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 劉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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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山本書店，天已擦黑。我知道，疫情后因人手不足等原因，書肆打烊的時間大幅提前，遂決定趁夜幕尚未降臨，去一趟我的老根據地——御茶之水。于是，我沿著靖國通往回（東）走，再次經過巖波書咖，在神保町十字路口過馬路，然后順著靖國通的北側往東走。從書街的規劃上說，因書怕曬，故書肆多集中于靖國通路南，坐南朝北，而靖國通北側則凈是餐飲、咖啡、文具店和畫廊等商業設施。

過了浮世繪畫廊三田（Mita Art Gallery），是明治四十二（1909）年創業、提供精釀啤酒的老派西餐廳藍瓊（Beer Hall Luncheon）；接著，又過了古典版畫店東洲齋和二手唱片連鎖 Disk Union。遺憾的是，原先就位于 Disk Union 旁邊、三省堂旗下的書咖連鎖“自游空間”，已于疫情前撤店。再往前走不遠，是三井住友銀行。銀行的邊上，是另一間令我備感留戀的百年老文具店金筆堂（金ペン堂）：因店主去世，店鋪于疫情后期關張，改為純網店，我先后在那里買過兩支價格不菲的德國百利金（PELIKAN）鋼筆并專用的墨水，打卡很多次。在金筆堂的社交媒體賬號上，有粉絲留言“人生太短，萬年筆長”，表達對店主古矢健二的懷念。“萬年”云云，是語詞游戲——鋼筆在日文中，寫作“萬年筆”。繼續往前，過了明大通路口，沒幾步就到了體育用品連鎖 VICTORIA 本店，那是我曾經多次購買網球拍和網球用具的店家。神保町御茶之水一帶，既是書店街、美食街，也是樂器街和體育用品街。書店和美食的結合，倒不難理解——文人愛饕餮，而與樂器、體育用品的關系，似乎就沒那么直接。關于這個問題，我并沒有研究過，不過作為一個推測，我覺得跟這一帶是東京數一數二的大學區有關，頗有些像巴黎的拉丁區。

“人生太短，萬年筆長。”金筆堂于疫情期閉店，令我黯然神傷

從 VICTORIA 旁邊的巷子左拐，沿著一條緩坡路北上，眼前的景觀與腦海中的記憶內存迅速對焦，由虛而實，終于在某一瞬間，“啪嗒”合體：那是二十多年前我的東京歲月中，平均每周用腳“測量”兩到三次的故道，我記得沿途每一家店鋪看板的模樣，甚至記得曾在哪家咖啡店靠窗座位的椅背上掛過西裝。從我公司所在的御茶之水圣橋口走到靖國通路北的 VICTORIA，是下坡，以我彼時習慣性的快走，頂多用一刻鐘；回程雖然是上坡，二十分鐘也到了，這條柏油小道磨壞了我何止兩雙 REGAL 皮鞋。經過了只面向東京古書業者的八木書店和日本古書通信社，到下一個西側有東京古書會館和小川町郵便局的路口，無需旁顧，再直行約百米，就到了蜻蛉文庫（かげろう文庫）：一間藝術系古書店，綠色看板，小號楷體字，木門前的雨檐底下，吊著一盞昏黃的白熾燈。

我進門，右前方深處的柜臺前剛好坐著佐藤龍老板。他也發現了我，站起來，我們幾乎同時發出那句問候：太久不見，你還好嗎？這在日語中，雖說是日常的套話，可在彼時的語境中，卻有種想說的很多，最終化作那一句的意味。接著，我們相互表達了對對方終于熬過了漫長疫情的唏噓與欣慰，我告知此行的目的和另一件事的結果：疫情初期，我曾寫信給佐藤老板，拜托他幫我尋找一本蕗谷虹兒生前刊行的春畫圖冊。那本書印量極少，流通更少，屬于“稀覯本”（日語，稀書、珍本）。一年半前，我已從名古屋一位古書店主處購入，“請您無視便是。對不起，給您添麻煩了”。我注意到佐藤柜臺的旁邊，靠墻堆著一摞資料書，淡紫色封面，我知道那是即將于后天開幕的古書祭特選古書即賣展的圖錄。在我開口之前，佐藤先拿起一本遞給我：“這是送您的。后天，周五上午，還是往年那個時間。咱們會場見。”佐藤每年都出任古書祭的干事，實際上是活動的組織者之一。這本第六十三回神田古本祭《特選古書即賣會出品目錄》，彩印，二百三十六頁，放在書街每家書肆的店頭，不過是售賣品，定價 300 日元。因我想著會提前來佐藤老板處報到，便沒買。我收好圖錄，跟佐藤握手告別：“好，會場見。”這次我例外沒在蜻蛉文庫購書，想著反正過兩天會在即賣展上邂逅蜻蛉的出品。不承想，豈止古本祭，隨后我作為“駐店作家”，在剛開業的單向街書店銀座店做活動時，竟然也遭遇了蜻蛉的古本。后來才知道，佐藤也是銀座店女老板松本綾小姐的朋友，世界有時真的很小。

神保町深處的蜻蛉文庫，是一間頗有品的藝術系古書店，店主佐藤龍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是單向街書店銀座店女老板 Aya 的朋友

出了蜻蛉文庫，右手拐個小彎，從太田姬稻荷神社的小鳥居前，沿御茶之水仲通繼續北上。眼見坡道變陡，我知道，我已經走出神田一帶的下町，到了駿河臺。再往前，過了外堀，就是本鄉臺地了。經過日大理工學部、經濟學部和齒科學部，又過了日大駿河臺病院，右前方是尼古拉堂綠色的“洋蔥頭”。人真是奇怪的動物，人在東京、日復一日通勤的時代，我對那種熟稔的風景視若無睹，內心甚至有種厭煩感。可一旦時空拉開一定的距離，那曾幾何時令我備感煩躁的風景，竟變得如此迷人。說話就到了御茶之水仲通的盡頭（其實是起點），眼前是與 JR 御茶之水站前小路的丁字交叉口。

盡管我的主要目標——丸善書店御茶之水店就在左手邊，但在打卡之前，我突然動念先去斜對過的畫材文具店和文具店東側的三進堂書店轉一下。文具店依舊，我買了一只德國制塑料小規尺，可放在筆袋中隨身攜帶。我在進文具店時，全無違和感，可當我出了店門，頓覺眼前的視覺有些異樣：在文具店與三田制面所之間、相當于三進堂的位置，并無那間舊屋，四周卻圍著建筑護欄，從護欄的上方，可看到高聳的鋼骨和建筑機械。我驀地醒過悶兒來，原來三進堂書店已被解體，在舊屋的原址上，正在建一棟多層商業綜合......這個發現著實令我吃驚不小。后來，我確認新版的“JIMBOCHO 古書店 MAP”（2024 年版），三進堂書店果然已從書街地圖上消失。

