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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任見《劉禹錫傳》（第3版）第十二章 經邦之志 濟世之道

第十二章 經邦之志 濟世之道

盡管劉禹錫詩文超眾，但他的一生不是一個懦弱文士的一生。

在劉禹錫所創作的政治抒情詩、詠史懷古詩中，在劉禹錫所撰寫的大量的表狀、書啟、碑志、序記中所見，堅定不移地反對宦官擅權，旗幟鮮明的反對藩鎮割據，聲實相濟的政治改革精神，任賢擇能的辨材用人之道，崇賢尚功的政治判斷標準，革除時弊，治國安民的政治能力與魄力，無不在證明著他也是一位在經邦濟世方面有理念、有作為的政治家。

31 經邦之志 濟世之道

——劉禹錫的政治理念概析

劉禹錫一生是希望在經邦濟世方面有所作為的，他并不甘心于也不僅僅是一個文士。

劉禹錫長期在朝廷和地方任職，審時度勢，頗有治績。在他所創作的政治抒情詩、詠史懷古詩中，在他所撰寫的大量的表狀、書啟、碑志、序記中，出色的政治思想隨處可見，其革除時弊，治國安民的政治能力與魄力，值得研究。

堅定不移地反對宦官擅權

弊政堆積是中唐時期對政治現狀，宦官專權就是其中之一。發生于大和九年冬天的“甘露事變”，就是宦官專權的弊端積重難返而必然出現的一個悲劇。

唐代的宦官專權有一個形成過程。初唐時期，不許宦官參與政事。唐中宗時，大宦宮開始干政。玄宗開元末期，五品以上的宦官達一千余人，其中尤以高力士最受重用。德宗剛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將，特別是“奉天之難”以后，將十余萬禁軍交由宦官指揮，為宦官挾兵權把持廢立大權的局面開了方便之門。德宗以后，順宗。憲宗和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

中唐時朝政寄托于皇帝之一身，發號施令必用其名義，故政權之爭，其成敗關鍵在能否劫持皇帝一人而判定。夫皇帝之身既在北軍宦官掌握之內，若不以南衙臺府抱關游徼敵抗神策禁旅，則當日長安城中，將用何等兵卒與之角逐乎？此甘露變后所以僅余以藩鎮武力對抗閹寺北軍之惟一途徑。

在大和之前即永貞之時，王叔文曾經謀奪閹寺兵柄，舉用范希朝韓泰，卒無所成，況文宗朝宦宮盤踞把持之牢固更有甚于順宗時者乎？”

劉禹錫對當時宦官專權現象一直持反對的態度，他對文宗朝謀殺宦官之事是很關心的。大和五年，劉禹錫在京師任禮部郎中兼集賢學士時所發生的宋申錫冤案，是“甘露之變”這一悲劇的前奏。他在《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中提及此事，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悲憤，“會宋丞相坐狷直，為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閤，上為不時開便殿。公于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

劉禹錫所云宋申錫“為飛語所陷”，說明他無罪而被王守澄誣告陷害；無罪而“抱不測之罪”，說明王守澄在法而獨斷專權；無罪而遭貶，說明文宗屈服于王守澄的淫威。劉禹錫對王質不怕得罪宦官，營救宋申錫的行為表示贊揚和敬佩。宋申錫事件后不久，劉禹錫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出為蘇州刺史。他赴蘇州刺史任途經洛陽時與白居易相會，《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詩中有“東隅有失誰能兔，北史之言豈便無。振臂猶堪呼一擲，爭知掌下不成盧”等句，觀其詩意，也隱含著對宋申錫事件的看法。

宋申錫謀殺以王守澄為首的宦官的計劃未能成功，但失之東隅，誰也難免，北叟關于禍福相互倚伏的話，并非妄言。既然尚能振臂高呼一擲，怎么知道掌下就不能獲得頭彩的大勝呢？劉禹錫由此說明從失敗向成功轉化是可能的。

“甘露之變”的核心人物李訓，在事敗之后曾去終南山投奔寺僧宗密，而宗密也是劉禹錫的好友。其《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詣河南尹白侍郎》云：宿習修來得慧根，多聞第一卻忘言。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門。東泛滄江尋古跡，西歸紫閣出塵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經相對翻。

劉禹錫在《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中，評價此事時寫道：“大和九年冬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召公決事禁中，以見事傅古義為對。其詞說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這一段話，是劉禹錫記載“甘露之變”的重要材料。在當時宦官氣焰囂張的情況下，劉禹錫敢于寫下這一段話，是難能可貴的。對照多種史書，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幾點：

《舊唐書》稱“甘露之變”為“李訓兆亂”，劉禹錫稱之為“京師有急兵起”，不同的語言反映出不同的態度。劉禹錫是同情和理解李訓采取不得己的冒險行動謀誅宦官，而譴責宦官大殺朝官的。

“甘露之變”后，“文宗夜召楚與鄭罩人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令狐楚對答文宗，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系所也。’帝頷之。”劉禹錫說，“其詞讜切，無所顧望”。這是對令狐楚的很高評價。

劉禹錫用“上心嘉之”四字，表明文宗贊成令狐楚“無所顧望”的“讜切”之詞，暗示后人：文宗是贊成李訓等人發動謀誅宦官的“甘露之變”的。

可悲的是文宗雖不甘心自己充當宦官的傀儡，一心想擺脫完全被宦官所挾持的困境，但由于宋申錫、李訓秉承文宗之意謀誅宦官的計劃都未能成功，文宗之身仍在北軍宦官掌握之中，只得感嘆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赦王、漢獻帝兩個亡國之君還不如。文宗在“甘露之變”時雖在仇士良面前大呼“訓不反”，但在事敗之后又不得不屈服于宦官的壓力，默認李訓、鄭注謀反，并發布敕文，通報了他們的罪狀。

關于李訓、鄭注的為人，歷來褒貶不一。“甘露之變”后，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罩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而李德裕認為：“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新唐書》說“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檄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李德裕之言，挾私嫌，不足信；歐陽修、宋祁以成敗論人，也不是公允之論。

鄭注、李訓之進用本得力于王守澄。先得幸于宦官，進而有寵于文宗，“又探知帝旨，復以除宦官謀中帝意。”不管鄭注、李訓個人動機如何，他們秉承文宗的旨意，以誅滅宦官為己任，在客觀上起了積極的社會政治作用。劉禹錫正是在這一點上支持和同情“甘露之變”。

中唐時期，宦官在朝廷知樞密，典禁軍，在地方任監軍使，不僅掌握了政治權力，而且控制了軍權。宦官同門閥士族地主相勾結，欺上凌下，魚肉百姓，無惡不作，還往往在軍隊中制造分裂，煽動叛亂。如大和四年的興元叛亂就是由宦官楊叔元一手造成的。

