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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戴笠是同一個家族的人，以前在他手下干活，我也是軍統的。”

2013年，在浙江江山一家養老院里，一位叫戴以謙的老人，在做自我介紹時，說了這樣一句話。

最讓人震驚的是，他不僅是軍統特務，他身邊的兩位老人也都是軍統特務。

王慶蓮主動介紹自己應該是大陸僅存的一位，曾在軍統重要機構工作過的女性譯電員。

祝仁波說自己不僅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還娶了因1931年叛變革命，而被毛主席親自簽發通緝令的顧順章之女顧利群為妻。

這三人是如何加入軍統的？他們曾經的工作經歷是怎樣的？解放后，他們的處境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三人因為不同原因，加入軍統

提起軍統經歷，王慶蓮表示當年并不是自愿加入的，年幼父親去世，她是在媽媽和外婆的撫養下長大的。

日軍打過來，村里很多人被打死，房屋也被燒掉了，對本就貧困的家庭來說，無異于是雪上加霜，王慶蓮只好輟學回家干農活。

1943年，王慶蓮的母親得知軍統在招人，所以私自幫她報了名。

那年，江山地區通過軍統考試的總共有20人，其中就包括王慶蓮在內的4名女孩和16個男孩。

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后，軍統本部錄用了10個人，分到譯電科從事譯電工作，王慶蓮和其他人則被送到位于磁器口的一個造紙廠做印刷工作。

1944年，王慶蓮被調回到譯電科華南股，由此開始了她在軍統兩年多的譯電員工作。

王慶蓮是被迫加入軍統，而戴以謙說他當時非常渴望加入軍統，在加入軍統前，他已經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小兵。

戴以謙雖然和戴笠是同宗族的人，但是身份太特殊了，沒有人敢主動前去認親戚，兩人在1943年才相識。

那年，戴笠前往江西視察，兩人首次見面。戴以謙向戴笠介紹自己的家人，戴笠此時才發現戴以謙還是他的堂侄孫。

戴笠見戴以謙機智靈敏，工作能力強，又是自己家族的人，于是決定把他留在自己的身邊工作。

在戴笠的安排下，戴以謙被送到了軍統特務培訓班，畢業后順利加入渴望已久的軍統。

戴笠安排他到浙江去，以機要秘書的身份處理軍統在華東地區的機密文件，從此以后，在戴笠的照顧下，戴以謙在軍統內部混得如魚得水。

戴以謙不僅可以翻看一些重要文件，甚至還被允許參與重大決策的制定工作。

戴以謙是進入軍統后才找到靠山，祝仁波則是因為有靠山才加入軍統的。

本著“朝中有人好做官”，只是誰都沒想到祝仁波后來的人生因為軍統而變得動蕩。

祝仁波的靠山是他的表姐夫——我國空軍無線電通訊先驅陳一白。

1935年，陳一白擔任浙江警官學校無線電訓練班的教官，給祝仁波爭取了一個入學名額。

進入軍統前，他有長達好幾年的求學階段，學到了很多技術。

起初，他跟著同學們一起學習無線電基本技能，之后被抽調去學習無線電報務，因學習能力突出又被挑選去學習修理和制造發報機。

那些電報機是從歐美購買的，給他們上課的都是專家，還有從歐美學成歸來的海歸，老師講課的時候常常中英文夾雜，課程還涉及微積分之類的，這對只有小學求學經歷的祝仁波來說，上課等于聽天書。

陳一白時常鼓勵他，讓他平時加緊自學其他課程，遇到不會的問題，主動向老師請教。

祝仁波說自己那會兒常常以東晉祖逖“聞雞起舞”的經歷來鼓勵自己努力學習，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不辜負表姐夫給自己爭取來的求學機會。

