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上旬的一天，在上海的一間民居內(nèi)，一對兄弟爆發(fā)了激烈的爭吵。哥哥對弟弟所犯下的錯誤進行了嚴厲地批評和訓斥，而弟弟卻一點也沒有為自己的錯誤做辯白，年強氣盛的他更多的是在指責哥哥對待自己的態(tài)度。

兄弟倆就這樣越吵越兇，面對哥哥過度的苛責弟弟難以忍受，一怒之下，他選擇了負氣而走。

當時盛怒之下的他，并不會想到，他的這一出走卻成為了他這一生最大的遺憾。

這對爭吵的兄弟就是周恩來與周恩壽，因為意氣用事的離開，這件事最終影響了周恩壽的一生。

周恩壽并不是對革命沒有信仰的人，相反的，他曾經(jīng)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革命青年。

早在1924年春，年僅20歲的周恩壽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且在同年冬天就轉為了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他接受黨組織的派遣，積極進行黨的地下交通和宣傳工作。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廣州結婚，同年10月周恩壽負責將鄧穎超的母親送去廣州。在這里，他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畢業(yè)之后他又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并且在攻打武昌時血灑戰(zhàn)場，幸虧當時身邊有郭沫若和胡公冕及時搶救，才撿回一條命。

周恩來就曾在談起他的弟弟時說道：“同宇（周恩壽字同宇）的確為革命流過血，他這點比我強?！?/p>

郭沫若在他的《革命春秋》一書中也詳細記述了周恩壽受傷的經(jīng)歷：當時敵人的炮彈接二連三地發(fā)射過來，有一發(fā)炮彈正好落在郭沫若的身后，而在他身后的就是周恩壽。當他轉過頭去看時，周恩溥已經(jīng)倒在了草地里，鮮血直流。當時他們的身邊并沒有擔架，郭沫若和胡公冕趕緊到附近的農(nóng)家找來一把椅子，做成臨時的擔架，才將周恩壽救了出來。

后來周恩壽又在北伐軍中先后擔任總政治宣傳大隊的小隊長、總政治部勞資仲裁委員會代表。1927年春，周恩壽擔任武漢郵電檢查委員會主任。

1927年，蔣介石開始“清黨”，周恩壽擔任“武漢中央軍校各期學生共同討蔣籌委會”執(zhí)行委員，并且?guī)ь^在《討蔣宣言》上署名，他也因為這一系列行動遭到蔣介石的通緝。

周恩壽就是這樣一位為革命流過血、拼過命的熱血志士，他即使是在蔣介石制造“四一二”慘案之后，面對舉國的白色恐怖依然無所畏懼。卻最終因為兄長對自己的不理解，而負氣離開，這真的不得不讓人遺憾。那么，究竟是因為什么事情，令周恩來對自己的親弟弟大動肝火呢？

原來當時周恩壽正在跟一位女子談戀愛，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但是有一天，那女子突然就跟著一個陌生男人跑到四川去了，沒有給他任何理由。對于正處于熱戀期的周恩壽來說，這種未曾預料到的變化令他沒了方寸，竟頭腦一熱，一路追到了四川。

當時周恩來正在上海組織工人武裝起義，黨的情況岌岌可危，正是用人的時候，周恩壽的突然離開令周恩來非常生氣。

追到四川的周恩壽找到那個女子，本來是想跟她重歸于好，沒想到卻受到更大的打擊。

原來她早就移情別戀，根本不想跟周恩壽繼續(xù)交往。年輕的周恩壽一時承受不住這個打擊，就在四川一連幾天借酒消愁。直到白色恐怖波及到四川，四川的軍閥開始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人，他這才清醒過來，趕緊跑回了武漢。

而在武漢等待他的，正是自己的親哥哥，剛從上?；貋淼闹芏鱽?。

周恩來因為弟弟的這一荒唐之舉大發(fā)雷霆，呵斥周恩壽不配做革命軍人，還親筆寫下文件，將周恩壽撤職查辦，還要關禁閉。

周恩壽本來就剛剛失戀，頗受打擊，面對兄長如此嚴厲的處分，也怒火中燒，跟周恩來理論起來，大聲反駁道：“你認為我不配做革命軍人，我還就不做了！”說罷，他就轉身跑出了北伐總部的大門。

離開之后的周恩壽輾轉來到上海，1927年11月上旬，周恩來也來到了上海，找到了一直跟他僵持著的弟弟。面對周恩來的訓斥，兩兄弟又大吵了一架，于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段。

年輕的周恩壽因為感情用事而脫離了黨組織，孤身一人的周恩壽最后回到了東北吉林，在那里謀了一份小差事，從此脫離革命，過起了小老百姓的日子。

離開黨組織的事情從此成為了周恩壽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直到幾十年以后，周恩來談起這件事，他愧疚地說道：“我那時年輕，火氣大，是我對他幫助不夠。”

這樣一句簡單的話，表達了周恩來對弟弟的惋惜與遺憾。

總結：

古詩有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碑斨芏鲏墼谕砟昊貞浧疬@段往事時，他大概也是這樣一種心境吧。周恩來的一生都在為偉大的革命事業(yè)而奮斗，而他的兄弟們也同樣為了革命前仆后繼，甚至付出生命。

而周恩壽作為最早進入革命行列的兄弟之一，卻因為兄弟間感情的一時沖突主動放棄了為革命而奮斗的信念，實在是令人遺憾。

有句話說得好：“兄弟不是為你慶祝勝利的人，而是陪你共度難關的知己?！?/p>

在那個中國革命最為艱難的時期，周恩壽這樣做確實是有負周恩來的栽培之情。他本應該與周恩來攜手共進，兄弟齊心，共創(chuàng)未來，卻在最應該向兄長伸出援手的時候離去，不得不令人惋惜。

也許當時的周恩來的言語太過激烈，他沒有太多地去照顧弟弟的感受。也沒有去了解弟弟遭受情感打擊之后的情緒波動，而是采取一味的批評，導致革命失去了一位如此優(yōu)秀的干部。正如周恩來自己所說：“是我對他的幫助不夠。”這份缺憾也只能被記錄在歷史之中，難以彌補了。

參考資料：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