煙需要用一捆鈔票，當時人們甚至調侃說不如直接抽“鈔票煙”。新政府通過土地改革以及穩定農村經濟，有效緩解了這一嚴峻壓力。

毛主席青年時期所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強調需要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他在湖南五個縣歷經三十二天考察后得出的極具魄力的結論。

人人有田且土地私有并非完美之策，因為雖然實現了人人分田，但同時人人也擁有土地私有權，這意味著土地能夠自由買賣。倘若在完成土地公有化之前，私有化的土地遭到拋售與兼并，那么土地公有化將難以達成，最終農民可能會失去自己的土地，重新陷入赤貧狀態。

基于以上原因，當時形成的觀點是，除了開展土地改革，消滅大土地私有制，還需消滅小土地私有制，否則極易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防止土地兼并。

毛主席是最能深刻理解農民群體的人，正因如此，才有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以及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偉大戰略的成功實踐。也正是憑借這種深刻見識，毛主席能夠依據時代變化，及時做出新的政策調整。

一直到幾年之后，也就是1954年至1956年期間，大量農民才開始涌入城鎮，試圖尋找新的發展機會，并投身于企業生產。這一時期成為我國歷史上戶口遷移最為頻繁的階段，遷移人數多達7700萬。工業化發展有其自身客觀規律，然而當時的人口遷徙明顯過熱。

每年向城市遷移的人口超過1000萬，1958年更是達到3200萬人。像北京和天津，每年人口增長超過50萬人，這給城市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

1961年，國家動員并勸返了2000萬城里人返回鄉村，之后又有2000萬知青和干部上山下鄉。這些人的付出，極大地緩解了城市的就業壓力，同時有力地推動了農村地區的建設。

回頭看，其實可以清晰地看到，為了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國家付出了諸多努力，千千萬萬人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與才華。正是憑借這些，我們才逐步構建起如今工業體系完善的泱泱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