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經濟需從固定資產投資模式轉向拉動總需求，以應對投資效率下降、債務風險高企和外部環境惡化等問題。文章分析了資本與勞動回報率雙降的深層矛盾，指出通過制度變革提升消費潛力和完善社會保障是關鍵，提出減稅、農村土地改革及市場化改革等路徑。

從政治局會議到經濟工作會議，再到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除了擴大內需之外，排在第二位的任務就是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立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從財政預算和各種債券的用途來看，主要還是通過固定資產投資來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立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如果說我們這種主要依靠固定資產投資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前20年加入WTO之后，我們通過龐大的產能輸出，還能夠實現產銷平衡的話，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后采取的一系列顛覆世界貿易秩序的措施，預示著繼續通過出口來消化產能之路將越走越窄。如果不把固定資產投資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盡快轉移到提高內需上來，我們很難重啟經濟，恐將陷入長期通縮。

一、固定資產投資模式的困境：從增長引擎到結構性枷鎖

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奇跡，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以固定資產投資為核心的“投資-出口”驅動模式。加入WTO后，通過大規模基建、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產能擴張，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GDP年均增速長期保持在10%左右。然而，隨著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和國內要素稟賦的轉變，這一模式的邊際效益已顯著遞減，甚至成為經濟結構性失衡的根源。

1. 投資效率持續下滑，債務風險高企。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51.44萬億元，在GDP中占38.1%，增速僅為3.2%，較2010年高峰期的25%大幅下滑。與此同時，單位GDP增量所需的資本投入（ICOR）從2010年的3.5上升至2023年的6.8，表明投資效率持續惡化。

持續的大規模投資所形成的地方債務問題尤為突出：截至2024年底，地方顯性債務余額達47.54萬億元，若計入城投平臺隱性債務，總規模或突破100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7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中國非金融部門債務/GDP比率已超過300%，遠超新興市場平均水平。

2. 消費占比低迷，內需動力不足。

盡管中國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但消費占GDP比重長期徘徊在38%左右，顯著低于美國的68%和全球平均水平的55%。以汽車市場為例，中國千人汽車保有量僅220輛，不足美國的四分之一，但產能過剩問題卻日益嚴重——2023年汽車行業產能利用率僅為55%，大量車企陷入價格戰。

3. 外部環境劇變，出口消化產能能力萎縮。

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宮后，美國對華貿易政策進一步收緊。2024年5月，美國宣布對18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覆蓋電動汽車、電池、光伏等領域。歐盟緊隨其后，啟動對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今年，又宣布對我們加征兩個10%的額外關稅。傳統“投資-出口”循環的斷裂，倒逼中國必須轉向內需驅動。

二、總需求低迷的深層矛盾：資本與勞動回報雙降之謎

中國經濟當前的核心矛盾并非簡單的周期性問題，而是資本與勞動回報率同步下降導致的“需求塌陷”。這一現象與傳統經濟學理論相悖——在要素價格（資本、勞動力）顯著低于發達國家的情況下，為何無法通過投資或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1. 資本回報率趨勢性下行。

基建投資回報堪憂：據財政部測算，2023年中國基建項目平均內部收益率（IRR）已降至3.2%，低于4%的融資成本。

制造業產能過剩：以鋼鐵行業為例，2023年產能利用率僅為72%，全行業利潤率跌至1.5%，遠低于2010年的8%。

長期利率低迷反映悲觀預期：今年以來，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長期徘徊在1.6%-1.8%左右，不到名義GDP增速的4成，顯示市場對實體經濟回報信心嚴重不足。

2. 勞動報酬增長停滯，抑制消費潛力。

工資水平差距懸殊：2023年中國制造業工人小時工資為9.2美元，僅為德國的18%、美國的22%。

勞動報酬占比偏低：經國際可比口徑調整后，2024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約42%，較美國（53%）、德國（55%）低10-13個百分點。

收入分配失衡加劇：中國基尼系數長期高于0.46，位列G20國家前三。

3. 全要素生產率（TFP）瓶頸凸顯。

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數據，2008-2023年中國TFP年均增速僅為1.2%，其中2023年僅為0.8%，較2000-2007年的4.5%大幅下滑。技術追趕效應減弱、制度性摩擦增加是主因。例如，科研經費投入強度（R&D/GDP）雖達2.6%，但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30%，遠低于美國的60%。

1978年以來我國TFP主要有3個明顯的上升階段，即1981-1985、1991-1994、2002-2007年，分別對應改革開放、南方談話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WTO。中國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制度變革所釋放出的經濟活力才是推動全員要素生產率的主要動力。

三、產業升級的局限性：通過固定資產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無法替代制度變革

近年來，中國通過“新質生產力”戰略推動產業升級，在電動汽車、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顯著突破。然而，技術創新本身無法解決總需求不足的結構性矛盾，甚至可能加劇收入分配失衡。

1. 產業升級的“雙刃劍”效應。

就業替代風險：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中國約16%的勞動力（1.2億人）可能因自動化技術失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中低技能崗位。

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以互聯網行業為例，2023年騰訊、阿里員工平均年薪超80萬元，而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僅6.5萬元，差距達12倍以上。

2. 制度性約束抑制創新紅利釋放。

市場準入壁壘：民營企業在能源、金融、電信等關鍵領域仍面臨“玻璃門”“旋轉門”。2024年民營投資增速為下降0.1%，較國有企業低5.8個百分點。

知識產權保護不足：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在“法治環境”和“知識產權商業化”分項排名第35位，顯著低于綜合排名（第12位）。

四、重啟經濟的路徑選擇：從“投資驅動”轉向“需求拉動”

破解中國經濟困局的關鍵，在于從供給側主導的“投資-產能”模式，轉向需求側驅動的“收入-消費”循環。這需要系統性政策重構，涵蓋收入分配改革、社會保障完善、市場化改革三大維度。

1.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釋放消費潛力。

減稅降費：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5000元/月提高至10000元/月，覆蓋90%的工薪階層，預計釋放消費潛力1.2萬億元。

工資增長機制：立法保障勞動者工資增速不低于GDP增速，2023-2030年目標年均增長6%。

農村土地改革：賦予農民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轉讓權，激活百萬億級“沉睡資產”。

2.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預防性儲蓄。

全民醫保升級：將醫保報銷比例從60%提高至80%，減少居民醫療支出負擔。

養老金并軌：消除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養老金差距（目前相差3倍以上），每年釋放消費資金約5000億元。

3. 深化市場化改革，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國企改革：推動競爭性領域國企混改，2025年前引入民營資本持股比例不低于30%。

要素市場化：全面取消戶籍制度，實現勞動力全國自由流動。

金融開放：允許外資控股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引入國際長期資本支持科技創新。

中國經濟的根本矛盾，是“強供給-弱需求”的結構性失衡。固定資產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唯有通過深層次改革重塑收入分配格局、釋放消費潛力，才能實現可持續復蘇。這需要決策層超越短期刺激思維，直面土地、戶籍、國企、金融等領域的制度性障礙。歷史經驗表明，任何國家的經濟轉型都伴隨陣痛，但唯有主動求變，方能避免陷入長期停滯的泥潭。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