在廣域的神保町書街，三進堂位于東北角，緊挨著 JR 中央線。過了中央線，便是文京區了，而神保町書街歸千代田區管轄。作為一爿古書店，三進堂并不重要，但對我個人來說，卻相當重要，因為它關涉我的一段青春記憶。我早年工作的地方，與書店僅隔一條馬路，三進堂書店及斜對過的新刊書店丸善御茶之水店，幾乎是我每天必打卡之地，頻度甚至高于公司的食堂。不過，我在那家店買的書其實很有限，至今猶記得三種：一是《寫真的思想》（『寫真の思想』，重森弘淹著，潮出版社 1972 年刊行）。這書作為攝影哲學，太過古典，今天看來價值已有限，但當年卻是暢銷書，其問題意識本身，特別是對攝影本質的追問仍未過時；二是《開明英文文法》（林語堂著，山田和男譯，文建書房 1985 年刊行）。彼時，我比較關注作家、文人的語學著作。林語堂的《開明英文文法》，原本就是民國時代國人學英語的必攜本，又被日人迻譯，我覺得這過程本身就構成了難得的“書話”；《三省堂 GEM 英和·和英辭典》，是我所過眼的第一袖珍本——只有通常文庫本的一半大，相當于小一百二十八開，或者和文書的豆本。小羊皮封面，質感可人；上半部分有壓紋，是那種西洋卷草紋；封面上的書名凹印燙金，書口也施以刷金工藝；書配有透明塑料函套，用后即插回，起保護作用。所以這書雖然跟隨了我二十五年以上，仍完好如初。三省堂書店也是出版機構，特別是辭書出版，頗有傳統，在業界不讓人后。三進堂雖然是舊書店，可這本小書卻是按新書定價來賣的，我記得是 3500 日元。此書初版于日本最西化的時代——大正十四（1925）年，我手頭的是第六版（1983），至今仍在銷售，是三省堂的長銷書之一。為寫這篇文章，我特意上三省堂主頁查了一下，目前仍在售賣的是第七版，4400 日元，裝幀品質一如既往。

《寫真的思想》，重森弘淹著，潮出版社 1972 年刊行。筆者所藏，系時任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校長的作者，贈給弟子、著名攝影家操上和美的簽名本

其實，關于這家舊書店，我曾在舊文中提及：

JR 圣橋口的旁邊，有家叫三進堂的舊書店，門臉極小，由一對老夫婦經營。照實說，與神保町深處眾多書肆相比，我并不覺得這家書店很有特點，但因其位置特殊，占盡地利之便，竟成了一家老鋪。每當我重回書城，但見三進堂的看板猶在，老夫婦笑容依舊，內心便有種踏實。（《東京文藝散策》 <增訂版> ，臺灣遠景出版公司 2018 年 1 月初版，第 158 頁）

文人愛把書店比作天堂，這聽上去總有些矯情。不過，若是一間書肆消失了，而那些曾見證其存在的書客，偶爾想起或談起那家書肆的時候，便會生出一種“失去的天堂”的錯覺，那倒是顯得更真實。忘了是誰說的來著，所謂“人世間，唯一的樂園是失去的樂園”。

我從三進堂的建筑工地折返，過馬路，然后徑直進了丸善文具店。日本的綜合書店，大多附設文具店，有的是店中店，有的則設在附近，單獨開門。丸善御茶之水店的文具店就在書店隔壁，但獨立經營。天氣晴好時，書店和文具店門前會有露天集市，既有書，也有文具和雜貨。印象中，我在過去二十多年里所用的錢夾、鑰匙包等，都是從那個露天集市淘來的。與三省堂、東京堂一樣，丸善書店也是出版機構，西文書出版頗有傳統。大約是 1998 年，我從露天市場淘來一冊《英語學習辭典》（Penguin English Student’s Dictionary，PESD），企鵝原版書，由丸善加裝一只函套并辭書使用說明的附冊，曾是我長年的桌邊工具書，觸手可及，時刻備查。和過去一樣，在文具店，我并不戀戰，買了兩支高仕（CROSS）圓珠筆芯和兩枚塑料書皮（新書版和大四六版各一），便去了隔壁。

丸善書店是日本最古老的綜合書店之一，差不多與日本最古老的報紙（《每日新聞》）的歷史等長，過去以經營洋書為主。“二周”（魯迅、周作人）人在東京時，常去丸善購書，留下過不少那方面的記錄。不過，他們當時是從寄宿屋所在地的本鄉，穿過御茶之水，走到日本橋的丸善本店（1871 年創業），御茶之水店是戰后才有的（1973 年開業）。這間書店營業面積不小，有上下兩層樓。我印象最深者有二，一是雜志區，網羅之全，令人感佩；二是藝術書籍賣場，在二樓靠墻處，也是我過去常檢閱之所。多虧了這家書店，國內朋友托我購買的日威文化刊物那類有些偏門的男性趣味志，也得以輕松入手，全無周章。那天晚上，我在丸善一直泡到打烊（八點半），購入書刊七八種，僅擇其要者紀略之。

雜志兩種：《世界》（2024 年 1 月號，總第 997 號）和《寫真批評》（復刊第 1 號，2023 年 2 月），前者是改版第一期，后者是復刊第一期，兩種都具有準“創刊號”的意義，豈能不入？《世界》是巖波書店的看板論壇志，一向是我心目中日本自由主義的輿論重鎮，我曾長年訂閱。按說這個重鎮還應該包括《朝日新聞》，可過去十年來，我逐步改變了看法。但也惟其如此，《世界》的經營狀況堪憂，此番改版，大半也是出于改變現狀的考量。毋庸諱言，改版的主要方向是多樣化，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成軟性化，即弱化既有的政治理論性硬派刊物的印象，強化由作家執筆的接力思想文化專欄（即題材相對固定，而由不同的作家輪流主持），進一步充實書評版塊和學術隨筆，同時關注性別、社交媒體、AI 等定義時代的新銳話題。新任總編是資深編輯堀由貴子，裝幀設計由須由杏菜擔綱，像這樣從內容到視覺均由女性責任者來掌控，在巖波書店一百一十年社史上也是破天荒之舉。在改版創刊號上，除了雙特輯“兩場戰爭，一個世界”和“異托邦日本”，還新辟兩個常設接力專欄：“速寫”（スケッチ）是文化人類學觀察，“夜店”是思想隨筆。本期專欄分別由旅居柏林的女作家多和田葉子和歷史學者、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松澤裕作執筆，后面的期號將換成其他寫手。1945 年 12 月，《世界》創刊，在戰后日本社會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無可替代。改版是一次重啟，我個人對重啟后的“新世界”充滿期待。

《世界》（2024 年 1 月號，總第 997 號）和《寫真批評》（復刊第 1 號，2023 年 2 月），前者是改版第一期，后者是復刊第一期，兩種都具有準“創刊號”的意義

《寫真批評》創刊于 1973 年，正值日本攝影業的黃金期。印刷技術的成熟、大眾媒體和出版業的勃興，極大強化了攝影的存在感，使其作為一種夢幻的“都市論”，裝飾著百貨店和商業街的櫥窗，點綴并加持著發達資本主義的繁榮。但一些習慣于把影像文本當成文學、藝術文本來品讀的知識分子，卻從繁榮中感到了某種危機。其中一位，便是上文提到的攝影評論家、《寫真的思想》一書的作者重森弘淹。重森是攝影批評家，也是攝影教育家，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的創設者和初任校長。七十年代也是日本前衛藝術的井噴期，重森從藝術的視角看攝影，提出了一個基本判斷：“表現是作者的一種批評行為，抹煞了這一點，便不存在藝術表現。”從這種判斷出發，支持攝影批評，就等于支持攝影創作，于是，重森創辦《寫真評論》雜志，編輯部就設在“寫專”校內。在創刊號上，重森談到辦刊初衷時說，“批評專業志并不僅僅對批評家來說才重要，為了能在攝影創作的空間確立一種批評的風土，可以說它是不可缺失的條件。”《寫真評論》出了七期，后因財務方面的原因而休刊。

此番復刊，在形式上一切照舊：編輯部仍設于寫專校園，不但版式裝幀、印刷制本一如從前，連刊物的容量都與舊刊保持一致，每期一百二十四頁。唯一的調整，是刊行頻度，從雙月刊變成了年刊——出版人對市場的預估可見一斑。當然，復刊絕非出于單純的“懷古趣味”，而是痛感目前的狀況，與刊行《寫真批評》的七十年代相比，可以說一家獨立的攝影批評志所賴以存在的前提已經發生了動搖，無論是“寫真”（攝影），還是“批評”，都需新定義——移動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以摧枯拉朽之勢，徹底改寫了人類的圖像消費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復刊的《寫真批評》，試圖重新厘定“寫真”和“批評”的射程，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重構攝影的“場”。這是在完全不同的言說空間，完全不同的商業環境，面向構成不盡相同的“一小撮”受眾的一次重新出發，有種悲壯的色彩。也因此，這份創刊號格外值得珍惜。

