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這倆字可不簡單，它承載著咱華夏大地幾千年的歷史，意思一直在變。最開始，它只是個地理稱呼，后來慢慢變成了包含政治、文化、民族等好多方面的國家標識。了解 “中國” 概念的演變，能讓我們清楚看到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過程，也能明白現代中國國家意識是咋來的。

起源：從地理中心變成文化符號

“中國” 這個詞，最早能在 1963 年陜西寶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何尊上找到。何尊底部銘文寫著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這里的 “中國”，指的就是 “天下之中的都城”。當時洛陽在天下中心，就成了 “中國” 概念最早的代表地。那時候，“中國” 主要和地理有關，突出的是空間上的核心位置。

到了漢代，“中國” 的意思就變多了?！妒酚?東越列傳》里說 “東甌請舉國徙中國”，這兒的 “中國” 不再只是都城，而是成了中原王朝的代名詞，象征著華夏文明的正統地位。從這時候起，“中國” 開始從單純的地理概念，往文化、政治概念轉變。

宋朝時，宋和遼、金對峙，各方都覺得自己是 “中國”，都強調自己文化正統。這時候的 “中國”，文化正統味兒特別濃，成了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文化符號。這種以文化為內核的 “中國觀”，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讓民族精神更凝聚了。

清朝前期：對 “中國” 的認識慢慢改變

清朝入關前，努爾哈赤建立的政權叫 “建州國”，皇太極把國號改成 “大清”。那時候滿洲統治者眼里的 “中國”，主要是明朝統治的中原地區，他們覺得自己是塞外新勢力。

1644 年，順治帝遷都北京，清朝開始統治中原地區。從這以后，清廷慢慢接受 “中國” 是中原正統的象征，對外交往的文書里也開始用 “中國” 這個稱呼了。不過，清朝前期，蒙古、新疆、西藏這些邊疆地區，還被當成 “藩屬”，和中原地區在統治方式、認知上不太一樣。但隨著清朝統治越來越穩，疆域不斷擴大，這種觀念也在慢慢改變。

身份認同有困境，想辦法調整

構建文化合法性不容易

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進了中原后，身份認同問題很復雜，滿漢二元體制下，文化合法性面臨很大挑戰。政治上，清朝統治者實行 “首崇滿洲” 政策，在選官、軍事部署這些方面，給滿洲貴族特權，保證統治階層的核心地位。但他們也知道，要穩固統治，離不開漢族士大夫的支持。

康熙帝就很有政治智慧，他親自去曲阜祭孔，行三跪九叩大禮，這事兒在漢族知識分子里引起了很大反響，大大緩和了滿漢文化對立的情緒。另外，康熙還下令編修《明史》，找了好多漢族學者參與。通過尊重和傳承前朝歷史，向天下表明清朝繼承了中原王朝的正統，得到了漢族士大夫階層的文化認同。

在教育方面，清朝設立八旗官學，推行 “滿漢兼重” 的教育方針，希望八旗子弟既能保持滿洲騎射傳統，又能學習漢族文化經典，培養出滿漢文化都懂的統治人才。這種對文化的雙重維護和融合，讓 “中國” 概念不再只和地理有關，成了包含滿漢等多個民族文化的共同體象征，為清朝皇室用 “中國” 這個稱呼打下了文化基礎。

國際秩序沖擊下，重塑身份

17 世紀，西方列強崛起，傳統東亞國際秩序受到很大沖擊。1689 年，清朝和沙俄簽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歷史上和西方國家簽的第一個平等條約。條約里，清朝第一次用 “中國” 當國名，和沙俄平等簽約，像 “中國大圣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這標志著清朝開始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對自己國家身份有了新認識。

乾隆年間，清廷明確規定，對外文書里可以稱 “天朝” 或者 “中國”?！疤斐?延續了傳統華夷秩序，強調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中國” 更有現代國家的意思，說明清朝開始融入西方主導的近代國際體系。這種稱呼變化，是清朝在國際秩序沖擊下，對國家身份認同的調整。這讓 “中國” 這個詞在國際上用得越來越頻繁、正式，成了清朝皇室對外交往、對內統治都離不開的國家稱呼。

