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巷要素中的‘數字經濟’，于杭州企業而言無非是各種解決人類痛點和癢點應用的連接器，發展產業的核心被歸納成三個問題：能不能省錢？能不能量產？能不能下個月就上線？”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1896年，李鴻章在首次訪美期間大談中美投資：“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進行有機結合，才能產生財富。”這段古典經濟學論述置于今日仍有余熱。

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今年被DeepSeek帶火的杭州，又因其在貨幣、勞動力、土地的表現引發熱議。剛出爐的數據顯示：

①“地王”紀錄在短短兩月內三度被刷新，最新的一塊地被拍出近9萬元/㎡，僅次于上海和北京。整個2025年土拍市場，杭州憑借30塊涉宅用地成交在中國所有大城市中一騎絕塵，平均樓面價超過深圳和廣州。已有不少人感受到杭州主城區新房和二手房價格的上漲。

②浙江省2024年人口凈流入45.5萬人，全國第一，近1/4流向杭州。在自然增長為負的情況下，杭州從全國各地吸引了超10萬人，超過北京和上海，僅次于深圳。

早高峰的杭州地鐵

③杭州金融機構存款余額（資金總量）已接近8萬億，直逼廣州的9萬億。資金總量反映了經濟的活力和下一步發展的動力。而在實際利用外資方面，杭州以65.42億美元的成績排在全國第三。

科技企業、資本、普通人、開發商選擇重倉杭州，用腳投票，賭的是城市的未來價值。而當技術、人才、土地、貨幣有機結合時，又能激起巨大的產業創新力。甚至有媒體認為，如果從“造富”等能力評判，杭州就已經算得上一線城市了。

種種數據，又帶我們回到這幾個月來國內外熱議的話題：杭州，會不會成為新的“中國硅谷”？以杭州為代表的產業模式，又將如何影響我們的財富？

從“六小龍”總部說起

從“杭州六小龍”火爆全網起，杭州就成了“中國硅谷”的候選。

我們說的“硅谷模式”，指的是城市邊緣區建設科技創新園區，周邊配套完整，形成一個產業和居住生態。“斯坦福的雞湯，華爾街的撒幣，移民的代碼”這三樣東西催生了快速試錯、指數級擴張的硅谷精神。

遵循前互聯網時代的“Copy to China”，除了應用軟件和商業模式，中國自然也將“硅谷模式”引了進來。一時間，各種產業園、科技園、科技城在城市郊區遍地開花。

杭州的未來科技城就是典型的硅谷模式，1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5萬多家創新企業，專利密度是硅谷的1.5倍，如今已經成為杭州三大產業中心之一。

杭州：未來科技城

早在25年前，時任杭州市市長仇保興分析了杭州的劣勢，如土地資源稀缺，缺少區位優勢，難以吸引外資等等，提出適合發展“知識經濟”，希望成為“天堂硅谷”，并確定了“人力資本密集型”的發展戰略。

一些反映“含硅量”的數據顯示，如今的杭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比達42%，GDP中的科技貢獻率超68%；“浙大系”走出過3800家科技企業，每萬人擁有市場主體1437戶，平均每天誕生12家科技型企業；杭州基金小鎮管理規模超2.3萬億，全國每5元科創投資就有1元流向杭州；連續8年蟬聯“中國最佳人才城市”，青年人才凈流入全國第一……所以如果按“高校創新”“民間資本”“外來人才”這三個標準來看，杭州倒符合硅谷的內核。

不過，在最近幾年里，杭州并沒有形成一個物理空間意義上的“硅谷”。

首先科創園的規模并沒有擴張，而是進行了“整頓”。2021年，浙江省決定將全省開發區（園區）總數從1059個整合為134個，并精簡60%以上的園區管理機構，但保留轉型提升的特色小鎮、小微企業園等。杭州自然首當其沖。

數據顯示，占地僅7%的園區為浙江貢獻了40%的稅收、50%的進口額、60%的實際外資和70%的規上工業增加值。浙江和杭州這么做顯然是“自斷一臂”。

再看看“杭州六小龍”總部所在地：

深度求索在拱墅區大運河邊上的匯金國際大廈，屬于杭州最繁華的地段之一；游戲科學搬到了西湖區轉塘街道的藝創小鎮；云深處成立于西湖區的三墩鎮；群核科技坐落于西湖區余杭塘河上的萊茵矩陣國際；宇樹科技的總部在濱江區峰達創意園；強腦科技被請到了余杭區的未來科技城。

