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左一）與章新勝（左二）

從1994年誕生至今，園區已經過了30歲了。照中國人的說法，是過了而立之年，完全是一個大人了。

對于工業園區，蘇州人不喜歡叫全稱，喜歡昵稱園區。如果外地的朋友來了，會很驕傲地對人說，我住在園區。

外地人會很困惑，不就是工業區啊，有什么好。但蘇州的園區可不是煙囪林立的工業區，而是宜居宜業的花園城市，就連房價也是全蘇州城的高地。

歲月從不敗美人。如果不嫌俗氣，把園區稱作美女的話，寫下的園區，正滿眼風華，氣質如虹。風雨30年，園區的變化豈止河東河西？由是，我想采擷園區的一些往事與掌故，供人回想。

01.

網師園的見證

有關蘇州工業園區落戶蘇州，坊間有各種傳聞和說法，以至于后來蘇州工業園區大放異彩的時候，某些曾經在新加坡考察視野范圍內的城市甚至忿忿不平地說，蘇州搶走了他們的工業園。

事實上，李光耀有一次明確地對時任蘇州市長章新勝說，工業園區選擇在蘇州，是我們慎重的選擇，當時中國駐新大使張青在側。而這所謂的慎重選擇，一定是經過了前期認真調研和后期縝密地分析、比較和判斷，蘇州在區位優勢、文化傳統、人才素質等方面占有絕對優勢，新方最后才下的決心。

它絕不是像外界所流傳的那樣，在蘇州火車站送行途中，一口流利英語的章新勝與李光耀的一席對話，就改變了新方的決策。

這一點，時隔30年以后，老市長章新勝曾經很清楚地向筆者說起。

回溯當年幾個有意思的小橋段，也許更能讓人回味其中的深意。

一是細節。

據說當年李光耀考察中國時，曾先到北方某市考察，在酒店里休息。洗手時，沒有想到水龍頭的冷熱水被接反了，老先生被燙了一下，這個細節讓他很不舒服；而李光耀第一次到蘇州來開會，會場上擺了一些鮮花。當會議負責人得知他花粉過敏時，第一時間組織人撤除了擺花，這時離開會已不到半小時。

蘇州人用繡花針功夫來做事，就沒有做不成做不好的事。

有人回憶，最初園區選址時，初選上海。

1991年李顯龍帶著一二十個部長來蘇州游玩，章新勝市長陪同接待。除了游覽虎丘、留園之外，還專門請新方客人參觀了刺繡研究所。大家饒有興致地看蘇州繡娘一根絲線能劈多少根，真是精細至極。李顯龍笑著說，章市長，我們當初吸引外資，我們是讓客商看新加坡的假發工廠，讓他們看到我們華人如何心靈手巧，外國人來投資的精細電子我們可以做。章、李二人心存默契，異曲同工。

二是判斷。

故事發生在網師園。

2023年夏天，老市長章新勝受邀回蘇，先后接受蘇州和深圳媒體采訪，看到園區的變化，他用了一個詞：蝶變，準確地概括了園區和蘇州城的30年發展變遷。

為了園區項目的早日落地，中新雙方曾經經過多輪艱苦談判，其中還有所謂的“三根硬骨頭”（土地價格、土地年限和公益用地）的說法。

當時，心思細密的蘇州人把談判放在古典園林網師園的擷秀樓上。談判，不僅是桌面上刀光劍影的金剛怒目，有時也有私底下婉轉曲折的菩薩低眉。空隙時，蘇州方面安排新方嘉賓聽聽昆曲，不過，曲目可不是裊娜纏綿的《牡丹亭》，而是昆劇《十五貫》。多年后，兩鬢斑白扮演婁阿鼠的昆曲老演員朱繼勇還記憶猶新，李光耀上來握手稱贊“演得好，演得好”。

接受采訪時章新勝說：“這部戲都是我精心設計的，因為李資政也對中華文化非常感興趣。《十五貫》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復雜的一個案件，作為知府的況鐘稍不注意就容易判斷錯了。我對李資政說你經歷了不僅新加坡，還有全球這么多的大事情，作為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什么？Judgment，是判斷。”

事實證明，蘇州判斷準確抓住了機遇，而一生33次訪問中國，8次到園區的政治家李光耀判斷對了。2009年5月26日，李光耀在參加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15周年慶祝活動上鄭重地說，蘇州工業園區成功的關鍵，在于中國高層領導的智慧與才干，以及各級人員的辛勤努力。我們當初接受北京的建議，選擇蘇州是正確的。

時隔多年，回溯當初選擇網師園談判的意義，章新勝說，我們要讓新方知道，蘇州人的智慧和積淀之深，我們只是不外露罷了。我們蘇州園林最重要的一個奧妙，造園要靠借景。所以我覺得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我們的根還是中國根，只是把最優良的東西嫁接過來了。

圖：李公堤舊貌

02.