晚清皇室：重新構建話語，回應時代

地緣政治危機下，確認身份

晚清的時候，中國面臨嚴重的地緣政治危機，西方列強靠著堅船利炮，從海上和陸地包圍中國。兩次鴉片戰爭都慘敗，清政府這才深刻認識到自己在國際舞臺上又孤立又脆弱。在和列強簽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里，像《南京條約》《馬關條約》這些，清廷開始經常用 “中國” 這個詞代表國家主權。這一變化，是在列強包圍的嚴峻形勢下，對國家身份的重新確認。

1861 年，總理衙門成立，這是專門處理涉外事務的機構。它的官方文書里，大量使用 “中國” 這個稱呼。統計顯示，總理衙門成立后的官方文書里，“中國” 出現的頻率比乾隆時期多了 4 倍。這一明顯變化，不光說明清政府在外交事務里，更加強化 “中國” 是統一國家的概念，也反映出它主權意識慢慢覺醒了。在和西方列強的外交博弈中，“中國” 成了清政府維護國家利益和尊嚴的重要符號，代表著一個雖然艱難，但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實體。

民族融合浪潮里，發揮凝聚作用

晚清社會變革，民族融合成了擋不住的歷史趨勢，“中國” 概念在這過程中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1909 年，清政府頒布《大清國籍條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國籍法，用法律明確了 “中國人” 的身份。條例規定，只要符合特定條件，不管是不是在中國出生，都是中國國籍，包括滿、漢、蒙、回、藏等各個民族。這打破了以前的民族界限，把所有國民都統一到 “中國” 這個國家框架里。

這種 “五族共和” 的理念很有意義，不光為現代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打下了法律基礎，在政治上也促進了各民族平等和團結。在內憂外患的困境里，“中國” 成了各民族共同的身份標識，激發了民眾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不管是漢族士大夫、滿族貴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同胞，都開始意識到大家同屬一個國家 —— 中國，有著共同的命運和責任。這種基于 “中國” 概念的民族融合，為后來中華民國 “五族共和” 政治原則的實行，提供了思想和實踐基礎，對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影響很大。

歷史轉折時，做出關鍵選擇

文化符號走向現代轉型

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京師大學堂成立，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在文化傳承和創新上作用關鍵。它的教材里，第一次把 “中國” 當統一國名教給學生。以前，“中國” 概念在士大夫階層文化根基深，但普通民眾了解得少。京師大學堂這一教育變革，讓 “中國” 概念從士大夫的文化圈子，走向更廣闊的社會，成了全民都有的身份標識。學生們在課堂上學 “中國” 的歷史、地理、文化，慢慢對國家有了認同感和歸屬感，為現代國家意識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

用國際法確認領土主權

1907 年，《中英續議緬甸條約》簽訂，這是中國在國際法框架下確認領土主權的重要里程碑。條約里明確用 “中國” 界定邊界，這可不是簡單的文字變化，而是中國堅定地宣示自己的領土主權。在這之后的一系列國際條約里，“中國” 作為國家名稱被廣泛使用，成了國際社會認可的中國國家標識。通過這些條約，清朝把傳統疆域觀念和現代國際法結合起來，從傳統 “天下觀” 轉變成現代國家主權觀。這一轉變，讓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身份定位更明確，為在國際事務中維護自己的領土主權提供了法律依據。雖然晚清中國受了很多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但這些條約里對 “中國” 領土主權的確認，還是成了中國在艱難處境里堅守國家尊嚴和主權的重要支撐，為后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發展打下了基礎。

從西周時期的地理中心，到后來發展成融合多元文化、承載民族認同的國家標識，“中國” 概念這上千年的演變，就是一部中華民族融合、發展、覺醒的壯麗史詩。它見證了中國從古代王朝向現代國家的艱難轉變，也為我們現在理解國家的本質、民族的融合，還有領土主權的重要性，提供了豐富又深刻的歷史借鑒。在新時代，深入挖掘 “中國” 概念的歷史內涵，對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都有特別大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