杭州深度求索公司所在的匯金國際大廈

除了強腦科技遠離市中心一些，其余五家都在傳統核心城區，這跟誕生在郊區、產業集群的硅谷有著明顯的區別。而就在前兩年，杭州還提出了“一主六輔三城”的概念，“一主”，即做優傳統的核心城區。

我們或許可以承認杭州是一座充滿“硅谷精神”的城市，但如今杭州的種種動作，卻像極了有別于硅谷的另一種城市產業發展模式——硅巷。

從硅谷到硅巷

硅“巷”與硅“谷”一字之差，意味著創新誕生于大街小巷中而非大型科技園。

是的，硅巷最早就是指紐約曼哈頓老城區的街道，由于那里租金低廉、交通便利，吸引了一批年輕人創業者，市政府也順水推舟，出臺租金、稅收減免等政策，后來規模擴張，成為了一個科創社區，例如最早的硅巷形態——紐約“熨斗大廈”。

1965年的紐約“熨斗大廈”

所以空間意義上的硅巷，以金融、科創、新媒體企業為主，分散在各個城區，沒有產業邊界。

作為硅巷的開創城市紐約，在《科技城市指數報告》中，它常年居全球科技城市榜首，成為匹敵西岸硅谷的美國第二大創新高地，于是又被稱為“東岸模式”。

如果追溯歷史，硅谷的崛起得益于芯片（硅）產業。“沒有摩爾定律，就沒有廉價的處理器，硅谷99%的公司也就不會存在。”芯片、硬件和軟件讓硅谷引領上一輪科技浪潮。

但硅巷的不同之處在于，隨著互聯網發展和芯片小型化，新一代的創業者更喜歡運用互聯網技術來為商業、時尚、傳媒及公共服務賦能，改造傳統行業并建立新的細分市場。數據顯示，紐約非科技行業中的科技職位超過52%，遠高于硅谷。

在硅巷，科技不再是少數科研人員和大企業的游戲，廚師、作家、時尚博主等多元群體也成為一部分。“逃離硅谷，奔向紐約”逐漸在新一代創業群體中流行。

紐約能打造硅巷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它是一個金融業發達、人口集中、場景和產業形態豐富的超級城市。除了創業資金早已超過硅谷，紐約更大的優勢是“市場就在樓下”：豐富的城市場景、高人口密度、客戶多樣性讓創業者更能產生貼近市場的思維，開發符合人性和解決市場及城市問題的產品。

以今日視角看，發展機器人、物聯網、低空飛行器、3D打印等新興產業的關鍵是應用落地，因此需要大量不同職業的人在各種測試和實際應用中，不斷進行螺旋式上升的體驗反饋才能使之實現。

而硅巷中各類科技創新網絡——孵化器、加速器、共享辦公空間，以及城市中的劇院、餐廳、博物館、公園、時裝秀等非正式的聚會交流場所和活動，提供了更開放式的、錯綜復雜的場景體驗，創業者能與之互動，產生更多的靈感碰撞。

當然最讓地方政府喜聞樂見的是硅巷對經濟和就業的帶動。數據顯示，紐約科技生態系統中每增加1個工作崗位，城市經濟中就能增加1.86個工作崗位；每創造1美元的直接產出，城市經濟就能創造1.53美元的總產出。

一句話，硅巷的本質是利用好城市中心的存量空間（工業廠房、廢棄辦公場地等），將其打造成新的場景，培養和城市緊密相關的應用創新產業和人才，讓“科技回歸城市”。

中國適合“硅巷模式”嗎？

盡管“硅巷”的誕生要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但它真正聞名于世已是2010年之后——得益于數字經濟的崛起。所以，當年仇市長所說的“天堂硅谷”其實更接近于“天堂硅巷”。

近幾年來，“硅巷”一詞也陸續出現在多個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2016年，上海市虹口區首次提出“硅巷”，北京、南京、成都、廣州、西安等城市陸續跟進。

