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是民國時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適合避暑的廬山成了南京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的“夏都”。從 1937年6月23日起，中國社會各界的名流巨卿們，相繼收到一份特殊的請柬，邀請他們到廬山開會。

　　按照原計劃， 7月15日起的一個月內，分三期邀請200余人到廬山參加談話，目的是為了征詢各界對內政外交的意見。但因七七事變爆發，1937年的炎夏，齊聚廬山的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已沒有游覽避暑勝地的閑情，空氣布滿緊張的氣氛，大戰即將來臨!

　　7月15日，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這一天，蔣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來電，得知宋有想放棄天津的意思，蔣嚴令制止。此時的蔣介石對形勢已經看得比較清楚，戰爭既已不可避免，這次廬山談話會的主題也從常規的征詢意見變為共商御敵之策。16日，蔣介石在廬山圖書館召開談話會，征集各方意見，也親自草擬好抗戰宣言稿。

　　在宣言發表前，蔣介石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對盧案的和平解決仍抱有希望，甚至寄希望于日本天皇出面制止戰爭，認為“倭寇既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動彼倭，或可轉危為安”。即使拋開這些不切實際的幻想，蔣介石還認為盧溝橋事變爆發近十日，日本只是“徘徊威脅”，未敢正式宣戰，是其無意激戰，想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外強中干之暴露也”。一番利弊分析后，蔣介石在日記中給自己打氣：“若果不能避免戰爭，則余之宣言發亦無害，故發表為有利也。”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戰宣言

7月17日，廬山談話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現場氣氛嚴肅，主席臺兩旁“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對聯格外醒目，所有人的關注點都聚焦在委員長蔣介石身上。一身戎裝的他以激揚的言辭發表了頭一天起草好的抗戰宣言。對于盧溝橋事變，蔣介石表明立場，任何解決都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因為“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

　　宣言中，他總結了自九一八事變到塘沽協定后的教訓，中國已無路可退，言明我們希望和平但不要茍安，我們決不求戰但隨時準備迎戰，“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作為全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必須表現出不惜與日本進行全面戰爭的決心，但其內心亦不免惴惴不安。就在發表完宣言的17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告國民書發表后之影響，是否因此引起戰爭，決不致此，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此中關鍵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為危，而我以為安，更應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場，乃可戢其野心也。”他認為日軍使用不戰而屈的套路已經暴露無遺，所以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兇暴，消弭戰禍乎?”到此時，蔣也沒有丟掉和平解決事變的幻想。

　　7月20日，廬山抗戰談話一經公開發表，全國嘩然，充滿抗日熱情的軍民士氣為之一振，紛紛表示擁護委員長領導抗戰。但另一些對抗戰前途持悲觀態度的人士認為此宣言將使中國大禍臨頭，“低調俱樂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將蔣介石等力主抗戰救亡的論調譏諷為“歇斯底里的風氣”。

　　從日方的角度來看，廬山宣言的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發展大致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事變爆發時，關東軍積極主戰，但日本國內主張和平解決的一方占了上風。第二階段，關東軍援軍抵達天津，態度也日趨強硬，國內大本營主張增兵迅速以武力解決事變的聲音開始高漲。第三階段，蔣介石發表廬山宣言，日本主和派聲音基本消弭，關東軍與大本營意見達成一致——增兵華北，不惜一戰。

　　以當時中國的情況而言，打，尚未完全做好準備;不打，必然導致幾年前“何梅協定”那樣的屈辱重演。蔣介石當然希望我方的強硬可以逼迫同樣沒做好準備的日軍讓步，但他所期待的事情并沒有發生，日方全面增兵，他只能堅決應戰。從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蹤案到7月17日廬山抗戰宣言，是中日兩國走向全面戰爭的關鍵十日。

拋開自七七以來半個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戰只有4天。從7月25日晚起，大量前來增援的日軍對廊坊第38師發起攻擊，次日進攻廣安門，北平形勢急劇惡化。7月27日，蔣介石已經預料到北平兇多吉少，并開始鄭重考慮“萬一北平被陷，則戰(宣戰)與和(停戰)以及不戰不和(應戰)，與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國策”。這一天夜晚，第29軍第132師師長趙登禹也奉命抵達南苑，與副軍長佟凌閣部署與制定作戰計劃。次日早上8時，日軍對南苑展開了猛烈進攻，在空中與地面炮火支援的掩護下，日軍第20師團高木義人旅團迅速攻至南苑機場。趙登禹聞訊，急忙趕往機場督戰。第29軍以大刀聞名，但此次面對強敵，僅憑血肉畢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敵的長城，日軍猛烈炮火攻勢下，第29軍傷亡慘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陣地，趙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內的命令。

趙登禹，第132師師長

　　由于漢奸出賣情報，趙登禹撤退的路線被日軍獲知，日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第3大隊事先進行埋伏。28日中午12時40分左右，當趙登禹將軍的車隊途經大紅門時，突然遭到日軍伏兵的襲擊，趙登禹身中數彈，不幸犧牲。同日，第29軍副軍長佟凌閣將軍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紅門附近，忽然槍聲四起，埋伏于此的日軍展開攻擊，混戰中，佟凌閣腿部被日軍的機槍射中，血流如注。衛士勸他先撤下火線，利用莊稼地撤出日軍包圍圈，但佟凌閣心系隨行學生的安危，拒絕了這一建議。一場血戰下來，佟凌閣身邊僅剩數十人，禍不單行，部隊剛突圍至時村就被日本關東軍飛行團的轟炸機發現，遭到猛烈轟炸，正在指揮作戰的佟凌閣不幸頭部中彈，當場犧牲，甚至沒能留下一句遺言。而在其殉國后，報紙誤將“佟凌閣”寫成了“佟麟閣”，此名一直誤傳至今。

　　南苑失守，趙、佟兩位將軍殉國，宋哲元撤離北平……一連幾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壞消息，蔣介石聞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淪陷，第29軍被迫撤離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軍占領。消息傳來，蔣介石哀嘆“可悲孰甚!”平津相繼淪陷，舉國震動，也使蔣介石意識到抗戰之必要，徹底放棄和平幻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戰火從華北燒到華東，再由華東蔓延華南，中國并未如山杉元所斷言的那樣，一個月就被征服。北起盧溝橋，南至惠通橋，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戰從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最后，說說七七事變中幾名日方關鍵人物的結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戰后以戰犯罪名被捕入獄，1948年3月被釋放回國，死于1966年;侵略盧溝橋的急先鋒一木清直，從侵華戰場打到太平洋戰場，1942年在瓜島的泰納魯河口之戰中，一木清直支隊遭美軍圍困，一木本人于絕望中切腹自殺，該支隊全軍覆沒;“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變后還是沖鋒陷陣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隨部在緬甸作戰時被中國遠征軍擊斃，這個影響歷史的小人物終究還是成為昭和戰爭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