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莫-夸梅-孫達拉姆，聯合國前官員

2024 年 3 月 25 日，馬來西亞吉隆坡，世界銀行使用 1990 年的數據所設定的“每天一美元”的貧困線遭到許多質疑和批評 —— 這一貧困數字一直在下降，直到 2020 年新冠疫情出現為止。

現金措施

世界銀行認為，在2020 年以前的三十年間，貧困人口減少主要歸功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在其他地方的官方貧困人口估計值普遍下降較慢，甚至根本沒有下降的情況下。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從不平等性的角度看待貧困問題，因為與他人相比，人們普遍感覺自己更窮。同時，對貧困的解釋也大相徑庭，許多人呼吁采取更好的政策措施。幾十年來，世界銀行一直拒絕解決不平等問題，而是把重點放在貧困的定義上。改良定義貧困的努力也一直是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如果不能更好地估計貧困值，就無法有效改善政策。

衡量或估算現金收入不可避免地成為首要條件。但是，對貨幣收入的關注會帶來一些問題 —— 用金錢衡量貧困可能有幫助，但也有欺騙性。例如，許多收入高于貧困線的家庭的兒童仍然營養不良。

由此可見，收入高于貧困線并不一定能確保幸福。這引起了人們對貨幣收入以外的貧困指標的興趣。對金錢的執著，以及用金錢衡量福利、幸福感與貧窮的做法普遍受到批評。現在，認可其他貧困指標的價值已經不在具有爭議。

貧困的各個方面

盡管各方面貧困指數存在明顯的缺陷，但許多人仍然希望可以有一個統一的多維貧困綜合指數，而不是單一的綜合指數。這樣就能提供更多相關信息，改善決策。意識到這些問題和局限性，經合組織以及聯合國會員國并不認可現在的綜合指數。這兩個機構最有影響力的統計學家在綜合指數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也沒有得到采納。

綜合指數，如人類發展指數，只被聯合國各基金方案采用或使用，不需要會員國批準或審查。同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嬰兒和孕產婦死亡率的降低占預期壽命延長的 80%以上。為提高懷孕和分娩安全而進行的低成本改革，也大大延長了平均壽命的數值。

糧食安全

長期以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一直將食品安全的家庭定義為有足夠收入，且能夠為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夠的碳水化合物或膳食能量（通常以卡路里或焦耳為單位）的家庭。

盡管這一標準較低，而且在方法上存在許多爭議和局限性，但自2014年以來，營養不良或 “食品不安全”的家庭在全球范圍內有所增加，多年來一直在增長，而世界銀行對貧困家庭的估計值卻在持續下降！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在疫情間，全世界的貧困人口數量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首次出現絕對增長和相對增長。多種貧困與營養不良趨勢之間的差異引發了關于不同福利和物質匱乏衡量標準重要性的爭論。

對世界銀行貧困數字的各種爭議和懷疑促使許多人認為，營養不良比貧困衡量標準更能證明貧困和幸福感缺失。盡管收入不平等的趨勢無法解決，也是許多爭議和辯論的主題，但近年來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差距被再次拉大。

與此同時，隨著不平等現象的惡化，全球億萬富翁激增。在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趨同現象，導致兩種趨勢參差不齊。

隨著農村貧困化在全球蔓延，城市化在發展的同時，也減少了農村家庭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農村家庭通常通過飼養牲畜、收獲水果和蔬菜，甚至就近采集食物來提供自給自足的食物。然而，城市地區提供的自給性生產和消費機會要少得多。現金收入和支出越來越多地決定了食品消費額度，包括個人營養品的消費額度。

營養問題

人不能僅靠面包或“碳水化合物”生存，因此，要采取更全面的方法來解決人類的營養問題。

對糧食生產者和經濟作物種植者子女身體發育情況的比較表明，家庭收入并不總是決定許多人的營養狀況。糧食生產者的子女通常比經濟作物種植者的子女更富裕。為什么呢？可能是因為糧食生產者更有可能為其家庭提供充足的營養，而與現金收入無關。

因此，糧食生產者的子女無需在市場上消費，就能夠滿足自己對食物需求。因此，現金收入越高，包括營養在內的福祉就越好這一普遍假設是值得懷疑的。

營養不良挑戰了我們對幸福感及其復雜決定因素的理解。現在，許多人營養不良，這不僅是由于宏觀和微觀營養素匱乏，還由于與飲食有關的非傳染性疾病日益嚴重。

與肥胖和超重一樣，糖尿病的發病率也隨著新的消費偏好而上升。收入、媒體和其他影響因素越來越多地塑造著生活方式，對營養和健康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許多影響是反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