例如在2019年，南京老城區范圍的玄武、秦淮、鼓樓等區依托城市存量空間、高校資源，圍繞珠江路科技一條街、老門西地區、北京西路、新模范馬路建設了一系列硅巷項目；2020年，周邊高校云集的上海長寧區，提出“上海硅巷”，對標“紐約硅巷”，老百貨商場被改造為“新微智谷”，以吸引芯片設計、區塊鏈等科創企業；在廣州的老城區，也出現了“越秀硅巷”創新街區……

圖源：上海長寧

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的幾個核心城市其實更適合硅巷模式。

首先，全球第一個“數字經濟之城”紐約的案例告訴我們，硅巷模式代表科創企業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圍繞解決城市痛點，創造商業模式和讓科技創新落地。

如今來看，杭州有著明顯的硅巷創新特征。

以AI和機器人產業為例，事實上杭州很早就將這兩大產業聚焦在應用創新層，并砸了80%的研發經費。當美國硅谷還在考慮如何解決人類終極問題時，杭州的企業卻想著如何讓AI識別城管攤位，如何讓AI變成一個“砍價助手”，如何讓機器人在養老院端茶送水。

硅巷要素中的“數字經濟”，于杭州企業而言無非是各種解決人類痛點和癢點應用的連接器，發展產業的核心被歸納成三個問題：能不能省錢？能不能量產？能不能下個月就上線？

而杭州當年選擇發展“知識經濟”“數字經濟”，除了避開自身的劣勢，更是基于它的優勢，如傳統產業扎實、地處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能吸引上海人）、文化旅游資源豐富、寬松的氛圍等等。這些都構成了杭州能發展硅巷的基礎。

其次，中國的城市發展路徑，我們一直認為，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仍然是以超級城市為核心、產業鏈向四周輻射。

像宇樹機器人需要硅巷中高度聚集的資源、資金、人才和場景，而它低成本的零部件供應則來自四周：鋁合金骨架來自臺州，減速器、伺服電機來自寧波，軸承來自嘉善……

最后，從城市生命周期來看，產業會變遷，基建會老化，人口會流出，老城區必然會面臨一個衰退過程。

所以自2021年以來，中國首次將“城市更新”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如今隨著特別國債的發行，城市更新運動在各大城市中如火如荼，如何煥新老城風貌、盤活存量資產、保證產業不會衰退成為城市更新的難點，而自動駕駛、遠程醫療、物聯網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落地，將對物質空間產生深遠影響。

城市更新開發建設

這意味著，從單純的城市更新到硅巷創新，是符合政策和城市進化方向的。

硅谷模式下的四大趨勢

如果以杭州為代表的核心城市真的走向硅巷模式，我們可以預見以下幾個趨勢：

??第一，核心城區，包括老城區的價值會被抬高，房價的區域分化進一步明顯。像杭州核心城區土拍價格屢創新高、高溢價率的另一面，是輔城拿地的幾近停滯。整個2024年，杭州二手房交易中近50%來自四大核心城區，意味著大多數人仍傾向在主城區生活。

??第二，有可能逐漸“去大廠化”，擺脫大公司依賴癥。中小企業更靈活，而巨頭易形成壟斷、追求盈利的特性使得創新容錯率降低，一定程度阻礙了創新。即便是美國巨頭的創新也已觸及瓶頸，如今的創新主力是小團隊——它被稱為“獨立IP制”，巨頭通過對這些創業團隊的并購、idea的整合才實現了創新。所以近年來，像OpenAI這樣的顛覆型企業都不是大廠的產物。

??第三，政府職能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這個趨勢發生在杭州或許早已陳舊，但對于那些科研實力雄厚但傳統行業和國企力量強大的城市而言仍是挑戰。事實上，紐約硅巷能成功的一個必要不充分條件便是政府從一開始就對創業團隊、中小企業的大力扶持，監管上卻極為寬松。

??第四，本地文化產業將繁榮。硅巷模式對于像杭州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更具意義：它將以科創新社區、新青年社區、功能性街區、樓宇經濟體、創新孵化器的形式深入到每條街道，觸摸本地文化的毛細血管，喚醒古老的城市記憶。聰明的城市治理者必定意識到，大開大合的擴張是有后遺癥的，一座城市即便在數據上躋身一線，但在追逐產業創新的過程中丟失了本地文化，意義恐怕也不大了。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杭州有可能成為一線城市，但未必要擔得起“中國硅谷”的名頭。

本篇作者|徐濤|責任編輯|何夢飛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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