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延觀風

前些天筆者寫了篇文章，今天蹭促消費文件和之前各大媒體圍攻蜜雪冰城事件的熱度，進一步深入寫寫消費的問題。在上一篇文章里討論了促消費不是搞項目，而是搞環境，而這正是我們國家治理經驗不足的領域。新發的促消費文件意識到了收入不高、時間不多等抑制消費的核心問題，目前還只是最高層級的指導性意見，更偏大而全，在一些增收舉措上偏謹慎，政策如何細化落實還需進一步等待觀察。

打工人關心的那些提法用什么機制往下落、能不能落下去，更是真正把消費變成增長主動力、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關鍵。至少短期內，上一篇文章關于促進消費堵點的判斷依然適用。

要討論如何促消費，必須先亮明態度：促消費是為了什么？疫情期間，在某內部研討會，曾有專家發表如下炸裂發言：現在每個人都有健康碼，把800元消費券發到每個人的健康碼賬戶上，規定時間內不花完，就一直給他賦紅碼，這樣消費很快就能上去了。

在這位專家眼里，促消費是手段，是拉高每個月社零數據、每個季度GDP增速的手段，是滿足地方考核KPI和他自己“建言獻策”KPI的手段。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外國人入境消費大增會被當成內需擴大、消費旺盛的論據和政績。站在普通國人的角度，這樣的促消費不是匪夷所思就是渾身膈應。

消費不是手段，是讓最廣大普通人的生活更舒適、更美好，滿足人更高層次發展需要的目的。不妨用這把尺子量一量很多促消費的言論或做法，有很多問題就會一下子清晰起來。

現在消費到底好不好？

在輿論場上，保守派理性派指出消費是現在經濟增長的短板，激進派則動輒拿京滬等大城市的社零數據、餐飲利潤增幅甚至身邊統計學、個例小作文，把消費形勢說的哀鴻遍野。在很多人的體感上，消費的膽量和意愿確實有所降低，更傾向于買高性價比產品。

如果要筆者分析消費到底好不好，筆者只能無奈的說：不知道。身邊統計學、單一行業的數據都難以描述或代表超大規模經濟活動的全貌，我們對宏觀經濟的觀察高度依賴于統計系統，但很遺憾，現在國內的消費統計體制極其不健全。如果說其他領域深入分析統計數據和指標解釋，細節清晰后很多情緒化的表達不攻自破，消費這里卻是越深入、可用信息越少。

我國GDP統計以生產法為主，而經濟學101里學的“GDP=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凈出口”是支出法，在我國統計系統里方法不成熟、發布很滯后、線條非常粗，根本不能發揮資政參考作用。（PS：網上拿社零、固投對位消費、投資，說和GDP增速對不上質疑數據真實性的，都是純純的外行）

替代用來衡量消費的最常用指標是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但它只統計商品銷售和餐飲服務。早些年，我國居民的消費確實以這兩大類為主，這個指標代表消費的效力還是很強的；但近年來尤其是疫情后，我國服務消費的發展速度極快，居民消費籃子里服務占比快速提升，這個指標越來越不能代表消費需求了。

比如前年末到今年哈爾濱旅游爆火，但因為住宿、門票這些旅游支出的大頭都不在社零指標里體現，當地政府有意識地控制物價，社零增速卻仍然不高，熱度原地起飛的2024年一季度社零增速4.9%，而2023年同期是8.5%，2019年全年是5.6%。疫情轉段后，消費者體感上可以明顯感覺旅游、演出、文博等服務消費的熱度較疫情前也有很大的提升，但宏觀社零數據總是起不來，部分來自服務消費完全在“消費”統計之外。

服務業增加值等指標也沒法反映服務消費，金融、審計、工業設計等生產性服務都在里面呢。最新發布的服務零售額又只能反映服務情況，因為部門分水而治的原因合不到社零里面去。“消費好不好”本來就是一個高度復雜的問題，不同行業冷熱不均、表現不一、癥結不同，當唯一一個相對高頻的宏觀指標被實際甩開后，就更需要我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

社零和GDP一樣，不僅是政府經濟儀表盤的一個重要讀數，也是促消費時代的一項考核指標，但社零和消費實際的偏移反而造成了政策發力點的偏倚。社零中商品消費比重很高，商品消費中汽車、家具、家電等大件比重又很高，所以在社零指揮棒驅動下，從08年開始，促消費主旋律無非促買車、促買家電、促買家具（和房地產耦合）。居民家電和汽車滲透率達到較高水平后，以舊換新成為拉動耐用品消費的新方式。

