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倫·克爾凱郭爾（1813—1855），丹麥哲學家，被譽為“存在主義之父”，是19世紀最富有激情，也最難以理解的哲學家之一。他生活在丹麥黃金時代，一生筆耕不輟，用極為流暢的文字撰寫了大量反思基督教精神，分析愛與苦難、勇氣與憂懼的作品。在短暫的一生中他不停地思考生命本身，強調“單個的人”的精神生活以及每一個人的“內在性”。直到生命盡頭，他都在追問那個關于“存在”的問題：如何在世上做一個人。

英國哲學家和傳記作家克萊爾·卡萊爾這部充滿新意、令人感動的傳記，盡可能地從克爾凱郭爾本人的視角描繪了他非凡的一生，讓我們得以一窺這位“基督教世界的蘇格拉底”的生活——如他所說，在這向前活的生命中，我們卻只能向后去理解它。

心靈的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不安的一生

[英]克萊爾·卡萊爾(Clare Carlisle) 著

馬睿 譯

2024年12月出版/98.00元

ISBN 978-7-5228-4508-1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

探究克爾凱郭爾的人生經歷和哲學思想的變化歷程

聆聽他在各種生活境況下的內心獨白和對生命的呼喚

試讀

譯者序（節選）

索倫·奧比·克爾凱郭爾（S?ren Aabye Kierkegaard）曾自稱“基督教世界的蘇格拉底”，立志要以蘇格拉底式的反諷，做19世紀基督教世界的“牛虻”。在基督教早已成為丹麥國教、每個丹麥人自出生起便自然而然地成為基督徒的時空中，他質疑“基督徒”的概念，提出“如何成為基督徒”乃至“如何在世界上做一個人”這樣基本的存在問題。在短短42年的人生里，他用真名和不同的假名寫下了無數令同時代的丹麥人深感不安的文字，勇敢地質疑備受推崇的丹麥主教和知名學者，以一己之力挑戰整個丹麥的基督教世界，至死方休。有趣的是，近年來，這位基督教會眼中的“牛虻”、卡夫卡心中無法企及的“明星”、存在主義之父，卻日益成為一些人尋找精神慰藉的源頭。專欄作家們寫道：“想在這紛繁蕪雜的世界里找到內心的安寧嗎？試著讀一讀克爾凱郭爾吧。”現實的壓力令你身心疲憊？不妨模仿一下克爾凱郭爾筆下的“放棄之騎士”。人們記起他的名言：“在世間一切荒謬的事物中，我認為最荒謬的莫過于忙碌。”想起他曾說過憂懼乃身心健康的標志，而做人的任務就是要“學會如何憂懼”。那么，為什么在他去世將近170年后，在這個世界的即時互聯已經遠超他所生活的火車時代的想象，我們要回到遙遠的現代早期，前往幾近世界盡頭的北歐都市，重尋一個幾乎與世隔絕之人的生命軌跡，在他的生活、著述和話語里尋找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問題的答案呢？

克萊爾·卡萊爾的這本《心靈的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不安的一生》是為回答這個問題所做的一次新嘗試。為克爾凱郭爾作傳必是難度非凡的挑戰，不僅因為他筆耕不輟，寫出了卷帙浩繁的作品和日記，其中充滿了晦澀難懂的用典、矛盾困惑的情緒和袒露靈魂的自白，單是閱讀、理解和詮釋那些文字就要耗費幾十年功夫；也不僅因為他的人生和哲學難解難分，他比其他任何哲學家更為投入地實踐自己的研究和思想；還因為在他十幾年的哲學家和作家生涯中，除了旅行、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散步“見人”和沒日沒夜地寫作外，他的生活幾乎沒有什么外在的戲劇性，全是“內心戲”。這就要求傳記作家，正如另一位克爾凱郭爾傳記作者尤金姆·加爾夫（Joakim Garff）所說，不得不在“車載斗量的素材中”“耐著性子地推進敘事元素”。就此而言，這本《心靈的哲學家》采納了怎樣的傳記方法，“新”在何處？

