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何香凝在香港去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前，專門去拜見了張大千，一番寒暄后，她說：“新政協即將在北平召開，我將應邀出席，并準備帶一點禮物饋贈毛澤東。考慮再三，一般禮物都嫌俗套，只有帶一幅大千先生的畫最為珍貴，不知先生肯揮毫否？”

張大千聽了立即回道：“您就是大畫家，卻親睞大千，實在有愧，恭敬不如從命。何況潤之先生素為我所敬仰，正無由表達，只怕拙作有污法眼。”

三天后，一幅《荷花圖》創作完成，此畫高132厘米，寬64.7厘米，畫有茂盛的荷花兩葉，白蓮花一朵掩映于荷影中，并題“潤之先生”上款。畫意超凡脫俗，給人清新盎然的印象。

何香凝將此畫送給毛主席后，主席愛不釋手、甚至將其掛到了自己位于中南海內的書房，只要每天一睜眼，就能立即欣賞到。

張大千

1959年，張大千自巴西返臺，張群和于右任等人前往機場接機

張大千，原名正權，后改名爰，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下里港人，齋名大風堂，祖籍廣東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內江市市中區城郊安良里（現市中區公園灣半坡井“芭蕉井”）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

張大千與二哥張善孖創立“大風堂派”，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最具傳奇色彩的潑墨畫工，特別在山水畫方面卓有成就。因其詩、書、畫與齊白石、溥心畬（愛新覺羅?溥儒）齊名，故又并稱為“南張北齊”和“南張北溥”；在美術家里，以他與黃君璧、溥心畬三位在1949年渡海到臺灣，故稱“渡海三家”。

這里有一個問題，按照何香凝找張大千索畫時的說法，他對毛先生素來敬仰，那么他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臺呢？

據其弟子劉力上說，大千先生的他，他和國共兩黨都無往來，更無恩怨；他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于右任、張群、羅家倫有些往來，僅止于藝術交往。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高層領導周恩來、陳毅等曾多次過問張大千先生的回歸問題。據其好友謝稚柳說，1950年代初，陳(毅)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

謝稚柳是張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1981年他在香港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

張大千（左四）與謝稚柳（右一）等同游雁蕩山

又據葉淺予回憶，周總理也多次過問張大千，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名寫信勸張大千回國，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周恩來獲悉后，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4萬元獎金，并過問獎金的分配，要留2萬元給大千先生回來后用。除此之外，周總理還指示有關部門，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

但大千最終沒有回歸大陸。1952年，在他到臺灣的2年后，即遷居阿根廷首都近郊曼多灑，1954年再次遷居至巴西圣保羅市，直到1976年才移居臺北，1983年4月2日去世。

張大千曾經游歷世界、舉辦畫展，贏得了巨大的國際聲譽，曾被西方藝壇贊為“東方之筆”和“當代世界第一大畫家”，在因其作品過于珍貴，已列入限制出境保護名單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