從正面看，這些政策加速了大件耐用品的普及，但耐用品不可避免地要透支未來的需求，補貼的邊際效果也在不斷下降，或者說，撬動同等消費的成本在不斷提高。耐用品消費還有一定逆向補貼性質，尤其在20年這一輪以舊換新啟動初期、政策不完善的時候，讓資金更多流向了夠更強購買力/已擁有財產的家庭，而不是中下收入群體。

同時，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消費新方向、急難愁盼的醫療教育消費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補貼，因為這些消費不算在“消費”里。過度把一兩個消費指標異化為目的，可能導向過猶不及的結局。（“還好”每年促消費力度一直不太大，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

“消費降級”是壞事嗎？

“消費降級”是這兩年唱衰消費乃至經濟的主旋律之一，用來支撐呼吁給少數群體增加財產性收入。當前輿論語境下，消費品價格降低（不論消費量升高不升高）就叫消費降級，這顯然是不嚴謹甚至不正確的概念。然而我們要從大的歷史尺度上看看什么大眾消費是怎么“升級”的，才能知道現在發生在中國的現象算不算消費降級。

在出現大規模工業生產前，普羅大眾并無所謂消費，因為他們占有的社會產品種類單一、數量極少，大多依靠自給自足或極小范圍的分工交換即可滿足，充其量可以叫“消耗”。工業革命開始后，商品經濟才逐漸滲透到普通人的生活當中，普通人在市場上購買并消費資本產出的商品，滿足資本主義不斷挖掘新的市場的迫切需要，消化生產過剩沖動。

第一次工業革命，英格蘭“粗制濫造”的機織布在市場競爭中打爆弗蘭德斯和北意大利生產的精美但昂貴的手工織布，英國工薪階級穿上便宜的紡織品，這是一例典型的“量增價減”。第二次工業革命，福特發明流水線T型車，把汽車價格從4700美元打到260美元，汽車從奢侈品淪落為中產乃至普通工人買得起的商品，又是“量增價減”。第三次工業革命，從土豪手里1萬塊的磚頭大哥大，到幾乎人人在用的智能機，還是“量增價減”。

按當下的定義，工業革命的標志性結果竟然都是消費降級，這說明要么工業革命帶來了經濟與文明的巨大退步，要么“消費降級”是扯淡。不論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利潤率趨于零框架，還是西方經濟學市場競爭或創造性破壞的框架，成熟商品/服務價格下降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

現在語境中的“消費降級”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僅僅盯著固定的商品籃子，認為價格下降一定會導致全社會收入下降和通縮。事實上，技術進步在壓低成熟產品價格的同時，也在帶來新產品的供給，基數最大的普通群體一邊消費更多的成熟產品，一邊逐漸滲透接觸新產品，以購買力計算的收入水平不斷提升，形成不斷向前邁進的消費循環。

面包價格下降，工人買入更多肉食和酒；食品價格下降，工人開始購買家具和汽車；商品價格下降，工人追求更好的教育醫療和文化消費……消費升級的關鍵，在于不斷提高的購買力和不斷豐富的消費籃子。而消費降級，應當被定義成由于價格上漲或收入下降，能夠消費的商品總效用下降（比如這個月能頓頓吃肉，下個月被迫只能一天吃一頓肉）。

搞清楚了定義，再來看我國的消費形勢。發達的電商體系下，快遞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切口。這兩年我國快遞業務量在高位保持近20%的年增速，尤其是在某些中高端人士眼中頗受鄙視的某下沉平臺，極大提高了低線城市和縣城鄉村的網購滲透率。同時單個包裹的均價也有下降，這是消費降級論的重要依據之一，但筆者從中看到的卻是消費基數的擴大和社會消費浪潮向被忽視的10億人（非中產群體）的傳導。

真正出現消費降級的，是一些早年間過度擴張賺取超額利潤的行業，正在由于監管鐵拳（金融）或市場出清（互聯網房地產寓公等）等因素，個人消費和公司報銷能力大幅下降，連帶一線城市消費數據表現難看。這些行業的輿論聲量大、媒體資源多，鼓噪出不買奢侈品、不去高端酒店、不下高端飯店就是消費降級的輿論氛圍，但他們也只能代表少數人而已。

