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陳為 正和島總編輯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段要輝一直對20年前那句話念念不忘。
當時,他在東莞長安鎮烏沙村的一家工廠上班,研發MP3。公司附近有家酒店,門口寫著一行大字,“讓世界了解烏沙,讓烏沙走向世界。”
他當時不會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成為這家公司的高級副總裁。更不會想到,在烏沙,以OPPO為名的這家村鎮企業,已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大廠——海外營收占比接近60%,制造的手機進入了70多個國家和地區。
根據IDC數據,過去十年,OPPO手機累計市場份額全球第四,中國第一。同時,IDC的報告也指出,2024年OPPO在全球中高端市場450-500美元份額排名第一,顯示出OPPO在全球中高端市場的影響力進一步加深。
20年,村子里的企業實現了“走向世界”,世界卻正在成為一個紛亂的村莊。
一、一個矛盾
“作為一個企業來說,它一直在‘出’。村里辦的要出村,鎮里辦的要出鎮。出村、出鎮、出縣、出市、出省、出國……長安鎮辦的企業早就出了長安,出了廣東,出了南中國,出了全中國了。”在3月下旬探討高價值出海的“OPPO思享會·全球化高端對話”上,經濟學家周其仁如是說。
“出”的背后是不安于現狀,是“定”的反向運動,是“流”。
周其仁早年研究農業,他發現,村鎮里的農民雖然起點類似,但不同的選擇帶來不同結果:固守原地與外出打工,造成關鍵差異的正是流動的節點與頻率。
農民進城,無非流向工礦、企業,企業提高了農民收入。這種經濟活動中的流動讓他沉迷,轉而研究企業至今。
他發現,企業發展也少不了一個“流”字。
他對宜家模式印象深刻。這家同樣創辦于一個村莊里的瑞典企業,思維和行動不以疆域為限,截止當前,已經在38個國家和地區擁有300多個商場,品牌影響遍及全球。
我對流動創造的可能也深有體會。戈登·雷丁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里有一組數據:80年代末期,以東南亞為主體的4000萬海外華人創造了2000億美元左右的國民生產總值,而當時國內10.08億人口創造的經濟總量僅與此相當。
更早前,那些“下南洋”的不安分的廣東人、福建人和江浙人,掌握著東南亞70%-90%的私人資本——機會蘊于流動之中。
早在2009年,OPPO便開始海外布局,從相鄰的東南亞開始,逐步挺近歐洲和拉美。10多年來,向內深耕,向外拓展,在國內激烈的競爭格局中穩居前列,也在異國他鄉開枝散葉,把一個個“他鄉”逐漸變成主場與原鄉。
從MP3到AI手機,它一路進化。但“江流石不轉”,浪奔浪流之中,企業的產品與時俱進,它的文化卻錨定在一塊深重不移的基石上。
OPPO強調創新,但它幾十年來一直高揚的文化旗幟卻是:本分。
這個貌似保守主義的詞匯源自段永平。
這位對藍、綠二廠有深刻影響的“精神教父”前段時間在浙大的發言,可視作對“本分”的一種簡潔明了的闡釋:做對的事情;“胸無大志”,腳踏實地做事;要正直,坦蕩面對自我與他人。
我與OPPO接觸有年,發現這家灣區企業有幾個獨特風格在企業界并不多見:雖然營收高達三、四千億,卻不主動參評各類500強榜單;從上到下的員工大多不善言談,不吹牛,只是認真、扎實地研究用戶與產品……
不貪心,不膨脹,不做多余動作,這是“本分”價值觀帶來的聚焦和明確,讓企業把功夫用在平時、用在自己身上。
而開眼向洋看世界,為人類造好產品,是“流”動不居、游于四方的企業家精神的外向擴張,它種下了一家全球化企業的基因與愿景。
這種內外調和、對立統一,正是商業版的“依于仁,游于藝”。
一邊自省,一邊進攻,放眼全球,堅守本分,正是這組看似矛盾的悖論讓OPPO專注篤行,從不止步。
任正非的高參田濤說,“卓越的企業家,無不是悖論主義者”。
二、一個問題
卓越的領導者,也必然是世界主義者。
鄭和首次下西洋遠航,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發現印度早92年、比麥哲倫首次環球航行早114年。當時這位明朝宦官的船隊技術與規模傲視西方,但明朝的海禁政策封鎖了一個民族的心態,也封鎖了向上生發的國運。
企業也一樣。
近年我所見到的“出海領航者”企業,普遍出海規劃在10年以前,海外市場拓展10國以上,海外營收占比超過50%。他們將全球化生存融進了自己的基因與血脈之中。
問題來了,他們為什么要出海、要“流”向五湖四海?
在我看來,無非3種誘因與壓力使然。
一種,源于內心。
“走向世界”的沖動與焦慮纏繞于心。
一個小小的烏沙村尚有讓世界“認識自己”的雄心,何況杰出的企業家?