淞滬會戰爆發后，祝仁波跟隨學習一直進行轉移，最后轉移到了貴州息烽縣。

息烽縣當時是軍統的一個大本營，里面有好多人，祝仁波補充道，因“西安事變”而被關押的楊虎城和張學良當時也在那里。

此時的祝仁波已經畢業了，被分配到無線電通信技術部，主要負責發報人員的培訓和發報機的維修工作。

接受組織考驗，眼見組織沒落

王慶蓮與祝仁波一樣，都是小學畢業，她進入軍統后，沒有經歷過長達幾年的學習機會。

因此，處理譯電工作對她來說是有一定的難度，密碼都是由數字組成，看似簡單，實則難度很大，直接譯出來，經常需要翻看不同的密碼本。

王慶蓮常常因為破譯速度慢，破譯錯誤而被迫加班，待王慶蓮工作熟練之后，工作效率提高了，不用返工，不用加班，屬于自己的時間就多了。

王慶蓮向那些達官顯貴家的小姐和太太們學習，開始打扮自己，在工作期間涂口紅，被通報批評，時常被她的直屬領導姜毅英數落。

提起姜毅英，王慶蓮對她是又愛又恨，愛的是，她也是江山老鄉，是軍統里唯一的女少將，工作能力很強，不得不佩服，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最先把這個情報譯出來的人就是姜毅英。

姜毅英把此事向戴笠匯報，由戴笠轉告蔣介石，日本準備對美國的珍珠港動手。

不過，那時的美國政府非常地自大，無視蔣介石的提醒，并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日本偷襲珍珠港發生之后，證實了姜毅英提供的密報是正確的，她再次得到了戴笠的賞識，被提拔為第四處電臺臺長，1942年，姜毅英再次得到提拔，又被晉升為少將。

姜毅英恨王慶蓮，是因為姜毅英總是針對她，據王慶蓮講，她脾氣比較隨和，跟江山老鄉的關系都非常好，而姜毅英非常高冷沒什么朋友，因此非常妒忌她。

軍統不允許女特務濃妝艷抹，涂口紅也不被允許，年輕時期的王慶蓮愛美，涂口紅，穿旗袍，常常因觸犯規章制度而被通報批評。

這樣的批評里通常看不到王慶蓮的名字，因此，她假裝通報不是針對她一個人的，而是提醒全體女特務的。

可是姜毅英偏偏每次都會提醒她，外面又張貼了通報批評，王慶蓮非常生氣，趕緊跑出去，把通報撕下來。

生氣歸生氣，王慶蓮并沒有因為經常被批評而約束自己謹遵軍統的規矩。

軍統有很多規矩跟國民黨其他部門不一樣，據王慶蓮講，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印章，只要拿出那個印章，可以免費看電影，但是她從來都不用，擔心被上面查到頻繁出來看電影，會挨批評。

王慶蓮每周趁著休息時間，偷偷溜出去玩，看電影，主要看的是美國、蘇聯和中國的電影。

那時，周璇比較火，在電影院里經常能夠看到她主演的《漁家女》和《馬路天使》等，王慶蓮學習跳交誼舞就是跟著電影演員學的。

王慶蓮說自己在重慶當譯電員那幾年，吃喝玩樂都經歷過了，是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1945年，抗戰勝利后，軍統局的人分批次乘坐飛機前往南京，姜毅英以王慶蓮平時工作表現不好為由，不準許她回南京。

王慶蓮很清楚，如果現在不回南京，一直在重慶等通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到時候姜毅英再以她不服從組織安排為由處罰她。

王慶蓮只好另想辦法，約了6個跟她一樣被通知不能及時回南京的同事，坐汽車、搭火車，終于在1946年的7月份到達南京本部。

到達南京后，在蔣介石的眼皮子底下，王慶蓮不敢再像以前在重慶時那樣目無法度，而是老老實實工作，但是常常還是被姜毅英批評，甚至還會把她關起來，讓她反思自己的行為。

長期在這樣的環境里工作，王慶蓮精神壓力非常大，動了離開的念頭。

姜毅英對待工作太認真了，風雨無阻前來軍統報道，王慶蓮很難有機會直接跳過她，向上級提交辭職報告。

直到姜毅英結婚，她才有機會向時任領導的毛人鳳，毛人鳳挽留王慶蓮，她卻以自己父親去世，母親身體不好沒人照顧為由，才獲得了回家的機會。

王慶蓮是被迫離開軍統，戴以謙有戴笠這樣的靠山，他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軍統，天不遂人愿，戴以謙如魚得水的好日子并沒有持續太長。