小說兩種：其中一本是《黃色的家》（『黃色い家』，川上未映子著，中央公論新社 2023 年 2 月初版，2023 年 7 月六刷）。所謂“黃色的家”，其實是位于東京西郊三軒茶屋站的一間酒吧“Lemon”（檸檬）。起初是二人經營，媽媽桑吉川黃美子，前來投奔她的、前夜店姐妹的女兒伊藤花是唯一的陪酒女，后又加入了逃離中產家庭的蘭和桃子。幾個姑娘都相當底層，底層到甚至不能在銀行合法開設賬戶。黃美子篤信風水，說“黃色的東西放在西頭，能招財進寶”。于是，姑娘們把房間靠西的櫥柜騰出一格，里面塞滿了從百元店買來的雜貨，布偶、鑰匙墜、招財貓......清一色是黃色。黃色的家令人想到梵·高最后的居所黃房子，那棟位于阿爾勒的“光之屋”既是畫家的烏托邦，迎來了摯友高更，也成了他的傷心地和悲劇的舞臺。四位女性在同一個屋檐下，靠微博的酒吧營收，過著共產主義的生活，乍看上去，不啻一“美美與共”的迷你共同體。可在一派靜謐之下，卻有種詭異的氣場，眼瞅著暴力的因子在悄然滋長。在一場大火中，酒吧灰飛煙滅，共同體賴以存續的基礎坍塌了。為維持四人的生活，黃美子一門心思想重建 Lemon，開始與夜店時代的人脈頻密互動。在保衛共同體的“大義名分”之下，善良而單純的伊藤花染指信用卡詐騙的“新業務”，幾乎沒有任何躊躇，旋即將蘭和桃子也拉下水。至此，共同體成了妥妥的犯罪團伙，最后竟以血腥暴力收場。

這是發生在九十年代末（平成初期）的東京故事。“人為什么會為金錢而發狂，甚至鋌而走險，甘愿犯罪？”這句單行本腰封上的宣傳語，像魔咒似的，在東京的各個場所，對令和日本發出連續的質問。女小說家川上未映子是大阪府出生的平成一代，家境貧寒，經歷頗傳奇。高中畢業后，為了把弟弟送進大學，未映子白天在書店打工，晚上在北新地的高級俱樂部當陪酒女。2002 年，以歌手出道，“未映子”其實是作為歌手的名字。僅五年后，便以小說《乳與卵》（『乳と卵』，2008 年 9 月文藝春秋社初版刊行）斬獲芥川獎。從此一路高歌，幾乎隔一兩年，便有新作問世，遍得各種文學獎項。2022 年，以霸凌和歧視為題材的長篇處女作《天堂》（『ヘヴン』，川上未映子著，講談社 2009 年 9 月初版；其中文版《天堂》，由磨鐵·九州出版社于 2023 年 11 月推出）被譯成英文在西方出版，隨即入圍布克獎。某種意義上，《黃色的家》可看作是川上的自我挑戰之作——以純文學作家的身份挑戰社會派，且跨界到犯罪推理的類型小說。小說甫一出版，即大獲成功。2023 年春節，單行本出版；僅五個月后，便加印至第六刷，繼而斬獲讀賣文學獎和本屋大賞金獎，其熱銷幾乎是村上級的。據說英文版的版權在日文單行本出版之前，便已敲定。

《活脆北京》（『パッキパキ北京』，綿矢莉莎著，集英社 2023 年 10 月刊行），是另一位芥川獎女作家綿矢莉莎的小長篇（或曰長中篇）。三年前單身赴任，在北京的日企任管理職的丈夫，終于扛不住動態清零的壓力，給太太發了一通求救郵件，希望她能來北京共同生活。菖蒲經過短暫的猶疑，于 2022 年冬天，攜愛犬珮珮，踏上了“救夫”之路。歷經疫情期各種繁瑣至極的程序，在青島的酒店隔離之后，像闖關似的，終于抵達北京，開始了大半年的駐妻（駐在員之妻）生活。菖蒲比丈夫小二十歲不止，且有過銀座夜店的從業經歷，是天生的享樂派。面對超高層建筑鱗次櫛比，建物之間準有快遞小哥穿梭騎行，雖說同樣是大都市，但從視覺到氣質都迥異于東京的“異次元”風景，菖蒲感到陌生而興奮，旋即全身心投入其中，擁抱北京這個全新的消費社會：無盡的美食，在疫情期銷售額躍升至全球第一的 SKP 商廈購物，圣誕節平安夜和丈夫住進 CBD 核心區的超五星級酒店......菖蒲用健康寶加翻譯 APP，很快就融入了北京的城市生活，如魚得水，該吃吃，該玩玩。在 2022 年冬天，放開管控時，跟所有人一樣，該陽就陽，且陽了不止一次。甚至在學中文時，還插空出了一次軌，差點拆散一對中國研究生情侶。連丈夫都覺得，“比起日本來，這國家的氣場倒挺適合你的個性”。不過，年少駐妻在面對丈夫端出的備孕養娃的人生設計時，卻退縮了，“我覺著自己最愛的不是孩子，而是我自個”。但丈夫也有預案：準備把東京的公寓出手，在北京從長計議。這在少妻聽來，不啻散伙令。菖蒲何懼之有？大不了再殺回夜店就是，好在跟銀座時代的閨蜜一直沒斷聯。隨后，在整理行裝，準備回東京的日子，想到即將失去好歹也經營了幾年的家和來北京后狂購的各種名牌貨，在感到一陣酸楚的同時，突然間就理解了阿 Q 的“精神勝利法”，甚至從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當然，魯迅和阿 Q，也是在北京散步時，夫君給她灌輸的知識。

小說兩種：左，《黃色的家》，川上未映子著，中央公論新社 2023 年 2 月初版，2023 年 7 月六刷；右，《活脆北京》，綿矢莉莎著，集英社 2023 年 10 月刊行

在《活脆北京》刊行之際，著名漢學家藤井省三和綿矢莉莎做過一次對談。藤井說，菖蒲可以看作是作家綿矢為日本文學塑造的又一個文學典型，即所謂“（北）京漂日本小資女”，上接林芙美子和茅野裕城子。《放浪記》出版后，林芙美子用書的版稅在中國旅行，受到魯迅、郁達夫等中國文豪的款待，其在讀賣新聞連載的游記中，記錄了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前的大陸風景；茅野裕城子則在短篇集《韓素音的月亮》（『韓素音の月』，茅野裕城子著，集英社 1995 年 12 月刊行）中，描繪了一個尚不為外部世界所知、神秘的改開初期的北京；而綿矢莉莎的作品，則折射了因新冠疫情爆發，導致全球化后退，與此同時，歷經兩代人的改開運動也即將走向終結的北京。

對我個人而言，讀這本小說還有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爽點，那就是菖蒲和丈夫住在位于 798 西北的高層涉外公寓樓，與我家所在的街區僅隔一個大山子路口。那對日本怨偶每天飯后散步和周末購物時，視野所及的天際線和物理地標，都是我無比熟稔的視覺，讀之親切感油然而生。

