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初的布魯塞爾歐盟特別峰會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出了一項“重新武裝歐洲”計劃,擬通過調動8000億歐元打造“一個安全而有韌性的歐洲”。
馮德萊恩稱,該計劃既為應對烏克蘭危機的“燃眉之急”,也旨在提升歐洲戰略自主性,“結束對美國的過度依賴”。
然而,這一計劃近期遭遇重大挫折。其中,“向成員國提供1500億歐元的貸款用于國防投資”的要求遭到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反對。
美國“政治新聞網”歐洲版指出,歐盟委員會顯然低估了歐盟內部的經濟問題。
防務自主?
據悉,馮德萊恩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包括5項措施,側重使用歐盟目前掌握的財政杠桿來幫助成員國快速、大幅增加國防支出。
第一個措施是在國家層面釋放公共資金用于國防。歐盟盡快啟動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有關豁免程序,從而“允許成員國在不觸發過度赤字程序的情況下大幅增加國防開支”。
第二個措施是向成員國提供1500億歐元的貸款用于國防投資,幫助成員國匯集需求并共同購買用于加強歐洲安全的軍事裝備。
第三個措施是利用現有歐盟預算“將更多資金用于國防相關投資”。歐盟將提出更多激勵措施,鼓勵成員國增加國防開支。
第四和第五個措施旨在通過加速建立儲蓄和投資聯盟,以及通過歐洲投資銀行來調動私人資本。
正如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歐盟特別峰會上強調的那樣,當前是“歐洲的分水嶺時刻”。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對歐洲政策出現重大轉向,尤其是近期特郎普政府繞過歐洲盟友,與俄羅斯討論結束俄烏沖突問題,更是讓歐洲國家深感不安。
歐洲不得不“拋棄幻想”,重新審視并調整自身防務戰略,上述“重新武裝歐洲”計劃便是在此背景下提出。
實際上,歐洲在防務問題上常年依賴美國,軍費支出在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內部都不是核心議題。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月中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4年間,北約歐洲成員國進口的武器中,近三分之二來自美國,相較于2015年至2019年間的52%,占比顯著提升。
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荷蘭進口的武器中,美國武器的占比超過90%,英國超過80%。2015年至2019年間,德國從美國進口的武器不到10%,但在2020年至2024年間,這一比例飆升至70%。
團結還是分裂?
根據目前已掌握信息,上述8000億歐元中的6500億將由各成員國通過分別舉債的方式來籌措。剩余的1500億則是以歐盟預算為保障的貸款援助,類似于共同舉債。
但目前歐盟內部就如何籌措軍費、如何平衡各國財政利益等問題上存在諸多分歧。
根據美國“政治新聞網”歐洲版26日報道,“重新武裝歐洲”計劃遭到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反對,原因是他們已背負沉重債務,不愿再增加財政壓力。
這些國家主張通過撥款代替貸款,即由歐盟共同舉債,直接撥款給成員國,而不是讓各國自行承擔貸款。不過,這一替代方案也需要歐盟27個成員國一致同意才能實施。
“政治新聞網”分析認為,德國、荷蘭及北歐國家并不愿意承擔共同債務,“用撥款代替貸款”的主張不可避免地將陷入僵局。
而歐盟成員國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以荷蘭政府為例,荷蘭首相迪克·斯霍夫(Dick Schoof)對“重新武裝歐洲”計劃表示支持,但他的決定在荷蘭議會中引發了強烈反對,三個聯盟政黨都投了反對票。
荷蘭國會二院議員彼得·奧姆齊格特(Pieter Omtzigt)對計劃提出嚴厲批評,稱8000億歐元的軍費開支將“推高歐盟的利率和政府債務水平”。
慕尼黑IFO研究所經濟學家克萊門斯·福斯特(Clemens Fuest)認為,以共同舉債的方式籌集國防費用是“概率極低的事情”。
“國防是各成員國的內政,不可能由歐盟共同舉債”,福斯特指出了當下的矛盾點,歐盟共同的防御政策尚未擬定完畢,但加強國防已經成了“燃眉之急”。
除了增強防務能力,歐盟內部在給烏克蘭的軍事支持上同樣分歧嚴重。
日前,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呼吁將歐盟今年對烏克蘭的軍援金額增至400億歐元。這一提議遭到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國反對,但獲得一些東歐及北歐國家支持。
杞人憂天?
歐盟成員國對于債務問題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
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為目前使用歐元的20個國家設定了占GDP 60%的公共債務限額和3%的預算赤字限額。
這一條款最初的目的是為了防止過度借貸,但已有很多國家超過了這一上限。“重新武裝歐洲”計劃中的豁免條款意味著,對于債務超標的國家,歐盟本應采取懲戒措施,但今后可能聽之任之。
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學和經濟展望研究部門負責人尤爾根·馬特斯(Jürgen Matthes)認為,這將增加歐洲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分歧。
原則上講,如果歐盟共同舉債,那么大多數國家可以享受到比他們單獨舉債更優惠的利息。也就是說,富裕國家的良好信用也會讓其他國家受益,但富裕國家同時需要為整個債務承擔責任。
實際上,共同債務已有先例。新冠疫情期間,歐盟于2021年設立7500億歐元提振資金,這是歐盟首次以共同體的方式舉債。各成員國的擔責份額以該國在歐盟預算中的占比為準。其中,德國需承擔四分之一的責任。
也因此,包括德國、奧地利、荷蘭和芬蘭在內的北部國家指責南部國家(指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制定財政方案時缺乏紀律性,拒絕為這些國家的債務承擔風險。
2010年,希臘曾因利率上升和經濟衰退無法償還債務,迫使其他歐盟成員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助歐元區國家,拯救單一貨幣。荷蘭國際銀行(ING)經濟學家警告說,歐洲的重整軍備計劃“顯然會帶來利率上行的風險”。
另一方面,財政支出的增加以及有針對性的政策及監管干預,將使部分行業受益。威靈頓投資管理宏觀策略師Nicolas Wylenzek對記者表示,國防企業、電信運營商(受益于數字化轉型)、電網運營商(受益于能源轉型)可能成為這一趨勢的主要受益者。“特別是國防行業,受北約國防開支增長及歐盟強化自身防務能力的推動,可能成為最直接的贏家”。
“歐洲正在經歷一場由全球以及其自身因素共同推動的變革,這或將對其金融和股票市場產生重大影響。”Nicolas Wylenzek認為,在金融危機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財政緊縮政策一直是歐洲的重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本土需求。然而近幾年,各國逐漸認識到在多個關鍵領域(如能源轉型、國防、去工業化及數字化轉型)需要更協調的財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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