憲宗時曾任宰相的李絳，多次與宦官吐突承璀作斗爭，為宦官所嫉恨。“文宗即位，征為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征赴援。終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凜麥，皆快快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己，乃因募卒賞薄，眾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噪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絳乃為亂兵所害”。

山南西道監軍使、宦官楊叔元煽動一部分新招募的士兵鬧事，殺害了節度使李絳。文宗以溫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

于是，溫造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撲滅這次叛亂，“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旨于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

溫造平定興元叛亂，是對宦官勢力的沉重打擊。劉禹錫對于這一勝利給予熱情的贊美，其《美溫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云：旌旗入境犬無聲，戮盡鯨筑漢水清。從此世人開耳目，始知名將出書生。

劉禹錫在《祭興元李司空文》中，有“陰謀密構，兇黨千輩，如嗾群犬，以逼騶虞”的句子，把楊叔元的黨羽比作“群犬”，表示出對宦官勢力的極大憎恨。劉禹錫還在一些政治寓言詩中，運用嘻笑怒罵、冷嘲熱諷的手法，把權宦比作利嘴傷人的“夜蚊”，“鷹隼儀形螻蟻心”的飛鳶，主張給以嚴厲打擊。其《聚蚊謠》云：

沉沉夏夜閑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驅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床。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聚蚊謠》作于“永貞革新”失敗，劉禹錫被貶滴朗州時期。詩的前四句，形象地描繪了饕蚊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神態；接著的四句，深刻地揭露了饕蚊害人的罪惡和殘暴兇狠的本性；再下四句，寫作者蔑視饕蚊并同蚊群展開巧妙的斗爭；最后兩句，指出饕蚊很快就會滅亡的命運。“永貞革新”是被大宦官俱文珍等人扼殺的，詩中的蚊群顯然是影射“永貞革新”時期的政敵的。他們造謠惑眾，暗中傷人，類似蚊群。劉禹錫描繪蚊群的丑惡形象，實際上是對那些卑鄙如饕蚊的政敵的有力鞭撻。

《飛鳶操》也是劉禹錫被貶朗州期間寫的一首諷刺以宦官為代表的腐朽大官僚的寓言詩。其詩曰：

鳶飛杏杏青云里，鳶嗚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劃聲相似。長空悠悠霧日懸，六翮不動凝飛煙。游 翔雁出其下，慶云清景相回旋。忽聞饑烏一噪聚，瞥下云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大赫疑鴆雛。畏人避大投高處，俯啄無聲猶屢顧。青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樸梀危巢向莫時，毰毸飽腹蹲枯枝。游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眾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縷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

《飛鳶操》隱括了《莊子》中惠子相梁的寓言故事，塑造了一個飛揚跋扈的飛鳶形象，揭露了飛鳶兇殘、貪婪的本性和齷齪、卑鄙的靈魂。詩中首先刻畫了飛鳶的外形：回翔云宵，鹍雁盡出其下，顯出至高無上的地位；旗尾飄揚，六翮不動，煞是道貌岸然；鳶鳴蕭蕭，風聲四起，確乎威風凜凜。但是，飛鳶一聽到饑餓的鳥鴉噪聚，就從云端直沖下來搶奪腐鼠，表現出貪得無厭的本性。

飛鳶心胸狹隘，懷疑鹓雛與己爭食，仰天大喊大叫，面貌可惜。腐鼠到手，既怕人又避犬，躲往高處，俯首啄食時還頻頻四顧，顯得十分狠瑣。當暮色降臨時，鴦填滿肚子飛回老巢，松著翅膀蹲在枯樹枝上。游童一彈，飛鳶就胸碎毛落，逃脫不了可悲的下場，人們卻不為它感到憐惜。天下的禽鳥有不同的種類，端莊的鳳凰羽毛五彩繽紛而性格仁義，飛鳶只是有著鷹隼威武的外形而心地卻象螻蟻一樣的卑微，雖然能飛到天上又有什么可貴呢？

這對當時身居高位而無惡不作的宦官專權現象作了尖銳的諷刺，表達了劉禹錫的憤怒之情。

旗幟鮮明地反對藩鎮割據

劉禹錫生活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轉衰，內則宦官專權，外則藩鎮割據。“永貞革新”是一場旨在“內抑宦官，外制藩鎮”的政治改革。劉禹錫認清了當時的這兩大弊政，竭力反對這兩股腐朽勢力。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藩鎮就是方鎮，保衛鎮守一方的地方軍政機構。唐代的藩鎮，是從邊防軍發展而來的。唐初實行府兵制，保證了中央對軍隊的控制。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制的基礎被動搖。嚴重的逃戶與流民問題，使府兵兵源日益枯竭，募兵規模明顯增大。于是，募兵制逐漸取代府兵制。實施募兵制以后，節度使長期專兵，又集軍政、財政、行 政大權于一身，管轄數州，“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

在藩鎮跋扈割據的局面下，唐王朝為了有效地控制絕人多數藩鎮，加強朝廷對藩帥的監督，從玄宗時期開始實施宦官監軍制度。唐代的宦官監軍制度是當時中央企圖控制方鎮的產物。宦官充當監軍使，在中央與方鎮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對監控和壓抑藩鎮割據有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監軍使的設置，擴大了宦官的權力，使朝廷上下的文武官員都難以擺脫宦宮勢力的影響。宦官的專恣橫暴和藩鎮割據交織在一起，加劇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敗，政治的渾濁。

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是劉禹錫一貫的政治主張。他痛斥藩鎮是“瘈狗”、“碩鼠”；指責他們分裂國家、為害人民；呼吁朝廷用法制規范和懲治藩鎮勢力。劉禹錫在其《武夫詞并引》中說：

有武夫過，詫余以從軍之樂。翌日，質于通武之善經者，則日：“果有樂也。夫威恣而賞勞，則樂用；威雌而賞虣，則樂橫去。顧其樂安出耳。”予惕然作是詞。武夫何洸洸？衣紫襲絳裳。借問胡為爾？列校在鷹揚。依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袖刃妒名倡。家產既不事，顧眄自生光。酣歌高樓上，袒褐大道傍。昔為編戶人，秉未甘哺穅。今來從軍樂，躍馬飫持粱。猶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王。

中唐時期，由于藩鎮割據，驕兵悍將橫行無忌，成為釀造禍亂的一個社會因素。這些武夫驕奢淫逸，作惡多端，氣焰囂張。“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奸。”京城中的禁軍尚且如此，問題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劉禹錫從維護唐王朝社會安定的立場出發，對武夫的飛揚跋扈作了形象的揭露。劉禹錫在引言中提出了消除這一社會禍患的方法，即信賞必罰，申明約束，以使武夫樂為國家所用。當然，在宦官典軍與藩鎮割據的情況下，這種辦法也是難以行得通的。

