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時期結束之后，國內的局勢無疑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但政治斗爭的波譎云詭卻仍在繼續。

而鄧小平的復出、主持工作，伴隨著真理大討論的展開以及經濟上人民群眾的迫切需求也在不斷的倒逼政治，發展經濟也越來越成為共識。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無疑是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點。

而在這次大會之前，黨中央在北京舉行的工作會議中各種觀點、意見的博弈便已是相當尖銳。

一如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出席了此次會議，并在會議中直接發言批評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逼迫其在會上做了檢查；而對于中央政治局根據鄧小平建議決定會議重點討論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的看法，任仲夷則認為前提是必須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解決歷史問題。

在講述這段歷史之前，是有必要先回顧一下任仲夷的革命生涯的。

任仲夷是河北省威縣人，1935年就讀于于北平市中國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并參加了“一二九運動”。

1936年加入共產黨，隨后歷任中共北平中國大學黨支部書記、北平市西北區委書記、中共邢臺市委書記兼市長等職務。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哈爾濱市委書記、黑龍江省委書記等職務。

但特殊時期到來后，他被免除職務，下放到農村勞動。直到1972年才恢復工作，并在五年后擔任了遼寧省委的第一書記兼第一政委。

結合任仲夷的履職經歷來看，短短30多年，櫛風沐雨他深刻認識到了思想政治工作對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么經濟建設工作也很難真正意義上得到開展。

于是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會議上，態度鮮明的表示擁護鄧小平、葉劍英，同時提出了經濟重心之前要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建議。

這一提議也得到了大多數與會人員的認同。之后他主持平反張志新冤案亦是體現。

除此之外，1978年11月12日當天下午東北組的會議上，任仲夷直接表態，公開批評了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

他表示“在召開遼寧省委會議的時候，很多同志揭發批評了曾紹山同志的錯誤，這自然也聯系到了陳錫聯。而且很多同志當時還指出，像毛遠新這樣一個毛孩子之所以能成為東北太上皇，這離不開陳錫聯的支持。也正是因為這些，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冤假錯案……遼寧四人幫體系宏大……陳錫聯負有重大責任”。

對于這些問題，當初在“十一大”的時候，遼寧省委建議陳錫聯應向遼寧人民作檢查，但陳錫聯只說自己有錯誤，看錯了人。

對于這個檢討，遼寧省委的同志認為檢查不夠深刻，這不利于遼寧去調整工作重心。

任仲夷這番話其實亮明了一個態度，即如果陳錫聯不能深刻檢討，那么東北要想調整工作重心，就沒辦法實現，組織人事上的阻力會很大。

最終陳錫聯迫于壓力，在會上再次做了檢查，但任仲夷依然覺得還不夠。于是在11月24日下午，他繼續在東北組會上發言，表示現在中央定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副主席也明確肯定了這個問題，尤其是在前不久視察東北時，再次談到了該問題。

但東北有的部門在實際傳達精神的時候，卻講出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說法，這兩種針鋒相對的精神傳到干部和群眾中去，會引起什么后果是無法想象的。

這番話其實是把圍繞陳錫聯的事情上升到了更高的層次，即真理的標準問題，這自然也就涉及到華國鋒了。

于是在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對一些重要的歷史遺留問題表明了意見，肯定了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華國鋒的發言讓很多人感到滿意，會議氣氛有所緩和，參與討論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這些發言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10月，鄧小平考慮再三，決定安排任仲夷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開展特區建設工作，因此他也成為了改革開放工作中的闖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