6

因前一天逛書店太累了，10 月 26 日，我便定制了一個極簡版打卡計劃，目標明確到點對點，毫無冗余，所以下午兩點，才不慌不忙地從酒店出發。從鈴蘭通東口過明大通，沿著靖國通朝神田方向（東）走，過了洋書專門店崇文莊，在下一個路口邊上，就是源喜堂書店。百年老店源喜堂是神保町藝術系的重鎮，除了選書有品，還有為業界所稱頌的人才養成傳統，出過不少書業大咖。如上文中提到的蜻蛉文庫的佐藤龍老板，便是源喜堂伙計出身，后獨立創業的成功案例之一，我曾在拙著《東京文藝散策》中寫過他的故事。源喜堂坐落在一樓半的高度，樓下半層和地下一層，原本還有一間古書店，現已倒閉。登上源喜堂的高臺階，人還沒進店，透過玻璃門，已先看到東側整面墻的畫冊、攝影集。那面墻是源喜堂的標識：每本圖冊都有一條白色寬帶紙，從上書口中伸出來，再折下來蓋住書脊側三分之一的封面，紙上從上到下用毛筆寫著書名和藝術家名的片假名拼寫，可按假名順序，輕松檢索感興趣的藝術家。不過，那面墻倒不是我的菜，我的興趣點集中在墻對面一排書架南側的攝影書專角，以及店中書架和墻上的掛畫（或攝影作品）上。雖然闊別三年，還是被柜臺前、系著圍裙的年長女店員認出，打過招呼，寒暄幾句后，她說：“您要是有時間，可從這里乘電梯上樓去看一下。樓上有個展賣會，跟這里的貨不一樣。”說著左手一指電梯門。我在源喜堂打卡多矣，但從來沒注意過店里居然藏著電梯，也從來不知道樓上還有店面。她見我有些困惑，笑了笑：“哦，您大概有所不知，疫情后期，我們開了一個分店，在九層。但不是隨時營業，原則上是預約制，這會兒剛好有人。”我點頭謝過，走到電梯口。

出了電梯，右手就是店面——與其說是店面，不如說是書庫：成排的金屬書架，直頂天花板，書架間是極窄的通道，人需側身方可通行。我大致掃了兩眼，見書架上的書完全沒分類，基本是按入庫的時間線上架。在靠近門口處，有一張桌子，桌后面坐著一位伙計，也系著圍裙。桌面上擺著一些已經標好價格的古籍和藝術品。在一排書架前，站著兩位金發碧眼的女性，都戴著眼鏡，一看就是學者。她們從書架上挑書，選中一本便走到伙計面前，再打開手機，用翻譯軟件，跟伙計語音溝通。我進門時，見桌上已經堆了一摞，應該都是她倆的目標。

我在樓下未發現合適的目標，在九層賣場，卻入了兩種：一是雜志《江戶與東京》（『江戸と東京』，第三卷第三號，江戸と東京社昭和 12 年 3 月刊行）。這是戰前有名的小眾文化刊物，由石角春之助主編，統共出過四卷，不到五十期。九十年代，曾由明石書店復刻再版。我入的這本，是下手物特輯。日文中的“下手物”（getemono），通常用假名表記，寫作“げてもの”，指一般人棄之不惜，好事者卻視之可貴的東西，其實代表一種洗練的文人趣味，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是流行語。不過，促使我收這本的直接原因，倒不是這個特輯本身，而是內文中有一篇齋藤昌三的文章《下手物書齋》。齋藤昌三何許人也？日本戰前一等一的藏書家、名編輯，也是作家，被稱為“藏書票圣經”的《藏書票之話》（『蔵書票の話』，齋藤昌三著，文藝市場社 1929 年 8 月初版刊行），便是他的著書。他的書多與書業有關，裝幀奢華，動輒是限定特裝本，故價格不菲，但本本暢銷。在中國也有不少擁躉，著名者有二周。魯迅在去世前一個月，還入藏了昌三新出版的書話集《紙魚供養》。雖說昌三的書，我也藏過幾種，可刊載其文的雜志，我還是頭一次過眼，焉有不入之理？

中原淳一的版畫和戰前老雜志《江戶與東京》，并源喜堂的發票

我在九層賣場所收的第二種，非書籍，而是一幅著色木版畫：中原淳一的和服少女，跪姿側影。高盤的發髻和頭簪，和服布地的紅、黃、黑，纖纖素手一只抵唇，一只撐在榻榻米上，色彩的飽和度相當高。畫幅的右下角有一窄條余白，上面豎寫三字：淳一繪。乍看似一方名章，細瞄可知是印上去的。查中原淳一畫冊，知畫家的簽名方式基本有兩種：“淳一畫”和“淳一繪”。雖未標明版號，但無疑是出自畫家之手的限量版。我之收這幅作品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多年前，我曾在山東畫報出版社策劃出版一套日本畫家傳記，名曰“東瀛之美”叢書，勒口上標明了四種的書名，但我只寫了《竹久夢二的世界》和《藤田嗣治：巴黎畫派中的黃皮膚》兩種便沒了下文，這成了我的心病。余年將勉力寫完其余兩種，也好給出版社和讀者一個交代。這一幅版畫，剛好可充當《中原淳一評傳》的材料。結賬時，我讓伙計開了一張手寫發票，權當書賬：書籍和版畫，共計 7800 日元。

出源喜堂沿右手方向繼續東行，過一個路口，就到了三省堂臨時店，附近有好幾個地鐵口，有小川町站，也有淡路町站。從地圖上看，小川町和淡路町幾乎重疊在一起，其實只是不同線路（都營新宿線和丸之內線）的站名罷了，地方只有那一個。三省堂到底是三省堂，為了應對本社大廈解體重建期間讀客的需求，竟然租下了 IT 大廠、著名電子出版商 impress 的辦公大樓，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作為臨時店鋪投入運營。說是“臨時”，但除了建物看上去比舊本社大廈略嫌小和舊，一切都很正規，地上六層，雜志和漫畫賣場在地下一層，加起來共七層，無論如何都是一間差強人意的中等規模綜合書店。

位于小川町的三省堂臨時店

我在臨時店入了七八種出版物，權曬其中之四種（單行本、文庫各二），以饗同好。過去五六年來，“夢二熱”在日本繼續升溫。其主要背景，是海外的竹久夢二研究升溫，再回流、反哺日本國內。尤其是在歐美社會，“夢二粉”激增，源自海外的夢二研究資料和成果也不斷出現。今年（2024）6 月，我在東京都庭園美術館看了“大正浪漫與新世界：竹久夢二誕辰 140 周年”展，深受震撼：展覽首次公開了夢二訪美期間創作的油畫《西海岸的裸婦》，且包括那幅漂落海外數十載，前幾年才輾轉回到日本的國寶級真跡的資料在內，由策展方精心編纂的展覽圖錄內容充實，裝幀制本驚艷至極。夢二的生命未及“知天命”，卻有長達兩年半的外游經歷，這對他的思想和藝術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民眾藝術”觀和對猶太人的同情上，就連其備受詬病的女性觀，也有了一定的變化。《異國的夢二》（『異國の夢二』，廣田昌希著，講談社 2023 年 6 月刊行），即是從夢二的外游著眼，力求復盤一個既深受異文化的誘惑，又與其纏斗，并在纏斗中試圖重新調節自身定位的晚年夢二像。惟其并非藝術評論，而是思想史學者基于藝術家的外游日記等文本和西方的一手資料所做的道地的歷史研究，對我來說，才有格外的意義和價值。

疫情加劇了全球的后現代化。對原本就是“后現代王國”的日本來說，后現代性的進一步延伸，又帶來了哲學和后現代理論的發展。這部《可訂正性的哲學》（『訂正可能性の哲學』，東浩紀著，言論叢書 2023 年 8 月刊行）從寫作到出版，剛好與疫情期重合，完全是疫情的產物。新生代哲學家東浩紀，是當下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批評家。早在二十五年前，學者淺田彰嘗言，東浩紀的未來將會證明，他的“御宅族哲學”完全不是“御宅族的哲學”，這個預言早已被證明。某種意義上，東浩紀屬于那種“理論御宅族”，他消費理論，對理論無所不知，但又不為理論所囿，有很入世的一面，多年前他創業并任主編的論壇志 genron（言論），如今已成長為代表“不黨不私”的獨立知識人立場的重要言論平臺，每一本出版物都會引發學界的關注和熱議。《可訂正性的哲學》，代表他對哲學的最新思考，可以說就是為了回答“何謂哲學”的問題：