唐憲宗元和年間，幾次削藩戰爭取得了勝利，使中央集權與藩鎮割據的矛盾一度有所緩和，這在當時有進步意義。劉禹錫在《平蔡州二首》、《平齊行二首》、《城西行》等詩中，熱情歌頌了平定藩鎮叛亂的勝利。如《城西行》云：

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為誰蔡、吳、蜀。中使提刀出禁來，九衙車馬轟成雷。臨刑與酒杯未覆，仇家白宮先請肉。守吏能然董卓臍，饑烏來覘桓玄目。城西人散泰街平，雨洗血痕春草生。

所謂“三叛”，一是蜀地的劉辟，他在永貞元年乘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去世，憑著行軍司馬的職務，自稱留后。后要求兼領三川節度使，朝廷不許。他就反叛朝廷，發兵圍粹州，終被朝廷活捉。二是吳地的李锜，他在元和二年九月，以鎮海節度使的官職，在京口舉兵謀反，兵敗被執。三是蔡州的吳元濟，他在元和九年乘其父、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之機，自領軍務，舉行叛亂。唐憲宗發兵征付，一直無多大進展。元和十二年，在宰相裴度的主持下，由李愬率軍雪夜襲蔡州，生擒吳元濟，平定了淮西叛亂。

劉禹錫用“仇家請肉”即被囚犯殘害的人家請求監斬官允許割死囚的肉來解恨，形象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對割據的藩鎮深惡痛絕的心情，并以歷史上的大軍閥董卓死后，守尸吏點火放在尸體的肚臍中燃燒；桓玄死后，饑餓的烏鴉來啄食其眼睛為例，說明陰謀割據篡權者沒有好下場。

劉禹錫寫于穆宗長慶年問的《寄唐州楊八》，是寫給當時唐州刺史楊歸厚的。詩中描寫了削平淮西叛亂后出現的變化：淮西既是平安地，鴉路今無羽檄飛。聞道唐州最清靜，戰場耕盡野花稀。追憶了羽檄紛飛的戰爭年代，描繪了戰場耕盡、野花稀少的和平環境。這說明了削平藩鎮割據勢力，對安定人民生活、發展農業生產具有重要意義。

唐憲宗元和年間的幾次削藩戰爭取得勝利后，朝廷與藩鎮之間的矛盾曾有所緩和，但到憲宗后期，特別是到穆宗時又漸趨激化。穆宗長慶四年，劉禹錫由夔州刺史轉和州刺史，沿江東下，路過西塞山，借六朝興亡的歷史，針對當時藩鎮割據的社會現實，寫下了《西塞山懷古》一詩：

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漠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兒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西塞山懷古》先以簡練的筆墨，勾畫了西晉攻取東吳之戰的大致輪廓，交代了這場戰爭的指揮者、進軍路線、作戰方式、突破江防的經過及吳主孫皓出降的情形。把懷石與喻今結合起來，寓理于敘事寫景之中，說明群雄角逐爭霸，危害國家統一，結局無不凄涼冷寂。詩中寓有告誡的意思，使人們體味到：三國六朝的分裂局面早已過去，唐代確實完成了統一大業，但此時藩鎮割據又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故壘蕭蕭”橫在眼前，該引起人們怎樣的警惕和深思呢？

當然，唐代藩鎮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歷史原因，而朝廷的力量自“安史之亂”以后大為削弱，因此很難徹底改變和鏟除藩鎮割據現象。劉禹錫對待藩鎮的態度也體現了求實的精神，主張以不同的方法區別對待各種類型的藩鎮。

一是對那些已經叛亂，而且估惡不俊的強藩如吳元濟、李師道等，要堅決鎮壓，絕不手軟；二是對潛伏著叛亂的危機，而且地位比較重要的大鎮，朝廷要派精明強于的大臣去鎮撫，防患于未然。劉禹錫在《將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辭李相公》詩中云：“夷門天下之咽喉，昔時往往生瘡疣。聯翩舊相來鎮壓，四海吐納皆通流”，即對李程出任宣武軍節度使寄予厚望；三是對那些由將士推舉，但尚未表明與朝廷為敵的藩鎮，要“從眾合權”，相機爭取其歸順，將它們置于中央控制之下。

劉禹錫《唐故鄖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仆射史公神道碑》云：“長慶二年，常山眾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跡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了布以尚書授鎖，統魏兵問罪于比疆，且報家禍。布既啟行，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哄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駟上聞，穆宗夜詔翰林學上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士。從眾而合權也。”對這種“假侯”，穆宗因勢利導，“以真侯命之”，也能取得控制藩鎮的積極效果。

汴州在唐代是宣武軍節度使的駐地，驕兵悍將作亂之事時有發生。敬宗時，令狐楚任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面對殺機四伏、問題嚴重的現實，令狐楚無所畏懼，銳意革弊，約束軍士，克己奉公，終于取得積極的成效。大和元年，劉禹錫寫了《汴州刺史廳壁記》，贊揚了令狐楚在汴州刺史任上的政績：

既視事三日，挹群吏與之言曰：“吾食止圭田，　吾用止公入。凡它給過制，傷廉晚潔者悉罷之，壹歸乎公藏。幾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刬之，壹出平令典。凡關征船等，奪時專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詔條。”然后刑麗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藝，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曰：奕奕浚都，國之咽頤，咀清咽和，旁暢四支。

令狐楚廉潔自律，興學勸藝，革除弊政，賞罰分明，使汴州軍民的面貌渙然一新。

大和三年令狐楚為鄆州刺吏、天平軍節度使。這一帶原是淄青藩鎮李正己、李師道長期割據之地，軍士素驕，難以治理。令狐楚到任后，“如古醫之治劇病，宣泄頤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于身以先之，示菲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涉月報政，逾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訖訖而和；里中之容，闐闐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經過令狐楚的治理，軍紀得到整頓，人民安居樂業，流民紛紛返鄉。劉禹錫對令狐楚治理汴州、鄆州的贊詞，寄托著他自己對付驕兵悍將的一些想法，也體現了其反對藩鎮割據勢力，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理想。

聲實相濟的政治改革精神

劉禹錫的《因論七篇》就是很好的政治論著。其中《訊甿》是研究者必須提到的篇目。

在《訊甿》中，劉禹錫調查了流亡的農民，表達了自己對當時弊政的不滿，并抒發希望實現政治革新的感慨。

貞元十二年秋，劉禹錫在京師任太子校書，其父劉緒卒于揚州。他赴揚州辦理喪事，又從揚州運父樞回榮陽安葬。路過徐州時采集的事實素材。

劉禹錫路過徐州時，目睹很多流亡的農民扶老攜幼返回故里。“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曠增增，扶斑白，挈羈角，赍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仆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毫人、穎人之道者，今復矣。’”