現在我們面臨的不是“消費降級”，而是“消費升級受阻”，消費升級的兩個要素——收入上升和消費籃子豐富都出現了問題。收入的問題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有所討論，這里再補充一點。

論證居民收入占比太低的言論，必說政府收入占比太高，要求政府向居民（實則是企業）讓利。這些言論的論據不外乎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總人口再除以GDP得出中國居民收入占GDP的40%左右。然而入戶調查得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較大程度上低估了居民收入（原因很復雜展開就太瑣碎了，可自行搜索），如果用全球可比的資金流量表核算的各部門收入占GDP比重來看，中國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與發達國家差距遠沒有20個百分點之多，政府收入也在不斷讓利萎縮，而企業分走的GDP蛋糕卻高過很多發達國家。

“內卷”問題固然令人擔憂，但也要區分清楚，有一部分價格下降是技術進步的紅利（如新能源汽車技術的高發展），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本不應該壓縮的成本被壓縮，造成的惡性價格下降，比如偷工減料，比如壓低勞動收入，比如互聯網思維慣用的燒錢擠死競爭者然后搞壟斷。不是價格太低連累了打工人的收入，而是普通打工人收入長期低于均衡水平甚至法定底線導致價格終將下行。

再說消費籃子的豐富。為了對抗技術進步帶來的價格下降和利潤壓縮，資本發明了符號（zhuangbi）價值支撐壟斷利潤。30元的奶茶真的比4塊的檸檬水好喝7.5倍？奢侈品牌包包就比帆布袋更好用？住三亞五星酒店就遠比去小縣城度假能帶來更好的出游體驗？債務驅動的泡沫時代落幕后，消費者發現用更少的錢可以帶來等效的享受，消費者的效用沒減少，賺不到暴利溢價的資本開始哀嚎。

問題是，打破符號價值迷信省下來的錢，匹配不到新的高質量消費對象，消費籃子裝不進新的項目，原有項目降價的通縮效應就顯現了出來。原因是多面的。我們處于兩輪科技浪潮的交界，互聯網革命帶來的消費品創新逐漸接近技術邊界，不能像10年前那樣不斷產出智能機、自媒體等絕對新鮮的商品和服務，或者用網購的商業模式把已有的商品低成本送到未接觸過他的消費者面前。

休息時間過少收緊消費服務的約束線，降低服務消費體驗，這個原因我們上一篇文章講過，不再贅述。

最后一個原因，是資本只懂賺快錢割韭菜的生產模式，產出不了滿足消費者品位和審美的服務供給。在有些行業，消費降級已經成了商家無力產出優質供給的遮羞布。去年電影行業十分蕭條，業內不分析流媒體短劇等友商沖擊，不反思“老藝術家”和流量小生拍的爛片倒了觀眾的胃口，簡單把大鍋往“消費降級”“經濟下行”甚至“打壓進口片”“民族主義”上一甩，顧影自憐豈不美哉。

直到今年哪吒2給消費者的不滿情緒打開了一個泄洪口，給消費者一個值得“just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的對象，電影領域的消費降級論立刻臉被打腫。哪吒2近乎“瘋狂”的票房曲線對想靠劣質產品溢價營銷發財的商家豎起了中指，“不是我降級，而是你一直太低級”。

我們需要80%的消費率嗎？

消費占GDP的比重叫消費率，同理還有投資率。美國居民消費率80%、印度居民消費率70%被作為了標桿，中國居民消費率40%是不重視民生云云。問題是，這么高消費率數字背后，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

首先號召提高消費率和主張穩住房地產價格就是矛盾的。我國很高的投資率可不只是修路架橋、擴張產能或者浪費在某些無用奇觀上，房地產開發投資始終占據固定資產形成的很大一塊。而房地產價格高企及衍生的利息支出龐大，是抑制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如果一個人/機構嘴里同時批評我國消費率低和主張促進房地產回春，那他肯定沒把消費當成普通人改善生活的目的，而是實現某些目的的手段。

這一期講的“統計敘詭”有點多。關于消費應該記在誰的賬下，有“消費支出”和“實際最終消費”兩個概念。簡言之，消費支出統計“誰花錢”，實際最終消費統計“誰享受”，比如義務教育階段老師的工資由政府支付，算作“政府消費支出”，實際上由居民享受，算作“居民實際最終消費”。