所謂哲學，就是對過去的哲學加以“訂正”這個行為的連鎖。只有通過這種行為，我們才能與“正義”“真理”“愛”等超驗的概念共生。這也是這本書的結論。（筆者譯）

正因為人是幻想的動物，會為某種抽象的價值理念所驅動，那么在東浩紀看來，哲學的使命才不在于對正義和愛等概念“做闡釋”，而在于“改變”人們對那些既成觀念的感覺，即所謂“訂正”。他認為今天的日本所需要的，正是這種訂正的能力：“訂正力是在‘重啟’和‘不搖擺’之間，是一種平衡力。”

文庫本兩種，皆為書店本，其一是《古本道入門：買的樂趣，賣的愉悅》（『古本道入門 買うたのしみ、売るよろこび』，岡崎武志著，中公文庫 2017 年 2 月刊行）。跟上文中提到的鹿島茂一樣，岡崎也是日本古書業屈指可數的大佬之一、神保町通人，在我來說也屬于“其文必讀，其著必收”系作家。所謂“古本道入門”絕非標題黨，而是頗有針對性的古書實學，我若是古書店主，一定會把此書當成“工作手冊”，隨時備查、翻閱，并要求店員精讀。全書共分八章，每章最后附一篇專欄文，專欄名曰“向達人學”，包括鹿島茂在內，八位書業大咖，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坦陳過往的經驗與秘辛。如《神保町書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 年 1 月初版）的作者池谷伊佐夫寫道：“不限于古書蒐集，若想讓興趣變成可持續的勾當，除了投入金錢、時間和熱情，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伴侶的理解——此絕對不可無，從來有‘古書之大敵，水、火和太太’的說法。”反正池谷自己，到了把夫人也變成了藏書控的地步。2011 年 12 月，《古本道入門》由中央公論新社，作為中公新知鑰匙系“La Clef”出版；2017 年 2 月，作為中公文庫再版，不到二十天，便緊急加印，其大暢其銷，由此可見一斑。當初，在“La Clef”版的腰封上，曾印了一句宣傳語“門檻雖低，堂奧深深”，說的當然是古本道。在文庫本刊行之際，岡崎說：“這簡直就是我的想法。從今往后，我還是得沿著古本道這條‘奧之細道’走下去，要走得不慌不燥。”

我從三省堂臨時店入手的部分出版物，book cover 均為筆者的 DIY

其二是《歷久彌新的工作》（『古くてあたらしい仕事』，島田潤一郎著，新潮文庫 2022 年 5 月刊行）。我一向關注日本的小眾出版，對各種非主流出版的生態，應不算陌生。但直到疫情前夕入手夏葉社的出版物，特別是讀了島田潤一郎的文章后，我才知道在出版先進國日本，終于有了一人出版社（one man publisher），也是值得載入出版史的一頁。島田其人在廁身出版之前，也有過短暫的上班族履歷，曾作為派遣社員四處打工，是一名不成功的業余小說家。不過，好在他同時也是不錯的隨筆家，很會講故事，寫自己的經歷和出版事情，娓娓道來，真摯而生動，且流露出對書業和出版的真知灼見，很能讓讀者共情。他的隨筆作品，在單行本刊行之后數年內，基本都能做到文庫化，背后有穩定的讀者群。在現實中屢屢受挫之后，島田痛定思痛，在東京西郊的吉祥寺租下一個不大的空間，注冊了自己的出版機構。多年后，當他對采訪他的女作家津村記久子說“只要一年出三種，賣出 2500 冊的話，我和家人就能生活下去”，津村非常感動：“作為我來說，那是很難啟齒的話題，島田卻若無其事地從容道來......”

后來，我在社交媒體上認識了島田，追蹤并入手他所做的每一種出版物，包括主流大社刊行的他自己的書。有的書，可以說非常小眾，如詩集、攝影隨筆。有的書我甚至會入兩本，一本自存，另一本則作為樣書，向中國的出版人朋友推薦時免費提供。令我如此“上趕”的理由有二，一是對小眾文藝出版，我覺得應該支持；但更主要的理由，是夏葉社的出版物真的是好文藝，與我自己的出版美學深度契合，由不得我不支持。“文藝”云云，并非吹捧，這既是出版物的格調，也是出版社的定位。島田在《歷久彌新的工作》中寫道：

三十三歲時，我注冊成立了“夏葉社”，一間以刊行文藝書為主、樸素到寡淡的出版機構。全社員工，編輯、營業、編務、發行、會計全加起來，只有我一個人。而我定期委托的，僅有裝幀設計和校對兩名合作者，既沒有幫工，也沒有每月做賬的稅理士。我每年做三冊書，既不是文庫本，也不是新書，更不是電子書，而是從前就有的三十二開紙書。所有的庫存都在辦公室里堆著。（筆者譯）

《歷久彌新的工作》是島田其人的創業記。新潮社單行本于 2019 年 11 月初版，我在疫情初期購入時，已是第八刷。2022 年 5 月，新潮社甫一推出文庫本，我便收入囊中。誰也不會想到，島田講述自己的創業故事，聊那些小眾得不能再小眾的出版物，居然入了新潮社的法眼，且成為最熱門的新潮文庫的選題。經過新潮社的包裝，文庫本竟又登上綜合書店銷售 Top 10 的排行榜......對我來說，這本小書真的比主流社出版大佬們的回憶錄來得更“有趣、有料、有種”（張立憲語）。

一人出版家島田潤一郎讀書隨筆集《悠長的閱讀》，美篶書房 2024 年 4 月刊行，作者簽名本

出了三省堂臨時店，我忽然動念去一趟熊澤書店。熊澤在東京都內連鎖店并不少，我卻獨鐘都政廳店，遂乘地鐵徑直去了東京都政廳。東京都政廳是已故建筑大師丹下健三最后的作品，是我百看不厭的教科書級現代建筑精品，藝術與技術高度融合的超大型公共建筑。每當我舉首仰望那座巍峨壯美的雙塔，內心總會浮現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何謂建筑？答案其實是開放的，正如眼前這幢開放的公建。但開放的空間結構和價值系統，卻并不妨礙建筑的精品化，包括內外裝飾的華美。精準的設計，功能與美學的完美統一，使這座紀念碑式巨無霸共建真正達成了教科書級的完美標準——沒有一個部分是冗余的、無意義的，也無一處裝潢是刻奇的、細節不到位的，這種神話般的標準甚至貫徹到每一個電梯間和衛生間，當然也包括進駐公共大廳的店鋪，包括我打卡的熊澤書店。

東京都政廳。這座紀念碑式巨無霸共建真正達成了教科書級的完美標準——沒有一個部分是冗余的、無意義的，也無一處裝潢是刻奇的、細節不到位的，這種神話般的標準甚至貫徹到每一個電梯間和衛生間，當然也包括進駐公共大廳的店鋪，包括我打卡的熊澤 書店

熊澤書店位于第一本廳舍二層大廳南側，簡約的工業風設計，“嵌”在巨型共建的內部毫無違和感，我甚至覺得店面比我疫情前打卡時，視覺上更洗練了。畢竟是都政廳內的書店，面向上班族中最繁忙的一群公務員，熊澤的出版物基本以雜志和新書、文庫為主，厚重的單行本不多。我轉了四十分鐘，入了六種，新書、文庫各三冊，全部請女店員給包上了印有“KUMAZAWA”（熊澤）logo 的書皮（熊澤書店的書皮辨識度很高，是我個人最愛的日系書店 book cover 之一）。結賬的小票尚未處理，書金一目了然：六冊共計 6997 日元（稅后），積分卡點數為 69（有效期六個月）。在此仍提示四種，權充書帳。