《舊唐書?德宗紀》載，在德宗貞元五年至九年間，董晉任宰相，后調東都留守。貞元十二年七月，為檢校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宋毫穎觀察使。

董晉到達任所沛州剛過一個月，過去流亡在外地的農民就爭先恐后地趕回家鄉。而他們并沒有聽到汴州有獎勵回鄉生產的文告、有減兔賦稅和勞役的條例、有救濟和補助流亡農民的辦法，但他們聽說新任命的節度使在過去當宰相的時候，能不煩擾人民，統一法令，這次來汴州一定能減輕賦稅負擔，解除百姓的痛苦，“必能以仁蘇我矣”；他們還聽說董晉的屬官曾經主管過京兆尹所屬的縣份，能夠懲辦那些欺壓人民的豪強，現在一定會用法令來保護百姓，“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

這些過去流亡在外地的農民是信奉上面所說的兩項必然的推斷而回家鄉去的，何必要等看到事實呢？

對于此事，劉禹錫深有感慨，并由此而論述了政治上“聲”與“實”的關系問題：予因浩嘆曰：“行積于彼而化行于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后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后勸，斯實先聲后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后化，斯聲先實后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傅先后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劉禹錫認為一個執政者好的行為表現在別的地方，而教化的影響卻傳播到這里，政績的事實還沒有看到而聲譽卻先傳開了，這說明政治聲望有很強的感召力。老百姓是知道到他們所愿意到的地方去的，執政者的政令也要貫徹到所應當達到的程度。

劉禹錫對“聲”與“實”的關系作這樣的概括：如果農民違法和政令松馳，就必須先加強治理，然后再進行勸導，這就需要先有實際行動，然后才能得到聲譽；如果農民逃亡和政令混亂，就必須先安定人心，然后再進行教化，這就需要先有聲譽，然后拿出實際行動來。做出政績來以獲得聲譽，難的是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政治上有了聲譽井要做到名符其實，難的是要堅持到底。執政者如果能夠清楚地明白這個道理，使得政治聲譽和實際行動二者之間的先后始終的關系不紊亂，這樣引導流亡的農民回鄉生產，服從政令，就不難了。

劉禹錫在論述中區分了“聲先實后”與“實先聲后”兩種情形，并強調根據不同的情形來決定“聲實之先后”。

劉禹錫在和州、蘇州、同州等地任刺史時，這些地方遇到旱澇災害，他都是采用先“實”后“聲”的方法，先切實進行救災工作，安撫百姓，恢復生產，從而得到很高的聲譽。

劉禹錫的政治理念，除了體現在對“聲”與“實”關系的理解和處理上，還提出和論述了“體”與“用”、“經”與“權”的關系問題。劉禹錫在朗州所作《答饒州元使君書》稱贊元，精于政理治道，能“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

體與用，指本體與作用。“體”是根本的、內在的東西；“用”是“體”的外在表現。“經”指常規、長久不變的原則；“權”指權變，掌握原則靈活運用。“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指明了本體并懂得它的作用，通曉常規并能在不同情況下靈活運用。以政治意義而言，是既明白為政的根本指導思想，又能制定和貫徹具體的政治措施；既能把握為政的原則，又能根據具體情況而運用不同的施政方針。

體和用、經和權是政治活動中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要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對于執政者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劉禹錫以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如何處理好這些關系的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政治、經濟措施要因時、因地而定，切忌不顧客觀情況而主觀武斷，《答饒州元使君書》云：蓋豐荒異政，系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斂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

豐年荒年采取不同的賦稅征收方法，是因天時的不同；四夷華夏采取不同的治理辦法，是因風俗的不同。順應天時要善于觀察，適應風俗有利于安定。執政者如果不知道發放征收要輕重適宜的道理，即使百姓遇到好年成，也會象遭受水旱災害一樣；不知道滿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道理，即使當地社會秩序很安定，也會動蕩不安，為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劉禹錫提出執政者要做到：

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缿筒之機或行，則好不敢欺，此政之助也。

施政的前提是要取信于民。商秧在秦國實行變法前，為了讓百姓相信他令下必行，以便新法順利實施，曾在都城市南門立一根三丈長的木桿，宣布說：“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百姓感到奇怪，沒人敢扛。商鞅又宣布說：“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照辦了，果真得到五十金。人們從這件事上看到，商鞅是守信用的，因此對國家新頒布的法令深信不疑。

施政的根本是要執法公正、秉公辦事。后漢龐參新任漢陽太守時，去拜訪當地的隱士任棠。任棠不與他說活，卻在門前放了一盆清水和一把薤草，自己抱著孫子坐在旁邊。龐參的隨從認為任棠太傲慢，龐參卻獨有眼力，“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一盆清水，是要清廉；拔一把薤草，是要打擊強宗豪族；懷抱孫子，是要救濟孤弱。劉禹錫主張像龐參那樣勤政清廉，執法如山，打擊豪強，救濟孤弱，必然會受到擁護。這是施政的根本。

施政的輔助手段是要依靠民眾的力量。漢宣帝時趙廣漢任穎川太守。他根據當地情況，曾設置缿筒——檢舉箱，接受百姓的檢舉揭發，利用檢舉材料打擊不法的豪強猾吏。劉禹錫主張在必要時像趙廣漢那樣設置檢舉箱以便揭露、打擊豪強奸惡，使其不敢欺詐百姓。這是施政的一種輔助手段。關于具體實施的方法，《答饒州元使君書》提出：

則有以其弛張雄雌，惟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　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耳。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于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

這些施政原則的實行，嚴寬松緊應有所不同，根據情況的變化而采取相應的辦法。

古代那些善于治國的賢人，最恰當的治理辦法并非有兩種，只不過遇到的時代不同罷了。一般說來，老百姓富足了就希望安定，生活安定了就自己謹慎而害怕法令；缺吃少穿時就想胡作非為，胡作非為就會急于求利而不顧禁令。從歷史上看，漢代義帝、景帝時百姓生活富足，官吏多以仁愛寬恕著稱；武帝、宣帝時百姓多次服役作戰，官吏多以勇猛強悍著稱。

