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2年8月，被告人楊某明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情況下，糾集他人租賃上海市浦東新區兩處房屋，安裝寬帶、固定電話及交換機等設備，供他人用于網絡詐騙活動。設備投入使用后，導致多人受騙，涉案金額特別巨大。同年9月，楊某明再次糾集人員至上海市金山區準備以相同手法作案時被抓獲。經查，楊某明違法所得超過6萬元，其到案后雖曾辯稱“不知情”，但最終如實供述犯罪事實。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楊某明主觀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客觀上為其提供技術支持，情節嚴重，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五千元。法院認定楊某明對他人利用其設備實施犯罪具有明確認知，其行為符合“明知+幫助”的構成要件。（人民法院入庫案例：楊某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認定，入庫編號：2024-04-1-257-003）

二、刑事法理分析一：幫助犯罪中的“明知”如何認定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核心難點在于如何證明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本案中，法院通過客觀行為反向推定主觀明知，這一邏輯符合刑法理論對“明知”的認定規則。

（一）“明知”不要求直接、確切的認知

根據刑法理論，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明知”既包括行為人主觀上確切知道他人系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也包括主觀上知道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兩者在主觀上都要求行為人知道。前者明知的對象和內容具有確定性，而后者明知的對象和內容具有不確定性，在意志因素上是持一種放任的心態，構成間接故意犯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明知”并非要求行為人明確知曉具體犯罪細節，而是指其認識到行為可能被用于違法犯罪活動，且對此持放任態度。

現在司法解釋慢慢轉向認為“明知”不包括應當知道的情形，因為應當知道就包含著行為人主觀上有可能事實上就真的不明知，不具備故意犯罪的認識因素，有可能構成過失犯罪。

（二）推定“明知”需結合多重客觀證據

司法實踐中，“明知”往往通過間接證據綜合推定。具體包括：交易異常性：如報酬明顯高于市場價、支付方式隱蔽（如虛擬貨幣）。

行為反常性：如無正當職業者突然從事技術性工作，或行為模式明顯規避監管。關聯證據：如刪除通信記錄、頻繁更換設備地點等逃避偵查行為。

本案中，楊某明案中，法院認定其“明知”的核心依據包括，首先，行為異常性：楊某明不具備安裝設備的專業知識，卻在“Btok”軟件上接受上家技術培訓，設備由上家郵寄，且每多安裝一條線路即可獲得高額報酬，明顯違背常理。其次，隱蔽交易方式：報酬通過虛擬貨幣“泰達幣”支付，交易鏈條復雜，電子錢包賬戶頻繁變動，刻意制造虛擬交易假象，符合網絡犯罪資金流轉特征。最后，作案模式隱蔽：楊某明與上家無直接接觸，租賃無人居住的民宅安裝設備，頻繁更換地點并刪除所有通信記錄，具有逃避偵查的典型特征。

楊某明的行為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其通過虛擬貨幣收取報酬、接受上家遠程培訓、刪除作案記錄等，均指向其主觀上對犯罪行為的認知。法院未依賴口供，而是通過客觀行為鏈條完成證明，符合證據裁判原則。

三、刑事法理分析：“明知”認定的限縮與邊界

盡管“明知”的認定對打擊網絡犯罪至關重要，但若標準過于寬泛，可能導致“客觀歸罪”，將過失或中立行為納入刑事打擊范圍。因此，需從法理和實務層面明確限縮規則。

（一）避免將“應當知道”等同于“明知”

有觀點認為，若行為人“應當知道”行為可能助長犯罪，即可推定其“明知”。但這一邏輯存在重大風險：“應當知道”本質上是過失的范疇（如疏忽大意未預見），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系故意犯罪，將二者混同可能擴大刑罰范圍。

例如，普通網民出借銀行卡，若未刻意規避審查或收取異常報酬，即便卡片被用于犯罪，亦難以認定其存在故意。本案中，法院之所以認定楊某明“明知”，關鍵在于其行為存在主動配合犯罪的特征，如接受培訓、使用虛擬貨幣交易，，而非單純提供工具。

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兩高《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的規定進行判斷，《解釋》沒有采取以往司法解釋將明知解釋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主觀明知的推定規則，這是司法解釋的巨大進步，也更符合刑法第14條關于故意犯罪概念的規定。

（二）技術中立行為的出罪空間

對于提供網絡技術服務的行為，需區分“技術幫助”與“犯罪幫助”。若行為屬于正常經營活動，如運營商提供寬帶服務，即便客觀上被用于犯罪，也不應追究刑事責任。本案中，楊某明的行為顯然超出技術中立范疇：其租賃民宅專門架設設備，且與上家形成緊密合作，明顯服務于犯罪團伙的“定制化需求”。反之，若個人因生活所需安裝多部電話，即便被他人利用，亦不構成犯罪。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楊某明案的裁判邏輯為同類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一方面，通過客觀行為推定主觀明知，有效破解了網絡犯罪隱蔽性強的取證難題；另一方面，緊扣“異常性”“主動配合”等核心要素，避免客觀歸罪。未來，司法機關需在打擊犯罪與保障權利之間尋求平衡，通過實質限縮“明知”認定標準，防止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淪為“口袋罪”。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