新書之一《美的日本人》（『美しい日本人』，文藝春秋編，文春新書 2023 年 5 月刊行），一看就是文春菜，內文多是在雜志連載時就曾過眼的文章。按說我對美不美之類的價值判斷早已免疫，也不喜歡先入為主的立場預設，盡管我理解這里的“美”，更多是日語“潔し”（isagiyoshi）的語境，并不完全等同于中文的“美”。文章的作者各色人等，并不全是作家，所寫的七十三位日人中，有不少我感興趣者，如小津安二郎、湯川秀樹、白洲正子、高峰秀子、白川靜、梅棹忠夫、藤澤周平，等等。專欄體文字不可能面面俱到，基本是聚焦人物的某個側面，甚至尋找爆點，以求所謂“一點透視”般的戲劇性效果（這倒也不該用八卦趣味一言以蔽之，竊以為），譬如演員千葉真一寫高倉健。千葉年輕時是高倉健的鐵粉，為接近偶像，不惜為他當祥子，跟班跑碼頭。僅有一次，在送高倉回酒店的路上，千葉鼓足勇氣問偶像：“你為啥不跟女人玩？”高倉看著眼前的年輕人，慢悠悠卻清晰地說：“女人么？千葉，我告訴你，女人很可怕的。”

新書之二是《新的“戰前”——讀解這個國家的當下》（『新しい戦前 この國の“いま”を読み解く』，內田樹、白井聰著，朝日新書 2023 年 8 月刊行）。2022 年下半年，漫長的新冠疫情終于呈現出一抹收束的跡象，驚魂甫定的人們難掩疲憊。朝日電視臺有一檔常青藤訪談“徹子的房間”（徹子の部屋），在年末特別節目中，主持人黑柳徹子問藝人塔摩利（Tamori，本名森田一義）：“2023 年將會怎樣？”塔摩利稍加思索，隨口說道：“怕是要成新的戰前吧”——“新戰前”遂成了疫后日本最大的熱詞，塔摩利也被媒體戲稱為“烏鴉嘴”。塔摩利并非知識分子，他僅憑藝人近乎反射性的“皮膚感覺”，便嗅到了空氣中的異樣，而對于長年暴露在輿論磁場的輻射下，奔走于政治、社會和教育現場的知識人來說，那種實感有多強烈，便可想而知。用新生代政治學者白井聰的話說，“2023 年已然不是‘戰前’了，那幾乎就是‘戰中’的氛圍，也未可知”。白井聰與前輩學者內田樹——兩位在日本家喻戶曉的思想家以“新戰前”為由頭，耙梳戰后以來，特別是“后冷戰”以降東洋社會在政、經、文等方面的蛻變軌跡，剖析“無主體”國家、“2012 年體制”、國會權威失墜、精英媒體劣化和“學力”低下等政治和社會崩壞的實態。兩人關注的視角不同，看法也會有溫差，但“我們之間意見完全一致者，是對‘不大可能簡單重建’這件事的看法。就是說，日本的國家與社會已經劣化到了這樣的程度”。在過去十年中，內田樹和白井聰曾有過三度合作，刊行過三冊對話集，差不多是三年一本，我均有入藏。以對現實的痛切感而論，以這本《新的“戰前”》為最，已近乎絕望。內田樹說他活到古稀之年，“今天的日本毫無疑問是我經歷過的最糟糕的狀態”。

文庫本兩種，均為平凡社文庫（Heibonsha Library）。平凡社文庫（160mm × 110mm）比通常的文庫本略大，開本介乎于文庫本（150mm × 105mm）與新書本（173mm × 105mm）之間，是一種從選題到編校、印裝都有相當水準的文庫。我個人對平凡社的兩種出版物持續關注有年，逢新刊本問世，只要選題是我的菜，一概照收，縱有復本，絕無遺漏：一是“別冊太陽”系 MOOK，二就是平凡社文庫。日本畫中有一類美人繪，按源流分成兩派，一派源自江戶的浮世繪，另一派源于円山應舉開創的円山派、四條派，統稱上方（江戶時代，對京都大阪一帶的稱謂）派。美人繪一代宗師上村松園出生于京都四條通上的茶屋，從小受到王朝“京”文化的熏染，十二歲即入學京都府畫學校（現京都市立藝術大學）學畫，先后師事鈴木松年、幸野楳嶺、竹內棲鳳，終成一代大家，是上方派的看板畫家，其筆下的京美人嫻靜端莊，自帶貴氣，恬雅中有種凜然。《上村松園隨筆集》（上村松園著，平凡社文庫第 934 種，2022 年 9 月刊行）既是畫家的創作談，又是雋永的文化隨筆，加上附錄中鏑木清方、與謝野晶子、井上靖等名家談上村及其畫藝的文字，不失為一冊完整的上村松園研究，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從熊澤書店東京都政廳店入手的部分出版物。熊澤書店的 book cover 富于設計感，具有很高的辨識度

《書籍告訴我》（『本が語ってくれること』，吉田健一著，平凡社文庫第 936 種，2022 年 11 月刊行），是一本關于書和閱讀的隨筆集。作者吉田健一是吉田茂的哲嗣，曾負笈劍橋的卓然有成的英文學者、翻譯家，同時也是一位豐產的書評家。多年前，我讀過他的《書架記》，是一本很有品的英國文學評論集。從 1971 年到 1973 年，吉田應邀在《文藝》雜志和《朝日新聞》等大報上開設專欄，度過了晚年一段“濃密而奢侈的時間”（作家吉屋美登里語），產出了一批書話和文藝時評，遂有了這本書：1975 年 1 月，由新潮社推出單行本，平凡社版是初版五十年后首次文庫化。吉田的讀書觀，除了那些以某位作家或某些作品為對象的作家論、作品論外，其神髓不外乎兩點：一是“‘讀書’這個說法本身，原本就包含只讀值得讀之書的意思”。在此之上，自然引申出第二點——所謂“讀書道樂”論，即“從根上說，讀書無非是為了求得某種形式的舒適感才做的事罷了”。這是我聽到的最直白、不裝的讀書論，其爽感堪比錢鍾書的學問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令人過目難忘。

告別了熊澤書店和都政廳，我乘車去白山站，打卡根津神社。根津神社是都內賞杜鵑花的名所，但花期已過，我只是從那里穿過，再從神社后門溜達到上文提過的往來堂書店。那家書店位于根津站與千馱木站之間，開業三十年，已成都內有名的獨立書店，說是谷根千（指文京區谷中、根津和千馱木一帶）的名片也并無夸張。店長笈入建志也是書業名人，常在各種與書店和出版物有關的 MOOK 或 Free Paper 上看到他的名字。往來堂只此一家，別無連鎖，且作為新刊書店，除了文庫和新書，不接受中盤商的配本，店內所有的單行本、MOOK 和雜志，均由笈入店長親自遴選、上架。他只遵循自己的上架邏輯，無視一般的新書店那種標明出版社和著者的通常玩法，而是讓內容和主題說話，讓架上同一排書的左右之間建立關聯，被業界稱為“文脈架”。往來堂的專業性顯然已逸出新書店的常軌，書客能在那里發現一些綜合書店根本不會進貨的少量印刷本，甚至自費出版本。書店還發行 Free Paper，叫《往來子新聞》，進一步強化了與粉絲和書客之間的鏈接。我在往來堂入了六種，包括單行本、文庫和 MOOK，循上例仍提示四冊：兩種單行本，MOOK 和文庫本各一種。其中，書店本占了三冊。