鮮為人知的“三人小組”

曾經在江蘇省政府開放辦和園區工作多年，現已退休的潘云官是園區項目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他曾經出版過《蘇州工業園區的崛起及其啟示》一書，揭示了園區項目的由來及意義。因為工作關系，我和潘老有過多次接觸，曾聆聽他講述過一些往事。

其中，有一個鮮為人知的“三人小組”的故事。

1993年下半年以后，隨著中新兩國高層領導頻繁磋商，蘇州工業園區項目原則上已經確定，因此國務院辦公廳催江蘇省政府報送審批材料。

當年12月，省政府派副秘書長沈振寀與時任省對外開放辦處長的潘云官到蘇州，與時任蘇州市計委副主任肖宜美、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廖建共同起草一份項目建議書。

在飲馬橋附近老市政府老干部活動室（現為蘇州市圖書館舊館）里，起草小組以海南洋浦開發區的框架為基礎開始工作。當時正值年底，天氣已冷，活動室里沒有空調，只能靠燒煤取暖。因為時間緊、任務急，起草小組就靠吃方便面當午餐。“三人小組”中，“肖宜美思想活躍，點子較多，潘云官邏輯思維強，善于表述，廖建同志文字功底好，直接落筆成文。”那一年，肖宜美48歲，潘云官44歲，廖建剛剛40歲，彼此差4歲，正是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年齡。

項目建議書起草好后，“三人小組”親自送到北京國辦秘書二局。本以為三五天就可以回去，沒想到一呆就是一個月。二局的副局長趙維綏說，相關材料涉及到國家22個部委，你們要一家家征求意見。另外，國務院已經初定1994年1月21日會審蘇州工業園區項目，屆時朱镕基、鄒家華、李嵐清3位副總理都要出席。

于是，“三人小組”就留在北京，在省政府領導的指揮下連夜起草中央關心的主權、司法、機構設置等方面問題的補充報告。潘云官回憶，3個人兩晚上沒有睡覺，晚上寫材料，白天給領導改。連續忙碌了一周，終于確保了會議如期召開。

由于工作過度緊張，每天省領導都召開討論會議，研究材料，大家都疲憊不堪。有天晚上潘云官重重地坐在折疊椅上，居然把折疊椅坐塌了，摔下去時鋼片把褲子刮了一個大口子。他沒有帶備用衣褲，只好請張家港駐京辦事處的裁縫連夜趕做了一條，第二天才可以外出送材料。

在京期間，“三人小組”還接到一個非常特殊的任務：

代擬國務院對園區項目的批文。

這個任務對3個人來說，既光榮又艱巨，還特別有意義。他們用時兩天多，仔細研究國家關于開放的政策文件，字斟句酌，擬出了一份對園區發展十分有利的文件稿。

這份被稱作“國函9號通知”的文件，成為日后園區發展的尚方寶劍。

在項目審批權方面，中新兩國合作的園區突破了省級開發外資項目審批3000萬美元的限制，“在批準的蘇州工業園區總體規劃內，不需要國家綜合平衡的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項目，可由蘇州工業園區自行審批，其中限額以上項目報國家主管部門備案”；

在開發面積上，突破了有關方面限制的8平方公里，表述為“首期開發8平方公里”，“規劃發展面積可按70平方公里考慮”；

還有一條，作為“不特有特”的工業園區，今后國家出臺開發區相關優惠政策，工業園區可參照執行。

肖宜美后來回憶說，撰寫這份材料，我們動足了腦筋，為園區日后發展預留了巨大空間。這，就是蘇州智慧的體現。

1994年1月21日下午3點半，在國務院第四會議室召開了專題會議，3位副總理和幾十名部長出席，聽取了江蘇省關于中新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匯報。會上，原則上同意中新合辦蘇州工業園區項目。

至此，“三人小組”的使命圓滿完成。

來源：蘇州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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