前面說過，我國支出法統計非常不成熟，消費支出的統計還存在很多堵點，遑論精準區分到底誰受益的實際最終消費。“巧”的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公用事業（水電燃氣取暖等）多且廣泛，在居民消費生活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結果大量的居民消費被粗略地劃在公共消費里，反倒成了別有用心之人亂說一氣的“證據”。

在數值上，我們的消費數據也很“吃虧”。涉及民生的商品和公共服務價格受到嚴格控制，從居民電價到高等教育再到醫療服務，在計算GDP時，作為貨幣計量乘數的“市場價格”實際上遠遠低于所謂自由市場下這些商品和服務“應有”的價格。

這形成了一個很神奇的悖論：凡用貨幣計量的指標，比如人均收入（GDP或者GNI，甚至購買力平價計量下的貨幣指標）、消費率，我國距哈薩克斯坦、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都有不小差距；但一旦比較人均預期壽命、受教育年限等實物指標，我國遠超很多購買力平價人均GNI是我國2倍以上的末流發達國家，也包括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之恥。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計算的人類發展指數（HDI）里，我國兩項指標非常吃虧：一是購買力平價人均收入，二是現有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受老一輩受教育水平低拖累較大，反映當前教育水平的預期受教育年限非常高，說明我們在兩代人時間里實現了教育質量的巨大跨越）。從HDI上看，我國不如俄羅斯、白俄、墨西哥、哈薩克斯坦甚至利比亞，但實際中誰會認為我們的生活質量比他們低呢？

假如我們學習美國的“先進”經驗，把醫療服務完全交給市場定價，推動醫療占GDP比重從當前的7%上升到美國的17%，那么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可以立刻上升到46.5%左右，驟升6.5個百分點，當然這還沒算衍生的商業醫保繁榮，推高了居民金融服務消費。

那么，代價是什么呢？放棄人均預期壽命向80歲以上邁進的趨勢，并原地下降0.8歲，字面意義上的用命換數。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支付壽命的代價。不難發現，一些特別在意消費率數字應該達到幾十的專家和機構，往往同時特別在意發展高端服務業，包括引進外資醫院和大學、放松醫保集采、提高本科學費，乃至全面放開關鍵服務業和公用事業定價等等。如此這般，他們的收入和生活質量可以隨著消費率數值的膨脹而膨脹，但我們普通人的生活質量，會因為40變成了60而提高一半嗎？

美印70%以上的居民消費率本來就屬畸高，大部分歐洲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率不超過60%。太多實物量指標證明，我國居民讓渡一些貨幣收入和直接自己花錢的消費機會，讓社會主義政府舉辦質優價廉的消費項目，實效遠遠好于把現金直接發給原子化的個體消費者，面對強大的市場化服務資本接受低議價權盤剝。如果真挖空心思追求畸高的消費率，普通人就要經歷真正的“消費降級”了。

現代經濟活動本已足夠復雜，用來測度經濟事實的統計工具同樣復雜微妙，甚至不甚完善。很多所謂經濟學家或專家，要么出自學藝不精不求甚解，要么出自搬弄事實為己謀利，會用各種方法講出“敘事性詭計”的數據解讀。普通人很難深入辨析數據的局限或邏輯的陷阱，也很難評估預測所謂的建議對自己利大于弊還是反之。如果只是為了發泄對現狀的不滿，隨之搖擺附和抱怨，最后被賣了也只能得到一句“自己選的嘛，老兄”。

現在，普通人參與的輿論對政策方向的影響正在不斷上升，而很多政策理念處于改變的微妙平衡點上，輿論的重量很可能成為導致政策向某一方向偏重的砝碼。在促消費這件事上，我們可以感到，投資驅動的舊有政策理念正在動搖，但是走高端消費路線還是大眾消費路線，尚沒有清晰定論（雖然有一些苗頭已經更傾向于前者）。這也為什么我們長期以來在很多文章中反復分析這些話術和邏輯的原因。

普通人大可堅持四個基點：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保障合理的休息權，保持質優價廉的公有制主導公共服務體系，拒絕高溢價低質量的符號價值PUA、倒逼商家提供更豐富的優質供給。從這些立場出發，很多虛無縹緲的數據擺弄，別有用心的情緒引導都會失去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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