1946年，戴笠因飛機失事而身亡，軍統被毛人鳳接管，他的人生開始走下坡路。

戴以謙回憶戴笠乘機那天的情況，南京當時正值下大雨，停機不便，戴笠更改計劃，飛機在上海降落。

上海天氣也不好，霧氣太大，飛機在天上盤旋了好幾圈，還是沒有找到機場。

戴笠告訴戴以謙等人，他決定把飛機降落在徐州，沒過多久，戴笠再次告訴他們，情況危急，準備先找一塊平整的地方迫降。

大家并不支持這個決定，認為風險太大了，但是飛機始終無法降落也很危險，因此，當時沒有人立即站出來反駁戴笠的決定。

大家一直焦急地等待飛機成功降落的消息，沒想到戴笠從此跟他們失聯了。

那一夜，大家在慌亂中度過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八點多，戴笠的好友梅勒斯將軍在南京西郊的岱山發現了戴笠乘坐的飛機殘骸，機組人員全部身亡。

在軍統內部，有一個慣例，每年的4月1日，戴笠都會親自主持因抗日而犧牲的軍統人員的紀念大會，而1946年的追悼日，卻成了眾人為戴笠開追悼大會。

戴笠逝世，戴以謙失去了依靠，曾經對他阿諛奉承的人開始跟他反目成仇，時不時向毛人鳳打小報告。

他見識到了人情涼薄，很清楚自己沒有了戴笠這個靠山，此地不是自己的長久之計，一直在暗地里尋找新的去處。

那時，國民黨內部有諸多派系，他與戴笠的關系眾人皆知，沒有人愿意為了他而去得罪毛人鳳，因此，戴以謙無路可走。

戴以謙只好安守本分地茍且偷生，服從組織安排的一切工作，他先是被派到華北總司令部技術部當一個小隊長，之后又被任命為軍北站站長。

隨著國民黨在戰場上接連失利，戴以謙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心里更加慌亂了。

就在此時，有一個關系跟他非常好的同事告訴他，國民黨節節敗退，蔣介石已經開始下令往臺灣轉移，建議戴以謙跟自己一起，利用工作之便，前去北平投靠傅作義的軍隊。

戴以謙認為解放軍優待國民黨俘虜，哪怕是將來被俘了，也比逃到臺灣好，兩人一起投靠傅作義，沒過多久，傅作義率部歸順解放軍，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根據政策釋放了戴以謙等人。

戴以謙在軍統的經歷，是從得到戴笠的賞識到戴笠去世之后遭到排擠，王慶蓮在軍統則是被自己的老鄉打壓，祝仁波表示自己在軍統經歷很單純，就是培訓電臺相關人員，更換電臺，修理電臺。

1943年，祝仁波被調到空軍，雖然遠離了軍統，但是他的身份編制還是隸屬于軍統，對外公開的身份則變成了陸軍少尉。

他經歷最為慘烈的一次戰役是發生在1944年夏天的松山戰役。

戰況非常慘烈，電臺受損嚴重，為了確保中國遠征軍的通訊保持暢通，祝仁波接受命令，前往前線。

用祝仁波的話來說，電臺人員的處境并不比軍人安全多少，電臺技術人員要跟隨遠征軍一起出現在前線。

戰場上炮火連天，當時技術本就不先進，受環境因素干擾大，有時是晴天有時是雨天，波長需要反復調試。

日軍非常痛恨電臺，只要發現了電臺據點，就開始瘋狂攻擊，因此，電臺人員的安全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了避免目標暴露，軍統內部在培訓的時候，專門有一個規定，就是一個人前往淪陷區安裝電臺。