往來堂書店是谷根千地區的一張名片

一是《我在本屋守候》（『本屋で待つ』，佐藤友則、島田潤一郎著，夏葉社 2022 年 12 月刊行）。佐藤在只有 7000 人的廣島莊原市開了一間本屋“We 東城店”。這間本屋與其說是書店，不如說是多種經營的雜貨鋪：店內設有美容室，院里裝有投幣式洗衣機，文具、快遞、咖啡，連面包房都有。不過，核心業務還是本屋。店主受理書客的各種咨詢，負責解決一切難題，內容涉及賀年片的寫法、家電維修，包括家庭煩惱、孩子教育，等等。事實上，本屋成了鎮上唯一的公共場所。有從南美歸國的日系人，雖然能用日語勉強表達，但只會寫葡萄牙語，佐藤店長便成了秘書；有“不登校”的高中生來店里打工，起初待人接物極其內向，但在佐藤的感召下，心扉逐漸打開，人眼瞅著變得活泛起來，以至于成了骨干店員，性格也為之一變。對佐藤來說，本屋是這樣的場域：各色人等過來打卡，或渴望交流，或尋求幫助。當他們離開的時候，每個人都帶著滿足和歡喜。佐藤只是一個守候者。這個治愈的故事，是佐藤的親身經歷，出版人島田也參與了寫作，然后由自己的出版機構夏葉社付梓。封面裝幀、插畫也都是治愈系風格，與故事很搭。此書初版僅三個月后，便告增印。

第二本《孤獨先生》（上林曉著，山本善行編，夏葉社 2023 年 4 月刊行）同樣是島田的出版物，是由關西的“古書善行堂”店主、同時也是作家的山本善行重編的上林曉小說隨筆集四種之最后一種。前三種中的兩種由夏葉社出版，另一種由中公文庫付梓。我還差一本夏葉社舊版小說集《灑滿星輝的街》（『星を撒いた街』，山本善行編，夏葉社 2011 年 7 月刊行）待收。在我多少讀了一些上林曉之后，我重新認識到，夏葉社作為獨立的一人出版機構，之所以能在今天這個競爭趨于白熱化的傳統出版市場占據一席之地，不是因為別的，而是端賴其專業的選題判斷力和出挑的出版美學品位。上林曉作為昭和期頗具代表性的私小說家，其文字沖淡而節制，且不囿于個體人生遭際，哀而不怨，莊正端麗，既有色溫，又不失禁欲氣質，確實有種超越時代的魅力，是作家中的文體家。這本《孤獨先生》和《我在本屋守候》，都是我關注的目標，但我刻意未從其他書店購買，更沒從網店入，打的就是往來堂書店的譜。進門一看，兩本果然都擺在新書臺的顯眼處。那書裝設之考究，混在一堆新刊本中，我即使不看書名，也確保能把夏葉社的出版物給“揪”出來。

《神保町》（書的雜志社，2023 年 11 月刊行）。這是日本最大的書評刊物《書的雜志》（『本の雑誌』）的別冊（第 22 種），收錄了過去十年在月刊上做過的關于神保町文化的五個特輯，涵蓋了書街歷史的方方面面。《書的雜志》是我常年追蹤的刊物，在正刊之外，書的雜志社刊行的一些有價值的 MOOK 和出版物，我也多有受贈，如《古本的雜志》（『古本の雑誌』，別冊第 16 種）、《本屋的雜志》（『本屋の雑誌』，別冊第 17 種）等，都不失為有用的工具書。就手頭這本 MOOK（《神保町》）而言，因融合了疫情期的情況，對我尤其富于參考價值。正文前的彩色圖版中，有一幀解體前夕的三省堂書店的攝影，頗有紀念意義。

《在橙書店》（『橙書店にて』，田尻久子著，筑摩書房 2023 年 11 月刊行）于疫情前的 2019 年由晶文社推出單行本，疫后即進入筑摩文庫，作為書店本，其受歡迎的程度可想而知。作者田尻久子是“橙書店”的店主，同時也是作家，先后出版過《書店風云錄》《書店繁盛記》等書店本，廣為人知。店主和店鋪相互加持，以至于這間偏安于熊本的獨立本屋兼吃茶店頗有人氣，成了九州地方的打卡名店，不但發行自己的 Free Paper，當地的作家出書，也會在那里做發布、宣推活動。已故女作家石牟禮道子和歷史學者渡邊京二，女攝影家川內倫子等都曾在那兒“坐臺”或打卡。書店是人和書邂逅的場域，有了人，便少不了人與書的連結，故事便油然而生——由作家負責打理的本屋有福了。

7

天擦黑，我從千馱木往回趕，好在離神保町不遠。我打算趁晚飯之前，再打卡兩間“家門口”的漢學系書店。于是，從地鐵神保町站 7 號口鉆出來，我便徑直去了神保町漢學系“御三家”之三的東方書店。之所以先打卡之三的東方，而不是之二的內山，是因為我在東方不大會戀戰（東方語學書占了相當大的份額，人文學術書相對較少），我想把最耗時的內山留到最后。

我在東方流連了二十分鐘左右，只買了兩種單行本，書金 4400 日元。在收銀臺結賬，然后請店員為我包上書皮時，我突然意識到那曾經無比熟悉、以黑底白字的毛體書法（《清平樂·六盤山》）為設計的東方書店專用紙書皮，在我已是久違了。細加端詳，我發現書皮紙比以前有所改良，表面似有鍍膜，紙的韌度應該是增強了。單行本之一《亞洲創生的世界圖景——竹內好所留下的》（『アジアが生み出す世界像——竹內好の殘したもの』，鶴見俊輔編，編輯 Group SURE，2009 年 5 月刊行），是一冊無論從內容還是出版品牌，都屬于必收級的出版物。

先說內容：已故當代思想家鶴見俊輔是反戰主義者，太平洋戰爭中，雖被征召入伍，但他堅信日本必敗，所以“我一個人也不殺，就這樣等到戰爭終結的那一天。......運氣不賴，我好歹算達成了目的。可臨近終戰時，我又在心中下了一個決心，從今以后，該輪到我個人和美國的纏斗了”。活在這種矛盾中的鶴見，不知不覺間，思想竟倒向了竹內好，但見到本尊卻是在戰后。與此同時，竹內好也注意到鶴見俊輔和他主持的理論刊物《思想的科學》（『思想の科學』），兩人很快“合流”。如此緣分，一直保持到 1977 年竹內好離世。2008 年 12 月 6 日，在京都大學會館舉辦了一場主題學術論壇“竹內好所留下的”，主辦者是“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和“編輯 Group SURE”。論壇由鶴見俊輔致辭，共有六位學者從不同的維度闡發了竹內好思想及其在當下和東亞社會的意義。接著，鶴見將與會者提交的發表內容及現場互動內容加以編纂之后，交付出版人。半年后，由獨立出版機構“編輯 Group SURE”付梓。這應該是鶴見俊輔暮年親力親為的最后的學術項目之一，也是他繼竹內評傳之后，持續了大半生的竹內好研究的收官之作。雖然是一本不足二百頁的小書，卻有紀念碑一般的意義。

