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在書里寫道：“寫作是我的母語，電影算是外語。”如果說常年的寫作習慣幫他養成了對語言的敏感性，那電影對亞歷來說仍然是個有待探索的新領域。也就是在來到中國的前一年春天，亞歷才突然萌生了對電影的興趣。隨后不久，他申請到羅馬一所學院的短期項目，試著自己動手拍攝紀錄片。那段時間里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羅馬有一條熱門的旅游街道，街上有座歷史建筑曾經是家電影院。自從 1999 年電影院倒閉后，地產開發商一直想要拿下這塊地，拆掉老建筑，改建成吸引游客的高級公寓和美術館。可是這個計劃卻遭到了附近的居民和青年學生們的反對。在這個地價水漲船高的旅游街區，學生們下課后沒有便宜的文化場所可去。他們于是自發籌集了款項，將那座歷史建筑改成了一個文化中心，里面有圖書館、自習室、小劇場，當然，還有電影放映廳。意大利的幾位著名的導演，像是索倫蒂諾、托納多雷，還有拍過《末代皇帝》的貝托魯奇聽說了這件事，紛紛趕到這里參加電影放映會，聲援年輕人們這個有點天真的夢想。最終，地產商放棄了這個項目，學生們用電影守衛了一塊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化領地。

亞歷在羅馬學紀錄片時認識了這群保衛電影院的年輕人。剛開始，他本以為自己不會被接納。亞歷在羅馬讀的學校學費昂貴，學生大都家境優渥，和保衛電影院的那幫同齡人來自兩個世界。在相當程度上，正是亞歷出手闊綽的同學們撐起了這個街區昂貴的開銷，也讓地產商對老電影院蠢蠢欲動。保衛電影院的本質是在用豐富的文化活動對抗資本的單一邏輯，而亞歷穿在身上的校服恰恰代表了相反的立場，這讓他感到有些尷尬。

可是當亞歷第一次在露天電影節的現場走近這群人，詢問是否可以幫他們擺擺椅子時，他立刻得到了熱情的接納。他發現老電影院的保衛者們有種務實的精神：他們雖然在對抗豪橫的地產商，卻也愿意接受銀行的贊助來幫他們辦好電影節。亞歷是誰，來自哪個學校，這些都并不重要，只要他愿意幫忙，就會被看作自己人，就是這么簡單。那年的整個夏天，亞歷沒再像他的同學那樣，把時間耗費在酒吧和約會上，而是每晚在放映會上打雜，在電影散場后留下來收拾場地。這段經歷讓亞歷密集地接觸了許多將電影視為夢想的同齡人，可以說是他學習電影的啟蒙階段。亞歷的這個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倒不只是因為年輕人們的理想主義。我更喜歡他被保衛電影院的人們接納的那個時刻。隔閡常常是建構出來的，而融入需要具體的行動。我們常常在想象中放大了“我們”與“他們”的不同，直到真的伸出手去，才發現彼此蠻可以成為朋友。亞歷此后在中國的經歷也反復驗證著這一點。

來到中國一年以后，亞歷在一所補習學校里找了份意大利語教師的工作，在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老外。他們對于生活在中國的態度各有不同。亞歷和兩位意大利同事有時會想念老家的食物，這時候，他們就會去吃樓下的蘭州拉面，點一個馕當作餐前面包，漸漸地發現拉面和蓋飯也很適口。而他的另一位來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同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比薩原教旨主義者”。他在一家店里吃到了榴蓮口味的比薩，甚至忍不住對店員發了火。亞歷聽說了這件事，感到很尷尬。他在書里寫道：“生活在別處，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戰。我們選擇抗拒和怨恨，還是包容和好奇，會決定我們的生活體驗。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發現做不到，就回家。無論在何處，當老外都要做到一點：想在一個地方留著，就好好留著。”

選擇“好好留著”，也就意味著放棄“你是你，我是我”的固執。而當一個人真正做到了這一點，他很可能會發現，人與人之間除了想象出來的隔閡，其實并沒有隔著什么。在中國待到第三個年頭，亞歷已經養成了不少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他用豆瓣而不是爛番茄看影評，吃燒烤的時候會起身給全桌人倒好啤酒，講英文會脫口而出一些用中文邏輯組織的詞組，比如把過街天橋叫作“sky bridge”，而不是“pedestrian overpass”。他甚至開始擔心在空調底下坐久了會積攢“寒氣”，跑去嘗試了刮痧、拔罐和艾灸，回到宿舍里，艾草的香氣兩天不散。既然在中國生活，那就盡量試著像中國人一樣生活，亞歷就是這樣，漸漸成了他身邊的外國人圈子里“最中國的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