劉禹錫強調，政治上的寬猛交替使用，如同質文循環那樣，必須針對社會的弊端而隨時加以矯正，這是應當仔細地加以思考而央定取舍的。

劉禹錫還認為，政治上的求實精神要求官吏把修身與及物統一起來。《答饒州元使君書》云：吏公云：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下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為有志于治者，咸能知民困于杼柚，罷于征徭，則曰：司牧之道，莫先于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于局促，智限于罷懦，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于椳闑之內，而柄移于胥吏之手。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扎理叢，則潰然攜矣。故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

劉禹錫認為，從吏治的要求來說，“率下之誠，務先克己”，但僅僅強調修身還是不夠的。自身修養好而治理不好的人是有的，自身修養差而能治理好百姓的人是沒有的。號稱有志于治理的人，都能知道百姓困于過重的賦稅，疲于過多的謠役，都明白治理百姓的道理，沒有比簡廉奉法更重要的了。然而，他們或者才能狹小，或者軟弱無能，不能斟酌豐年和歉年的不同情況，使人們由于過重的賦稅和勞役而困倦。

有些人把不管事看作“簡”，把自身所謂的清白當作“廉”，把沿襲舊的弊政稱作“奉法”。這些人貪圖身心清閑于房內，而權柄卻旁落到下屬小吏手中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年成好時問題少，還勉強可以治理，歉收時問題多，就要造成分崩離析的局面。這是自命清高而無所作為的官吏所造成的結果。

劉禹錫強調有志于治理的官員既要修身又要及物，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中唐時期，猾吏弄權，政治腐敗。如《舊唐書?張建封傳》載：“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徽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一些昏庸無能的官員不善于治理，就給胥吏以可乘之機，貪贓任法，營私舞弊。據《舊唐書?令狐楚傳》：“憲宗崩，詔楚為山陵使”，“會有告楚親吏贓污事發，出為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翚、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為羨余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令狐楚算是精明強于的人物，尚被猾吏所欺，可見劉禹錫強調修身及物的務實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在治理州郡的具體方法上，劉禹錫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若執事之言政，詣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修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蛑。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好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于猾吏，速亡之責，不遷于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為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邪？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

劉禹錫認為，元信中所談的執政方法，切合情理，擯棄了迂腐拖沓的弊病，簡明扼要，寬和而又剛毅；修養不限于自身，必須推廣到社會；規章法令不要求包羅一切，但必須考慮到長遠利益。防民的措施很周詳，但不能達到苛求的地步；愛民的方法很多，但又不使他們侵害朝廷的利益。

從執政重實這一指導思想出發，劉禹錫提出了治理州郡的具體措施：改革弊政，嚴懲豪強，以豐補歉，積谷防荒，合理征收賦稅，節約錢財。

劉禹錫鼓勵元說，這些治理州郡的要領，詳盡全面，切合實際。按照這些道理而切實地執行，哪有治理不好的呢？古人所說的言必行，行必果，體現了注重實際的精神，而不是樂于說空話。作為一個負責治理州郡的官員，“有人民社稷”，是一定可以實踐這些治郡原則的。

“永貞革新”失敗后，劉禹錫從朝廷貶到朗州，對地方吏冶有了更多的接觸和實踐的機會。《答饒州元使君書》不僅涉及到“明體以及甲，通經以知權”等執政的基本指導思想，而且提出了革除弊政、打擊豪強、整頓郡治、節省開支等項具體措施，可謂巨細兼顧，理據充分。

任賢擇能的辨材用人之道

“人之道在法制”，是劉禹錫在《天論》中論證人為什么能勝天的根據，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劉禹錫認為，社會問題的治理要依靠法制。有了法制，并且得以實施，就可以防止邪惡，改變社會風尚，促使社會進步。他寫的《砥石賦》，援引上自西周、下至漢、唐的盛衰歷史，說明以法治國的重要性：

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杰材以湊。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人得之。五百余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礱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劉禹錫以砥石比喻法制，以寶刀比喻有才能的人，強調用砥石來磨礪，可以使生銹的寶刀變得鋒利，以法治國用人，就能化愚蠢為聰明，培養杰出的人才。周武王懂得以法治國的道理，商朝遺留的風俗才因此而淳厚；漢高祖懂得以法治國的道理，杰出的人才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得到人才既然是有緣由的，失去人才也是有原因的。

漢代以后，國家經歷了一段分裂的時期。隨著法制的暢行或廢止，治國之道有得失，但凡實行法制的都能贏得人心。五百年以后，唐朝建立，好的風氣才又興起。萬物的生長在于自然，人才的培養在于國君。自然主宰著萬物，國君主宰著百姓。哪里會有執掌著法制這個治國的工具，而愁找不到賢能的人才呢？

《砥石賦》是劉禹錫貶滴朗州期間寫的有感之作，意在針砭時弊。在他看來，中唐權宦當道，賢良被貶，政治腐敗，藩鎮割據，這些現象的存在都是同當時法制松弛分不開的。“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

法制稍許松弛，就會是非混淆，受賞的下一定都是好的，受罰的不一定部是壞的。法制完全廢弛，就會是非顛倒。受獎賞的總是好佞之人，而受懲罰的往往是正直的人。這樣，道義不足以制服強暴，刑罰不足以制服邪惡。因此，劉禹錫認為只有以法治國，杰出人才因法以聚，才有可能革除中唐的各種弊政。

在《辯跡論》中，劉禹錫認為“三王之道”的實質是不變的，但在具體的施政方針上是可以變化的。“三王之道，猶夫循壞，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說明在社會歷史觀上，劉禹錫堅持的是因時因地而變易的進化思想。

有人說，時勢的盛衰，要看宰相的作用如何。唐朝所設立的職官、科舉制度，按照土地、人口征收賦稅的法令，禮樂、刑法的典章等，都不過是沿用隋朝的罷了，那么，房玄齡和杜如晦這兩位宰相的功績如何評價呢？

劉禹錫認為，夏、商、周三朝的典章制度，尚且循環沿用，不一定都要改變，無非是審查所應當矯正的部分而已。隋朝的過失并不在制定和設置的典章制度之中，只是規定的典章制度與實際做的相違背罷了，沿用隋朝的制度有什么害處呢？關鍵是要注重施政的實際效果問題。

劉禹錫很有感慨地把施政譬之為醫生用藥一樣，說：“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躓，明矣。茍循往以御變，昧于節宣，奚獨吾濟小人理身之弊而已！”醫生的高明之處在于用有毒性的藥去治病，用和藥來安神，如果這兩種藥用顛倒了，兩方面都會出問題，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如果因循守舊，用老一套去對待變化了的事物，不明白節制與宣通的關系，何止是我們治療疾病要出問題呢？治病要懂得對癥下藥。這一道理不僅運用于治病，辦理其它事情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劉禹錫從針對當時的政治現實，在《山陽城賦》中以西漢文景時期的“積是為治”和東漢桓靈時期的“積非成虐”為例，提出決定王朝興亡的不是“天命”而是“人事”，提醒當時的統治者切不可“縱心于昏”，如果“利器倒持”，必然會導致王朝滅亡。他說：