首先在敘事順序上，這本“克爾凱郭爾式的克爾凱郭爾傳”套用了克爾凱郭爾的名言：“生活應該向后理解，但……我們應該向前活著。”它沒有遵循標準傳記的時間順序，而是選取了反傳統的三段式結構。第一部分始于1843年，當時克爾凱郭爾剛滿30周歲，剛剛出版了引起轟動的《非此即彼》，這是他在與未婚妻雷吉娜·奧爾森解除婚約，決定終身不娶之后開始作家生涯的關鍵時期。第二部分“向后理解的生活”跳到1848年，從那里回望1813年，也就是傳主出生的那一年，開始記述他早年的人生經歷及其影響。最后一個部分“向前活的生活”，則從1849年一直寫到1855年克爾凱郭爾去世。這種間接的敘事結構看起來很適合這位著名的辯證法傳主，也打開了一條窺探哲學家生活的縫隙，讓我們獲得了一種全景式人生概貌。這一敘事順序內部所暗含的線索，則是由克爾凱郭爾的問題、思想和寫作成果貫穿起來的，“遵循克爾凱郭爾生活和寫作之間模糊而不斷變化的界限，讓哲學和性靈問題來推動構成人物生平事實的那些事件、決定和遭遇”。克爾凱郭爾對前未婚妻雷吉娜的念念不忘、他對大量加糖咖啡的偏愛、他的工作狂作風、他熱情而敏銳的信件，以及他關于上帝和個人的思考交織成一個有機整體。

其次在傳記視角上，卡萊爾并沒有采納俯視的全知視角，而是采用了平視的旅伴視角。這也借助了獨特的敘事順序的優勢，三個部分的標題都與空間有關：“返程”、“向后”、“向前”。第一章開頭就寫到克爾凱郭爾結束了第二次柏林之旅，坐在返回哥本哈根的火車上。作者自始至終沒有居高臨下的評判，沒有乘時乘勢的審度，沒有事后聰明的權衡，只是堅定地跟傳主一起踏上旅程，去面對外界和他內心的風風雨雨。這種敘事視角的缺陷是在講述傳主生平和分析其心理時，難免會帶有揣測乃至虛構的成分，對傳主的塑造也難免感傷和做作（“克爾凱郭爾式的克爾凱郭爾傳！”），但瑕不掩瑜，它突出的優點是傳記作家不僅僅是傳主的旅伴，也是讀者的旅伴：她只是將傳主的生平遭遇和心理動機娓娓道來，坦言自己看到的、知道的和我們一樣多，也和我們一樣謙遜認真、小心翼翼地探索，試圖用肉眼捕捉到“天才釋放出的尖利的閃電”光芒，讓它照亮我們凡俗人世的上空。

當然，書中頻繁出現的“旅途”、“火車”、“公共馬車”和“輪船”別有深意，與克爾凱郭爾生活的時代和他的思想密切相關。克爾凱郭爾的一生恰逢所謂的丹麥“黃金時代”，那個時代丹麥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勢頭迅猛，整個國家和人民步入現代，開始使用迅捷的交通工具，可以看到更多的人、更大的世界，不過人們在享受現代的各種便利和愉快的同時，也頭一次經歷了隨之而來的疾病和焦慮。書中舉了一個例子，即1843年在哥本哈根首次開放的趣伏里公園。在托馬辛·居倫堡（Thomasine Gyllembourg）的小說《兩個時代》中，主人公盧薩德看到“那么多來自不同階層的人聚集在那里”，認為是他的世紀取得的偉大進步的表現，而書里其他人物卻悲嘆那些走進城中渴望“被看到”的人“可怕的虛榮心”，“追求娛樂像傳染病一樣在我們身上日漸普遍，破壞了家庭生活的完整健全”。在這本傳記中，我們會看到克爾凱郭爾在整個成年生活和寫作生涯中經歷了同樣的矛盾和焦慮：他喜歡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散步、被人們看到，卻又為此憂心忡忡；同樣，他喜歡寫作，向人們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卻又厭惡被那些他覺得根本沒資格的人閱讀和評論。在這個人們都忙著掙錢和積聚財富的忙碌世界，基督教會似乎是唯一的精神場所，然而那里并沒有給人以希望；相反，就連神職人員也都忙著攀爬職業階梯，為自己尋求財富和聲望。克爾凱郭爾上溯1800多年，在蘇格拉底那里找到了療愈這些時代（和他自己的）疾病的藥方。這位天才的哲學思想和著述始終關注著單個個人的心靈，因為便利是外在的，而焦慮是內在的；發展是人群共享的，而憂懼是久存于“個人”內心的；進步是抽象的，而痛苦是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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