日本人投降之后，祝仁波的工作也發生了變化，先后在南京紫金山，負責接收日軍的雷達，之后又安排他去交警總局負責機務工作。

據祝仁波回憶，戴以謙沒有收到撤退的消息，而他早在1948年的時候，就接收到了國民黨中央發出來的通知，要求機關人員離開南京撤到臺灣去，他和他的表姐夫陳一白都選擇留下來，不去臺灣。

拒絕前往臺灣，晚年生活在大陸

在家鄉生活的王慶蓮，到了1949年才收到國民黨撤退的通知，組織只批準她一人前往臺灣，為了照顧母親，王慶蓮選擇留在大陸。

解放之后，王慶蓮主動向組織坦白自己的身份，到了1951年，當時24歲的王慶蓮再次成為審查的對象。

她的態度非常坦誠，被安排在杭州白肉市場工作，之后又被調到了糧食局工作。

她說那些年，她每天都活得非常謹慎小心，擔心工作丟了，在此期間，她在杭州公安局上班的丈夫向她提出離婚為了不給對方添麻煩，她同意了。

1958年，政治清理運動，王慶蓮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名單里，根據組織安排，她要前往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監督。

最為糟糕的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因為過往的經歷，也成了右派，夫妻二人都被安排前往杭州塘棲鎮干農活。

王慶蓮說自己趕上了好時代，到了1981年，組織查明了她的身份之后，落實了相關的政策，給她計算工齡，現在政府還為她安享晚年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戴以謙認為自己要比王慶蓮幸運。他跟隨傅作義的軍隊投降以后，非常慶幸自己還撿了一條命，決定不再當兵了，選擇回家種地，隱瞞了自己曾經當過國民黨特務一事。

幾年之后，他的過往經歷還是被人扒出來，被捕入獄5年，面對自己被捕入獄一事，戴以謙非常坦然地接受，認為政府能留他一條命已經是寬大處理了。

不過，他的妻子不能接受，在他被捕入獄后，為了保護家人和他劃清界限，提出離婚，等到他出獄后，家人全部都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戴以謙告訴王慶蓮，他很幸運，沒有被打成右派，沒有經歷過下放到農村干農活的經歷。

出獄之后，政府給他安排了工作，退休之后，還能領到補貼和養老金，隨著他的年紀越來越大了，政府擔心他一個人無法生活，還把他送到養老院。

祝仁波聽戴以謙講述解放后的經歷，倒是有些羨慕，因為他的經歷非常坎坷，祝仁波回到上海老家后，做起了電訊生意。

新中國成立后，表姐夫陳一白接受時任國家副主席李濟深的邀請北上參與組建中央郵電部，祝仁波的人生也踏入了新的階段，在1950年，他與顧利群結婚。

顧利群的真實身份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是周總理直接領導的中央特科重要人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與張杏華的女兒。

顧順章當年叛變革命，導致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顧利群因為年幼而沒有被牽連。

祝仁波夫妻二人，一個是國民黨軍統特務，一個是叛徒顧順章的女兒，這就注定了兩人的婚姻肯定會受到外界影響。

國民黨退守臺灣之后，總想著反攻大陸，殘留在大陸的特務非常猖獗，因此，在解放后，出現了一次次清理特務運動，祝仁波被判處10年勞改，妻子與他離婚，帶著孩子遠走他鄉。

勞改期滿后，由于祝仁波懂得機電技術，又以工人的身份被勞改農場繼續聘用，直至1980年才退休。

退休后，祝仁波跟著農場里的朋友，一起到浙江寧海縣生活，現在他每個月可以領到低保，還能享受到醫保報銷，不必為晚年生活發愁。

結語：

王慶蓮、戴以謙和祝仁波他們雖然在歷史時期服務于軍統，但是在解放后他們改過自新，服從組織安排，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

晚年時期，政府并沒有因為他們過往的特殊身份而區別對待，而是保障了他們作為公民應享受的待遇，為他們安享晚年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