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困境與財政危機的轉嫁

尼日爾作為全球最貧困國家之一（人均GDP約700美元），長期面臨財政赤字（2024年赤字占GDP的6%）和外匯儲備不足（僅1.2億美元）的困境。中企在尼日爾能源領域的投資雖貢獻了10%的GDP和12.5%的稅收，但軍政府上臺后，其經濟政策轉向短視的“資源提款機”模式。例如，尼日爾已拖欠中企4億美元貸款，此次以薪資差距為由施壓，本質是試圖將國內經濟危機轉嫁給中企，通過凍結賬戶、驅逐高管等手段迫使中方提供新資金支持。

二、地緣政治博弈與西方勢力干預

自2023年政變后，尼日爾軍政府先后驅逐法軍、終止與美國的軍事協議，試圖擺脫西方控制。但此舉并未改善民生，反而導致國際孤立。有分析指出，西方可能暗中支持尼政府對華強硬，以削弱中國在非洲的能源布局。例如，法國曾主導尼日爾鈾礦開發，美國投資數億美元的無人機基地被關閉后，兩國對尼影響力下降，但通過間接施壓推動尼日爾與中國對抗的意圖明顯。

三、資源主權爭奪與合同違約風險

中企在尼日爾20年的深耕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業體系（如阿加德姆油田占原油產量80%、尼日爾-貝寧管道承擔90%出口），但軍政府以“資源主權覺醒”為由，多次要求重審合同、提高分成比例。此次事件是這一策略的延續，旨在通過政治手段重新掌控資源話語權。例如，尼方此前單方面開出天價罰單，此次更直接違約，查封煉油廠賬戶，導致項目停擺風險。

四、輿論操控與國內政治需求

尼日爾政府將薪資差距（外籍高管月薪1.16萬美元 vs 本地員工1200美元）包裝為“公平訴求”，煽動民眾情緒。盡管中企本地員工薪資已高于尼平均水平（普通石油工人年薪約5000美元），且外籍員工多承擔技術與管理職能（如工程師年薪20萬美元 vs 本地2-3萬美元），但軍政府利用信息不對稱制造輿論，轉移民眾對政府治理失敗的不滿。

中美海外投資政策對比及中國是否應效仿美國？

美國模式：軍事化護航與法律霸權

美國對外投資常以軍事存在（如非洲司令部）和長臂管轄（如《反海外腐敗法》）為保障。例如，美國在尼日爾曾建無人機基地，通過安全合作換取資源權益。其特點是：

1. 強法律威懾：通過國內法追責外國政府或企業違約行為；
2. 軍事捆綁：投資與軍事援助掛鉤，確保項目安全；
3. 政治施壓：利用國際組織（如IMF）附加條件干預東道國政策。

中國模式的困境與優勢

中國以“互利共贏”為基礎，側重經濟合作（如“資源換基建”模式），但在高風險地區暴露以下問題：

• 過度依賴政府間協議：尼日爾案例顯示，政權更迭后原有協議易被推翻；
• 法律保護不足：國際仲裁執行率僅30%，中企常面臨“勝訴無賠償”窘境；
• 本地化不足：盡管中企培訓了數千名本地員工，但管理層仍以中方為主，易引發文化沖突。

中國無需全盤效仿美國，但需借鑒其風險防控機制：

1. 強化法律工具：推動雙邊投資協定納入強制性履約條款；
2. 多元化合作模式：減少現金貸款，增加股權合作（如安哥拉“石油換貸款”模式）；
3. 民間資本參與：引入保險機構（如中信保）對沖政治風險。

尼日爾事件折射出中國海外投資的結構性風險，但簡單效仿美國的軍事化策略不符合中國“和平發展”理念。未來應通過“法律硬化+本地化深耕+利益綁定”組合拳，將“中國資本”轉化為“發展伙伴關系”。例如，推廣EOR模式解決用工爭議，同時以資源抵押保障資金安全，方能在高風險市場中實現可持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