一種,來自“洋人”。
典型的是當年的中國通訊市場,七國八制,外國高手如云。華為等本土企業只能避其鋒芒,去攻邊緣市場,以農村包圍城市。但神奇的是,這一過程竟也倒逼它從家門口的邊緣市場一路進擊,直到將思科等歐美強勁對手逼近其家門口的邊緣市場。
如今,全球的關稅紛爭、潛在的地緣沖突、新興市場的消費潛力等,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中布局、加速流動。
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專門去OPPO印尼雅加達工廠調研過。我問其印尼之行的體會,他說:“我在印尼OPPO調研完的感受是,‘去全球化’從企業層面來看可以說是個偽概念。
目前的‘去全球化‘更多是在政治層面上,不同的國家搞關稅壁壘,拉新的小群,把中國踢出去,但實際在經濟層面上,你越是去全球化,越搞壁壘,就逼著企業必須走出去,而出去的時候仍然跟中國這邊的供應鏈、生產過程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于是我們就會發現,越是在政治層面去全球化,就越是在經濟層面上以企業為載體,形成一個更深度的、新形態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是更有韌度的全球化,他會受到政治的影響,而這種政治的影響會進一步刺激、激發更深度的全球化過程。”
抽刀斷水水更流。歐美的“打壓”與“脫鉤”已成為一種反向動力,有可能加劇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進程,催生一批發源于本土的跨國品牌,這恐怕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還有一種,來自于發展。
這次的“OPPO思享會”上,一直為企業全球化發展鼓與呼的周其仁教授強調,當前的出海熱潮,也會淹沒一批企業,核心是要搞清楚,企業到底為何出海?
“你是為了找更多的客戶出海,還是要找更好的客戶出海?業界都很看重市場份額,市場份額高的存活率就高嗎?不一定。現在企業不僅僅要找更多的客戶,要找更好的客戶,因為更好的客戶會讓企業不僅僅變大、變強。在當下的全球形勢下,它會讓企業變得健康,而健康是躲過各種危險最重要的支撐條件。”
以墨西哥為例。周其仁曾去看過OPPO在墨西哥的市場情況,那里人均GDP與國內相當,但消費者沒有儲蓄習慣,對價格相對不敏感,分期付體系成熟,所以手機售價更高。
OPPO海外營銷服總裁張洲川印證了這一判斷。
不同于三星的全價位覆蓋,OPPO在很多海外市場的定價策略是站穩“腰部”向上攻,主打400-500美金價位段。
“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不做什么,我們不做低質量的、低廉的產品。我們有句話叫‘OPPO出品,必屬精品’,哪怕價格低的A系列產品我們也要有設計感,要保證非常好的品質。”張洲川說。
他以印尼為例,分享了OPPO在這個國家受到用戶追捧、取得成功的經驗。
說穿了,核心就是洞察痛點,解決痛點:印尼有很多鐵皮房,信號不太好,年輕人經常捧著手機到屋外打游戲,陽光很大,屏幕看不清,而且手機會發燙。
針對于此,他們給手機配置了最清晰的屏幕,而且把網絡與散熱做了充分地優化;印尼是萬島之國,海島遠離基站,近海區域常常信號很差,OPPO對此也做了針對性地優化,實現了“哪怕手機只剩一格信號也能通話”,逐漸形成“到海邊只有OPPO手機信號好”的口碑。
類似這樣,一國一策,對用戶的研究藝無止境,圍繞用戶顯性與潛在需求進行的產品與體驗創新也時刻不停。正是本地化的深度,成就了OPPO全球化的廣度。
三、一個提醒
大灣區,大企業扎堆。
OPPO走過30年,依然穩健,且有“少年氣”。
但有些巨艦“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短短幾年間,觸礁沉沒,讓人慨嘆。
作為基座的眾多中小企業沖勁很足,但傷亡率、折損率同樣很高。
這背后,原因何在?我請教周其仁。
在他看來,中國傳統里,商業作為獨立力量的空間逼仄,而當代企業歷史較短,缺少時間積累,很多企業往往逮著什么做什么,撿到筐里就是菜,機會主義的導向讓企業戰略失焦、不清晰。
另一方面,后發伴隨著原創的缺失,“沒有原創的好處就是快,壞處就是卷”,同質化競爭、無限內卷,也卷死了一批企業。
“中國民營企業是代際之間的迭代產生的進步,一茬一茬往上沖,一批人倒下一批人往上沖”。
他贊賞OPPO把“健康長久”作為企業宗旨,“因為長久,你會感受到這個世界越來越有意思,你死了這個世界跟你就沒關系了。80年代中關村出來多少風光的企業,但由于沖得太猛,卷得太兇,死了,后面的事情就跟你沒關系了”。
他發現,厲害的企業家有一種本領:既膽大,又膽小,而且知道什么時候該膽大,什么時候該膽小。
“光是膽大會失控,光是膽小很多事情抓不住。最難學的是什么情況下膽子大,什么情況下膽子小,這是矛盾的綜合體,都是經歷過復雜環境的物種身上才有這個基因。長久地活下去是企業的最高綱領,任何時候都要爭取存活。”
對于當前環境下的民營企業家,這無疑是重要提醒。
在一個高歌猛進的時代,膽小就會錯過,就是過錯。而在今天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局面下,健康的企業體質才是走遠路、做長久的基礎。
企業如同人體,它的健康離不開基因、自律與熱望。這些,OPPO都有。
我想,段要輝心里仍然有一張世界地圖,他憧憬著有朝一日“綠廠”的旗幟能飄揚全球。
但他也時刻謹記著刻在OPPO基因里的“本分”二字。
這兩個字,讓這家去年售出1億多臺手機的企業保持清醒與自省。它也像烏沙酒店門口的那行大字一樣,給諸多企業一個醒目的引導與啟示:
健康,比擴張更重要。
結構,比體積更重要。
質量,比數量更重要。
排版| 椰子| 允允主編| 孫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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