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牙，迄武乃獲。桓靈之欲，縱心于昏。彼伊周不世兮，好雄乘釁而騰振。物象難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

東漢獻帝劉協被曹丕廢掉后，封為山陽公。“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于此墟。”劉禹錫面對山陽城的廢墟，十分惋惜漢朝的滅亡，深有感慨他說：積累了許多正確的政治措施，就會使政權穩固，人民安定；積累了許多錯誤的政治措施，就會使政局不穩，人民受苦。西漢的文帝、景帝自身儉樸，播下了美德的種子，到武帝時就收獲了果實，這是“積是為治”的例子；東漢的桓帝、靈帝追求享樂，放縱地過著荒淫的生活，如同點燃了災難的火焰，到獻帝時就把漢朝的基業燒光了，這是“積非成虐”的例子。

伊尹、周公一樣的賢相不是每個朝代都有，因而好雄們就利用時機翻騰作亂，致使法制綱紀遭到破壞，是非上下顛倒了位置，皇帝空有其名，只是表面上受到尊重罷了。可見，“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涂之兆也自天”，是人事決定了王朝的興亡，曹魏代漢的預言不是出于天意。劉禹錫關于“人之道在法制”的思想，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劉禹錫一生憂國憂民，他試圖通過加強法制來緩和社會矛盾，實現長治久安。當然，他憂的國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國家；他的憂民“足民”思想，是立足于防止農民起來造反的基礎上的。劉禹錫認為，愛民是必要的，不能侵害朝廷的利益；不虐民是必要的，但“防民之理甚周”，即防范的措施也要周密。法制的實施既要保障人民起碼的物質生活條件，又不要觸犯和破壞封建社會秩序。這正如他在《早夏郡中書事》一詩中所說：“虛懷詢病苦，壞律操剽輕。”

劉禹錫的尚賢思想也是其政治思想的一個方面。

“人之道在法制”，而法制的制訂和實施是靠人來進行的。劉禹錫主張“右賢尚功”，“賢而尊顯”，即尊重賢能，崇尚有功，賢能應當得到尊貴的地位和顯赫的名聲。“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這些詠懷的詩句表達了劉禹錫尚賢的思想和同賢者心息相通的感情。

劉禹錫認為，衡量賢能的標準首先要看其“心”與“道”。他在《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中說：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俊人。其色瀲滟于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

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秀氣，凡是得自然秀氣多的就成為德才杰出之人。這種秀氣形之于色，就顯得精神飽滿，容光煥發，其思想感情抒發出來就成為文章。大自然既然給了賢俊秀氣，那么其容顏與文章必然會把秀氣表露出來。

劉禹錫與呂溫有同門之誼。貞元二十年他們曾同祭座主顧少連，祭文由呂溫執筆。《子劉子自傳》云：“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遠祖風，惟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韓愈《順宗實錄》卷五云：“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從劉禹錫的話中，看出呂溫對王叔文的飲佩；從韓愈的話中，看出王叔文對呂溫的器重。

呂溫是“二王、劉、柳”革新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永貞革新”期間，呂溫在吐蕃，至王叔文敗方歸。呂溫有一整套的政治革新計劃及其進行的步驟。王叔文集團執政時，呂溫未能參與其事，革新失敗也未遭貶謫，不在“八司馬”之內，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忽視他在革新集團中的地位。

劉禹錫在《集紀》中稱贊呂溫“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概，核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這就是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呂溫的志向更加遠大，于是就放棄文學，專與有杰出政治才能的英才交往，注重政治氣節，考核名實關系，把輔佐君主治理國家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

劉禹錫同呂溫的關系，不僅是文字之交，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抱負。呂溫精通“王霸富強之術，臣子忠孝之道”，“能明王道，似荀卿。”但是，其“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劉禹錫認為，呂溫的言論是可以信賴的，但他生不逢時，理想遠大而壽命短促，天地間精氣形成的俊人，難道就該有這樣的結局嗎？劉禹錫贊揚呂溫的政治抱負和社會活動才能，對他的主張和理想無法實現表示感慨。

韓曄是永貞革新集團中的“八司馬”之一。劉禹錫稱贊他既賢又能，推薦給饒州元刺史。劉禹錫《答饒州元使君書》云：昌黎韓宣英，好實蹈中之士也。前為司封郎，以余刃 劇于計曹，號無速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為彼郡司馬，更閏余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成，采寮之善否，盍嘗問焉，足為群疑之寶龜也。

順宗時，韓曄為司封郎中、判度支案，與劉禹錫同在社佑、王叔文部下共事，以善于處理某些繁雜的事務，且無差錯遺漏著稱。韓曄為韓休之孫，韓混之侄，韓洄之子。代宗時韓滉做過戶部侍郎、判度支，德宗時做過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韓徊原是劉晏“屬吏”，德宗時也做過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韓洄都善理財。劉禹錫說韓曄“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贊揚他比韓滉、韓洄更精明強干。韓曄“有俊才”，稱得上是古代舜時的庭堅、仲容一類的賢人。

“永貞革新”失敗，韓曄被貶為饒州司馬。劉禹錫寫《答饒州元使君書》時，韓曄已滴居饒州五年。他很了解當地風俗的好壞，官吏的善惡。劉禹錫向饒州刺史元洪推薦說，他完全可以作為解決疑難問題的好顧問。劉禹錫認為，堅持任賢擇能的用人之道，讓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執政，能懂得君舟民水，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的道理，提倡和奉行是為公是、非為公非的原則，就可以革除各種弊政，做出利國利民的政績來。

崇賢尚功的政治判斷標準

劉禹錫對一些賢能的治績，寫過不少稱頌性的文章。從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劉禹錫抑制豪強、崇賢尚功的政治思想。大和五年劉禹錫寫了《高陵令劉君遺愛碑》。碑文中寫高陵縣令劉仁師敢于與壟斷水源的權貴作斗爭，而把個人的前程和安危置之度外，深受當地人民的愛戴：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　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

當縣令的，很少有離職后還被人們懷念的。因為縣里多豪強，政事由權貴把持，沒有特別的政績深入于人心，滲透于骨髓，怎么能使人過了很長時間還愈加思念？高陵縣位于徑水下游，農田靠涇水灌溉。按“水部式”規定，放水有一定的時間，田問開溝引水有一定的限度，在上游的不得私自擋水獨占其利。自從“安史之亂”以來，逐漸破壞了水部的章程和法令，高陵縣賴以灌溉的水源，長期被居于徑水上游的權豐所霸占，農業生產受到嚴重損害。“榮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由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

