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人院里的奧德賽

文|巴桂樹

巴黎圣嬰公墓的斷頭臺拆除后，原址建起了薩佩特里埃醫院。這座收容妓女與瘋子的建筑，曾讓福柯在《瘋癲與文明》里寫下辛辣的判詞：“所謂文明，不過是用鐵鏈和禁閉室編織的理性狂歡。”三百年后，在重慶某精神病院的白墻內，51歲的唐陽正用MP4播放器反復觀看《肖申克的救贖》，屏幕的幽光照亮了他與安迪·杜佛蘭同樣蒼白的臉龐——他們都困在各自時代的巴士底獄中。

這個春節，唐家父子延續著長達十七年的院內與院外的對峙。81歲的唐敘謹端坐在成都家中，案頭擺放著泛黃的《精神衛生法》和兒子2008年的那份精神科診斷書。這位退休工程師用尺子丈量著法律條文間的每一條縫隙，如同當年在圖紙上計算鋼筋承重。他始終記得兒子發病時砸碎的青花瓷瓶，那些迸裂的瓷片至今仍在記憶里閃著一道刺目的寒光。“監護權是最后的承重墻”，老人對著空氣喃喃自語，仿佛在說服某個隱形的陪審團。

鐵窗內的唐陽在日記本上畫著成都地圖。春熙路的霓虹、九眼橋的酒吧、人民公園的茶香，萬福橋下的那家火鍋店……這些記憶碎片在藥物作用下早已褪成模糊的一頁頁泛黃的水彩畫。每周四上午，他像等待圣餐的教徒般攥緊手機，撥號聲總是終結在“您所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護士站的掛鐘滴答作響，秒針劃過金屬柵欄的陰影，將六十分鐘切割成四千二百個沉默的孤寂瞬間。

這幕現代版《審判》令我想起卡夫卡筆下的土地測量員K。當“精神分裂癥”成為烙在額頭的紅字，唐陽的奧德賽注定要在診斷書與出院申請間循環往復。主治醫師私下坦言，至少有三十份出院建議石沉大海。法律的天平上，一位父親的安全焦慮足以抵消整個醫療團隊的判斷——這讓我想起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治療”，那時丈夫們常以“歇斯底里”為由將妻子送進療養院。

精神衛生系統的知情人士透露，2023年修法建議中特別提到“被精神病”案例。但正如忒修斯之船駛不過官僚主義的冥河，法律的補丁永遠追不上現實的裂縫。全國一億精神疾病患者中，有多少唐陽在等待戈多？又有多少唐敘謹在扮演哈姆雷特父親的亡靈？當《民法典》第三十四條遇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條，親權與人格權的角力便成了永無止境的西西弗斯神話。

夜幕降臨時，唐陽病房的頂燈依然亮如白晝。這讓我想起佛羅倫薩圣十字醫院的古老訓誡：“讓光明驅逐瘋癲的黑暗。”但現代醫學早已證明，剝奪晝夜節律反而會加劇精神紊亂。或許某些社會病癥與這盞不滅的頂燈同源：我們總是用更深的創傷來治療創傷，用更大的荒謬來對抗荒謬。

在弟弟唐昭發來的視頻里，東莞電子廠的流水線正吞沒著千萬個相似的背影。這個逃離家庭的年輕人，何嘗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被出院者”？當家庭成為困住俄狄浦斯的斯芬克斯，血緣便成了最牢固的鐐銬。唐父書柜里的《二十四孝圖》微微卷邊，泛黃的頁角停在“郭巨埋兒”那章——某種集體無意識仍在陰影中徘徊。

精神病學家托馬斯·薩斯曾嘲諷：“精神病院是專為那些冒犯他人敏感神經的人準備的地牢。”在唐家故事里，我們既看到父權制最后的堡壘，也瞥見法治進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更荒誕的是，當唐陽第三次住院將滿十七年，他病歷上的年齡數字竟與《刑法》第八十七條追訴期限不謀而合——不知這是命運的諷刺，還是制度的隱喻？

暮色中的重慶江面泛起粼粼波光，對岸的解放碑已亮起璀璨燈火。唐陽的代理律師走出法院時，手機彈出新修訂的《殘疾人權利公約》推送。歷史總是充滿吊詭：1845年，愛爾蘭大饑荒中的窮人被冠以“精神錯亂”送進收容所；2025年，我們依然在用文明的方式重復古老的故事。或許正如魯迅在《狂人日記》中預言的，吃人的筵席從未散場，只是刀叉換成了診斷書，鮮血稀釋成了法律術語。

話音剛落，剛剛有消息稱，某地出臺《異常行為干預條例》。條例將“持續撥打無人接聽電話”列為B類觀測指標，這讓我想起唐陽每周四上午的一小時通話權。文明的進程，有時恰似精神病院的環形走廊——我們都在其中兜兜轉轉，尋找那個或許根本不存在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