再談出版。學術論壇的主辦方之一，即這本書的出版方編輯 Group SURE——這個看上去名稱有些奇怪的機構，其實是近年來頗活躍的日本學術文化小眾出版的代表。其規模，僅比上文中提到的一人出版機構“夏葉社”稍大一些，滿打滿算只有兩位員工。1995 年，評論家北澤恒彥將位于京都郊外一乘寺北大丸町、原先是米店的家屋改造成創意空間，命名為“SURE 工房”，其實就是一人出版。“SURE”是“Scanning Urban Rhyme Editors”（體會城市的律動）的縮略語，透著對偏安于古城一隅的鄉下人自嘲的意味。1999 年，北澤恒彥去世，女兒北澤街子繼承了空間，開始向精品出版（Quality Publishing）轉型。街子原本就是畫家兼作家，又拉一位寫作者閨蜜瀧口夕美入伙，算是專職編輯，二人正式組成了“編輯 Group”。瀧口是作家、《鶴見俊輔傳》作者黑川創的夫人，于是黑川創成了當然的外圍出版策劃人。編輯 Group SURE 的出版理念，是繞開流通渠道，直接面對讀者。所以，SURE 的出版物和出版周邊不上主流渠道，而是直接面向全國城鄉的獨立書店和書咖、Live House 等公共空間。像家門口的小資打卡圣地、文藝綜合書店一乘寺惠文堂，便是 SURE 版書和文創的訂貨大戶。疫情初期，我因《鶴見俊輔傳》中文版和其他出版物的版權事宜，聯系作家黑川創，才第一次了解他和 SURE 的關系。以之為由頭，我后來翻檢書齋，找出很多過去從惠文堂淘來的 SURE 版書，總算建立了對“編輯 Group SURE”這個小眾出版品牌的認識。

第二本《日本近代中國學的形成：漢學革新與文化交涉》（『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中國學の始まり——漢學の革新と同時代文化交渉』，陶德民著，關西大學出版部 2017 年 3 月刊行），竊以為是“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中最重要的日本漢學研究著作之一。這本書我正在精讀，準備讀后寫一篇書評，在此暫不贅言。在東方的店頭，一眼發現日文版，豈有不入之理？

我從東方書店只入手了兩種單行本： 左，《亞洲創生的世界圖景——竹內好所留下的》，鶴見俊輔編，編輯 Group SURE，2009 年 5 月刊行； 右，《日本近代中國學的形成： 漢學革新與文化交涉》，陶德民著，關西大學出版部 2017 年 3 月刊行。 東方書店獨特的 book cover 設計風格未變，紙變得更有韌性了

出東方，過鈴蘭通，直奔斜對過的內山。進門前看了一下手機，確認離打烊還有一小時零十分鐘的時間，于我已足夠。作為漢學系“御三家”中居第二的書店，我因翻譯內山完造《花甲錄》的緣故，且在內山書店創設一百周年時，曾應邀寫過一篇長文（文《那家魯迅最喜歡的書店，一百歲了》，收入《東京文藝散策[增訂版]》，劉檸著，臺灣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初版，第 191 頁），自揣對其歷史還比較了解。但我更了解的，是內山的碼垛和書籍上架的邏輯，包括我自己在大陸出版的書，及我曾長年擔綱書評專欄寫作的日文版《人民中國》雜志的新刊擺在什么地方。我甚至在談日本出版文化的拙著中，曾作為插圖使用過內山書店的專用紙書皮和他們為一百周年慶而限量發售的金屬書簽的照片。

我從內山書店淘的部分中文版舊書

我在內山的斬獲，大多并不很貴，重在版本和書品。茲謄錄幾種以備忘：

1、人文社素白小平裝本《野草》和《朝花夕拾》，均為 1973 年 4 月一版一刷。這個版本的魯迅文集，只要書品符合要求，我幾乎是見了就入，家中有不少復本。

2、人文社《阿 Q 正傳》艾中信插圖版，1955 年 3 月一版一刷。封底有鋼筆字“1956.12.5.于內山書店”，憑經驗，我能看出是日人筆跡。在同一間書店，從初購到復購，兩次交易之間，是這本僅六十二頁的小書的越境“流轉”。而在流轉的背后，則是六十七載光陰。光陰一縷縷透過書頁，像染料似的，給每一頁著色，以至于原先的素白本，變成了淺褐本。

3、《〈阿 Q 正傳〉在國外》，戈寶權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9 月第一版。一本關于《阿 Q 正傳》的書話，分別梳理了英、法、俄、日文和世界語版的脈絡，澄清了魯迅生前有無德文版的問題，再次確認了這部不朽的小說的世界意義。

4、《魯迅書簡——致日本友人增田涉》，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3 年 11 月初版。收錄魯迅書信五十八通，起于 1932 年 1 月，迄于 1936 年 10 月，魯迅逝世前五日。

5、《論“野草”》，馮雪峰著，新文藝出版社 1956 年 3 月第一版。一本只有三十八頁的小冊子。

6、《魯迅與河南》，劉增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第一版。這書當時只印了 3000 冊，難怪我沒有印象。

7、《魯迅書簡追憶》，黃源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第一版。系黃源（河清）對魯迅給他的、保存下來的三十八通書信（起于 1934 年 8 月 14 日，迄于 1936 年 10 月 10 日，魯迅逝世前十九日）的說明和注釋。

8、《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王冶秋著，新文藝出版社 1956 年 10 月第一版，系作者于 1942 年在重慶出版的同名著作的翻印本。

9、《魯迅印譜》，錢君匋刻，廣東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 月第一版。共選了魯迅一百三十四個筆名的同數量印章，分三卷：自 1898 年至 1933 年，印八十二方為卷上；自 1934 年至 1936 年，印五十二方為卷下；魯迅名號印等三十二方，列為別卷。翻閱一過，便知道何謂“方寸之內，氣象萬千”。

10、《天一閣叢談》，洛兆平著，中華書局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題簽和作序者，為時年八十有五的顧廷龍先生。

11、《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這書讓我重新認識何為“新華體”。如全書最后一頁，最后一段話：“我們相信這種聯合實際上可以實現，因為我們找不到正當的理由認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區一切真誠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類的心愿。”

12、《凌叔華小說集》（I、II，凌叔華著，洪范書店 1984 年 11 月初版）。1998 年，四川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凌叔華文存》（上·下），也包括小說，理論上應該是網羅更全的文集。不過，對凌叔華那種等級的女作家，在文集之外，單入一套小說集并不為過。凌作為知堂的女弟子、京派作家的一員，其小說描繪了“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魯迅點評），備一套繁體豎排版，且名列權威的“洪范文學叢書”（第 117 種）的文本，豈止是必要，簡直必須！

上述十二種，均為二手書。只有第十三種，是剛付梓未久的新刊本：《內山完造研究的新進展》（『內山完造研究の新展開』，孫安石、柳澤和也編，東方書店 2017 年 3 月刊行）。其實我早知道這本書在運作，編者之一是朋友，且就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我也不是沒有動過厚臉索一本的念頭，但最后還是文人潔癖戰勝了“皮袍下面藏著的‘小’”，結賬之前，從靠近門口的新書臺上取了一本。這本書因系神奈川大學編纂的純學術書，印量有限，確實比較貴，一本的價格，比十二本舊書加起來還略貴一些。但匆匆翻閱之下，我便感到了這本書的“濃度”，第 I 部“論考篇”和第 III? 部“資料篇”，都頗有可觀。特別是書中豐富的圖版和注釋，很大程度上可彌補《花甲錄》的不足（《花甲錄》的日文原版無注釋），亦可對某些歷史空間中的細節、時間和人物關系，做出更合理的詮釋。當然，這是今后的功課。

《內山完造研究的新進展》，孫安石、柳澤和也編，東方書店 2017 年 3 月刊行

離打烊還差十分鐘時，我告別了內山書店，左右肩各掛一只帆布袋，胸前還抱著兩只撐得滿滿的塑料袋。直到此時，我才真真感到了疲憊，肩酸背痛一起襲來。好在離據點沒幾步路，我打算把書先送回酒店，再出來打牙祭。走在鈴蘭通上，見華燈齊放，馬路兩側已擺滿了臨時書臺和帶輪子的書架，原本就不寬的路顯得更窄了，四周到處是“第六十三回神田古本祭”的看板、燈籠和彩旗。看來為明天開幕的古書祭，古書業者們是準備挑燈夜戰了。到酒店門口，我回頭看一眼剛走過來的、被齊整的書攤和書架填滿的小路，在心里說了句：晚安，神保町；書街，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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