長慶三年，劉仁師任高陵縣今后，“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熛疽在身，不忘決去。”劉仁師忠于職守，視人民之疾苦如同長在自己身上的毒瘡，決心把它除掉。他考查了水部規定的章程以及前后頒發的有關詔命，又增添了新的意見，請求變更水道，使水流入高陵境內；請求堵塞上游新開的渠道，使水不致白白流失；請求遵守有關農田水利的法令，使豪強不得違反制度。劉仁師把這些道理分析得非常詳盡，并把便于施行的具體辦法列成條文上報京兆府。

京兆府的椽吏既想依照劉仁師的辦法，又怕得罪豪強，猶豫不決。過了兩年，到寶歷元年時，正直的鄭覃任京兆尹，才把劉仁師的報告上奏給皇帝。敬宗把這件事交給丞相府御史臺辦理，御史臺派屬官元谷去作實地調查。元谷帶著詔書到白渠，把利弊情況搞得一清二楚，回京上奏皇帝。敬宗認為元谷調查的情況屬實，由京兆府下達了開工修渠的公文。

當工程進行到七八成的時候，徑陽豪門用詭計買通術士，上奏皇帝說：白渠下游是唐高祖生前舊居所在地，子孫應當對它表示恭敬，不應在此動土開渠。敬宗聽說后，命令京兆府立即停工。這時，劉“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口：‘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吝，第未周知情偽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

工程完成時，劉仁師親率屬吏到渠上慰勞，眾民工歡呼，揮衣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犯豪，卒就施為。”從此，高陵人長期享受灌溉的利益。

劉禹錫認為，劉仁師“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即愛護百姓，體恤他們的苦衷；心地公正，敢于直言；稱贊他“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即在治理百姓上是奉法的循吏，在管理財政上是律己奉公的能臣，這是他一貫清白的緣故。劉禹錫寫的《遺愛碑》，用真摯的語言表彰劉仁師的美好政績，也反映出作者自己重視農耕、維護法制的思想。

大和四年劉禹錫寫了《鄭州刺史東廳壁記》，贊揚鄭州刺史楊歸厚的政績：

君侯始來三日，司稅椽舉七縣董祖之吏累百。君曰：“此百螣也。”悉罷之。用戶符而輸入益辦。司貢椽舉梨林之征，請戶曉。君曰：“盡弛之勿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跡，民去病疾。授犢占租，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柜長，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輓旁午，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夷，雞犬音和。人既寧而物有余，政既成而日多暇。

據劉禹錫《祭唬州楊庶子文》云：“維私之愛，與眾無比。乃命長嗣，為君半子。誰無外姻，君實知己。”劉禹錫的長子劉咸允是揚歸厚的女婿。楊歸厚為人剛直，在朝任拾遺時曾因“伏閤論事，侵削內權。克揚直聲，不溫左遷。”據《新唐書?李吉甫傳》云：“左抬遺楊歸厚嘗請對，……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奸，又歷低輔相，……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

楊歸厚因觸犯宦官而被貶官。劉禹錫對此曾賦詩《寄楊八拾遺》表示敬佩：

聞君前日獨廷爭，漢帝偏知白馬生。忽領簿書游太學，寧勞侍從厭承明？洛陽本自宜才子。海內而今有直聲。為謝同秦老博士，范云來歲即公卿。

《祭虢州楊庶子文》還說：“五剖竹符，皆有聲績。”“五剖竹符”指楊歸厚為萬、唐、壽、鄭、虢五州刺史。在鄭州刺史任上，他把負責催租的上百名青吏稱為“百螣”，一概罷去不用，結果“里無吏跡”，并未影響租稅、貢物的按時完成上繳，而且“民去瘤疾”，”達到了“人既寧而物有余”的效果。這客觀上對人民有利，使當地社會秩序安定，百姓的生活有所保障和改善。

劉禹錫《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稱奚陟為賢人，并特別贊揚他能薦賢：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鐘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于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楊仆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后為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人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于大冶，則熔范之內無非祥金。

《新唐書?奚陟傳》云：“常薦權德輿為起居舍人知制誥，楊於陵為郎中，其后皆有名。”即采自劉禹錫所撰《奚公神道碑》。劉禹錫以權德輿、楊於陵得到奚陟的舉薦，聲譽大起，終為“偉人”為例，表彰奚陟識人的慧眼和薦賢的美德。在這篇碑文中，劉禹錫也贊揚了楊炎對奚陟的提拔：“丞相楊炎勇于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史稱楊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為己任，人士歸之。”楊炎在全國實施的兩稅法，有“賦不加斂而增入”之效，這與他任賢擇能，手下有一批得力的官員是有關系的。

劉禹錫為劉仁師、楊歸厚、奚陟等人寫碑作記，實際上是為賢者立傳，有借以明志之意。另一方面，他對那些身穿儒服、道貌岸然，但不學無術、好發空論、趨炎附勢、爭逐名利之徒進行無情的抨擊。

《答容州竇中丞書》是劉禹錫在朗州時寫給竇群的一封信。竇群曾反對“永貞革新”，在政治立場上與劉禹錫是敵對的。竇群任黔中觀察使時，曾因壓迫少數民族，激起百姓的反抗。元和八年，調任容州刺史兼御吏中丞。這時其兄竇常任朗州刺史，他赴任途中，經過朗州，曾與劉禹錫會面。他在容州時，和劉禹錫有過書信來往。

竇群在信中稱劉禹錫為“希儒之徒”，劉禹錫答曰：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為不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病耳。今夫挾弓注矢，溯空而發者，人自以為皆弄可矣。移之于澤宮，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不啻于彀弓射空矢者，孰為其的哉？

在劉禹錫看來，世上穿著儒服、說著古語、身居學官的人是不少的，但要找到真正精通儒學的能有兒個呢？那些拉弓搭箭、對空亂射的人都可以自夸像羿一樣善射，但一移到練習射箭的靶場，則閉口不敢作聲，因為有箭靶在是騙不了人的。現在的儒生們，言論互相矛盾，像蟬叫那樣喧鬧不休，無異于拉滿弓對空射箭，哪里有什么靶子呢？

劉禹錫對儒者空發議論，而不敢接觸實際，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諷。容州地處“荒服之外”，竇群身為刺史，設絳帳講《易》，當地的儒生“持經鼎來”，很快形成了讀經的風氣。但是，劉禹錫在回信中提醒竇群注意：

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茍以有待及物為心，則養已與養民非二道也，矧群情之颙颙乎！

由于竇群正在講《易》，因而劉禹錫就用《易》頤卦的彖辭來告誡他。“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語出《周易?頤》：“圣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其意思是圣人養賢才以治理百姓，這個頤養的正確道理很重要，不可不遵循。劉禹錫含蓄地告誡他不要徒發空論，重蹈覆轍。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處理好“養己”與“養民”的關系。希望竇群以施惠于百姓為心愿，注意“養民”，認識到“養己”與“養民”的一致性。由此可見，劉禹錫對那些虛有其名的儒生是很反感的。

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劉禹錫主張的任賢擇能的用人之道，往往是難以行得通的。他被貶謫朗州期間寫的政治寓言詩《昏鏡詞并引》，有感于憲宗朝諱疾忌醫，放逐賢能，寵幸諂佞的腐敗現象，描繪了一個在昏鏡面前得意忘形、自我陶醉的人物，具引言云：

鏡之工列十鏡于賈區，發奩而視，其一皎如，其九霧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也。蓋賈之意，惟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鑒周睞，求與己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予感之，作《昏鏡詞》。

制鏡匠在市場上擺著十面鏡子，打開鏡匣一看，其中一面像月光一樣明亮，九面像迷濛的煙霧一樣模糊。有人說：“好壞相差太大了。”鏡匠笑著說：“不是個能把所有的鏡子都制好。經商的人只考慮能把鏡子賣出去。現在來買鏡子的人，必定一面一面地選著照看，把所有的鏡子都看遍，挑選一面與自己相適宜的鏡子。那面明鏡，不能隱藏芒抄微弱，容貌不漂亮的人就不合心意，所以用明鏡的只占十分之一。”劉禹錫對此很有感觸，寫了《昏鏡詞》。其詩曰：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晶。陋容多自欺，謂若它鏡明。瑕疵既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傾城。飾帶以紋銹，裝匣以瓊瑛。秦宮豈不重？非適乃為輕。

昏鏡不是用上好的青銅制成的，鏡面模糊，失去了光澤。面貌丑陋的人總是自己欺騙自己，說昏鏡和其它鏡子一樣明亮。在昏鏡中既然看不到臉上的缺陷，美麗的姿態自然就可以被隨意想象出來。陋容之人面對不見瑕疵的昏鏡，照來照去，竟昏昏然地自以為漂亮得能使全城的人都為之傾倒。

昏鏡本來一文不值，但陋容之人卻飾以紋繡之帶，裝以瓊瑛之匣，對昏鏡極其偏愛。像秦宮寶鏡那樣的明鏡豈不貴重，但因為它不合丑陋者的心意，反被看輕了。鏡子能照見形象，引伸為鑒察。古有鏡考、鏡戒之說。

唐太宗總結前人經驗，提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名言。從唐太宗 “心暗則照有不通”的理論來分析，三鏡之中，銅鏡是陪襯，“以古為鏡”和“以人為鏡”是要害。因為“心暗”則有所蒙蔽，不可能做到“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白居易《新樂府?百煉鏡》云：“太宗常以人為鏡，鑒古鑒今不鑒容。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治亂懸心中。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煉銅。”這是對唐太宗三鏡的正確理解。

劉禹錫的《昏鏡詞》，顯然有感于當時朝政的腐敗，有感于執政的昏庸，有感于自身的遭際，以“明鏡”無人問津，而“昏鏡”卻倍受偏愛為喻，借以諷刺當時政治上是非顛倒——賢能慘遭迫害，而鎮壓“永貞革新”的好佞當道的社會現實。劉禹錫以“明鏡”喻賢能，以“昏鏡”喻奸佞，是要揭露“陋容”之人，為“明鏡”鳴不平。

《昏鏡詞》的諷喻是切中時弊的。這里既抒發了作者胸懷遠大的抱負而無法施展的遺憾，也反映了期待憲宗實行任賢擇能的用人之道的愿望。

結 語

綜上所述，盡管劉禹錫詩文超眾，但他的一生不是一個懦弱文士的一生。

在劉禹錫所創作的政治抒情詩、詠史懷古詩中，在劉禹錫所撰寫的大量的表狀、書啟、碑志、序記中所見，堅定不移地反對宦官擅權，旗幟鮮明的反對藩鎮割據，聲實相濟的政治改革精神，任賢擇能的辨材用人之道，崇賢尚功的政治判斷標準，革除時弊，治國安民的政治能力與魄力，無不在證明著他也是一位在經邦濟世方面有理念、有作為的政治家。

劉禹錫傳

任見 著

本書簡介

劉禹錫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等名句，早已為后世所傳揚，但劉禹錫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還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政治家。

研究劉禹錫的文字歷代不絕，然而真正從生活經歷的角度為他立傳的，迄今沒有。任見先生的《劉禹錫傳》是以唐代歷史為背景，以劉禹錫的政治活動、文學創作為重點，以他的人生際遇、情感歷程為主線，以大氣魄、大制作為標的要求，創作出來的重量級作品。

任見《劉禹錫傳》文筆洗練，辭藻華貴，構思布局藝技獨運，故事情節磅礴跌宕，文言與白話結合無隙，簡約與飽滿至于極致，既與劉禹錫的大家名作地位般配，與中唐豐富多彩的詩文藝術氣象相和諧，又將中國文字的魅力發揮到了新穎動人的特殊境界，一卷展讀，不忍釋手。

此書最初有1997年版本，2007年刪節和縮寫本是第二版，這個版本是2014年的第三個版本，篇幅長了很多，內容基本上恢復到了縮寫之前豐富而細膩的狀態。

任見《劉禹錫傳》

目錄

第一章 詩童靈悟名不虛傳

第二章 如此意境豈是淫調野曲？

第三章 赤心官吏與社稷大業

第四章 死對頭請客是不是鴻門宴？

第五章 桃紅館里柔媚的笑容

第六章 耀眼明燈照亮亙古長夜

第七章 玄都觀桃花招禍殃

第八章 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

第九章 前度劉郎今又來

第十章 蘇州乙姝兒二世

第十一章 受紲雄鷹仍欲展翅高飛

第十二章 經邦之志濟世之道

第十三章 “詩豪”夢得

第十四章 超塵拔俗劉禹錫

第十五章 傳主年譜·紀念聯語·對應年表

本書章節索引

著者任見簡介

后山學派燕山小隊（原京北燕山書屋）編輯

~ 1.多位北大博士推薦：任見先生的“名家漫說”，與眾不同的認識價值。

2.后山學派楊元相、鴻翎[臺]、劉晉元、時勇軍、李閩山、楊瑾、李意敏等誠摯推薦。

3.后山學派楊鄱陽：任見先生當年有許多思想深邃、辭采優美的散文在海外雜志和報紙發表，有待尋找和整理。

國家出版基金優秀項目《絲路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