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儷生（1917年4月25日-2007年11月27日）

先生對于我是有殊恩的。我一生最大的機遇就是能夠師從趙先生。但作為學者，先生所給予我的又豈止于“機遇”而已。

——秦暉

“魅力導師”

在1978年我成為研究生時，蘭州大學歷史系老教授趙儷生先生在“狹義”上并不是我的導師，他的嫡傳弟子是土地制度史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那“七只九斤黃”（“九斤黃”是當時知名的優(yōu)良品種，趙先生曾以愛犢之心把他文革后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為“七只九斤黃”，以示對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一時傳為名言），但是當時我們世界史方向的4個研究生都選過他的課，因此從“廣義”上我也可以算作趙先生的學生。

趙先生是蘭州大學歷史系的第一號領軍人物，在我們還沒有進校時就已有耳聞。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文革前從北大校長任上被“貶謫”西北就任蘭大校長時，曾親自帶領崔乃夫、丁桂林等副校長連續(xù)聽了先生兩年的中國通史課，最后的評價是，“聽趙儷生上課是莫大的享受”

當時歷史系只有趙先生一人可以開出從“原始社會”到“鴉片戰(zhàn)爭”的“大通史”。諸如此類的“段子”在同學們中間早就傳開了，于是為得以見“真神”，跟我有同樣想法同學都選了趙先生的課。所以每次先生上課都要提前去占座位，否則堂堂爆棚的教室是進不去的。

趙先生風度極佳，灑脫俊朗，典型的“山東大漢”，一米八幾的個頭，年輕的時候準是一“美男子”，而老年時的滿頭銀發(fā)更透著風采，尤其是上課時的“臺風”真是沒得說，干凈的白襯衣系在銀灰色西裝褲里面既簡潔明快又十分鄭重，也就是如今人們所說的：“十分出鏡”，而且講課時聲如洪鐘，山東味的普通話幽默詼諧，生僻的古文獻瑯瑯上口，抑揚頓挫、合轍押韻，最重要的是內容“抓”人。

那時文革剛剛結束，我們的知識都相當貧乏，無非也就讀過范文瀾、郭沫若幾個人各自主編的幾部《中國通史》，所謂的歷史知識不過是死記硬背了一些不能有機組合的“碎片”而已。唯獨趙先生上課不同，他講的事件是以鮮活的人物串聯(lián)起來立體和可感覺的東西，而且不拿什么講義，似乎一切都爛熟在心。

聽著先生縱橫幾千年的演講，邏輯關系緊密、史論結合、環(huán)環(huán)相扣，聽到入神處經(jīng)常忘了記筆記，常常是一節(jié)課沒感覺就聽到了下課鈴聲。先生上課時極投入，常常達到忘我的地步，一堂課下來整個背部都被汗?jié)裢噶耍銜械剿钌钐兆碓谧约旱难芯款I域里，是先感動自己，然后感動聽眾。

聽他的課時我腦子總會閃過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名詞：很像京劇舞臺上的“威武大將軍”。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生說：“聽了趙先生的課我會愛上趙先生、愛上中國史的。”我們私下里都稱先生為“最有魅力的導師”，我認為這是我這一輩子聽過的最精彩的課。

“五絕”教授

后來我們總結了趙先生上課有“五絕”：一絕是板書，二絕是文獻，三絕是外語，四絕是理論，五絕是博而通，這幾大因素綜合在一起，才能馳騁史域如入無人之境。

先說“板書”，趙先生上課時的板書量很大，專有名詞、人名、地名、征引的文獻、歷史地理地形圖，甚至有些人物肖像，講到寫到，常常是話音剛落粉筆頭落地，幾乎是同時完成，又快又好，有圖有畫有重點，每一黑板都是一件藝術品，先生的書法在史學界是頗有名氣的，找他求字的不在少數(shù)。試想我們一堂課要看幾黑板的“書法作品”，那是什么樣的享受。這也就是我們這頭一屆有此眼福。

以后先開始是他那“七只九斤黃”中一人上去替先生擦黑板，后來就改為先生在前面站著講，幾大弟子輪流上去板書。這可是個很考驗人的硬功夫，凡內容涉及到的需要板書的必須跟著先生的思維走，功底好的師兄把能替趙先生板書作為一種榮耀，這種課煞是好看，先生講得精彩，弟子板書如行云流水，有點像將軍指揮作戰(zhàn)參謀布沙盤一樣。而趙先生上課旁征博引，又常常沒有講義，中國史上的名詞生僻的字又多，有些助教都未必跟得上。

記得有一次在階梯教室上大課，先生在前面閉著眼睛講得完全進入了角色，卻感到下面有不停的騷動，回頭一看，負責板書的助教寫了錯別字，擦了寫又錯再擦了寫還不對，最后還是一“嫡系弟子”趕快跳上去救了場。

二絕是征引文獻，凡是在歷史系上過史料學和古文獻課的人都知道，古文獻可以稱作“中文里的外文”，它的斷句、誦讀、解釋里面學問大老鼻子了，在我們這些學世界史的學生看來甚至比外語還難，我實在驚訝先生何以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大珠小珠落玉盤，不打半點喀吧。

后來從先生那里得知，他的真功夫一是得自于“家學淵源”，當過秀才的趙老先生自他幼年就為他編寫《集腋成裘》，要求達到倒背如流。二是得自于在清華大學讀外語系期間聽了聞一多先生開的四門課：《詩經(jīng)》、《楚辭》、《唐詩》、《中國古代神話》和楊樹達先生的《訓詁學》，從此踏上文獻學的門徑。三是在當“右派”期間在資料室整理卡片時的學養(yǎng)積累。有此三得，多少文獻早已爛熟于心，所以脫口而出并不是什么難事。

現(xiàn)在想來老輩們“童子功”我等望塵莫及，在“快餐文化”流行的當下，以后怕也少有這樣的大師了。

● 三絕是外語，我是從外語系“棄農(nóng)經(jīng)商”考入歷史系的，外語系里外語好的人有的是，按理說不該有什么大驚小怪。可是在歷史系就不同了，即使搞世界史的老師，多年不用外語，在文革剛結束的當時也沒有和外界的交流，口語好的人實在是不多。

全校研究生的英語教學還徘徊在《許國璋英語》第二冊，大家?guī)缀醵际菃“陀⒄Z，而一個中國史的老先生，不但時常有英文板書，而且動輒就來幾句標準的很紳士的倫敦英語，不像現(xiàn)在的“海龜”為了顯擺成心地漢語夾著英語說，趙先生常是恰到好處提示一下，在70年代末這可真是領了風氣之先，叫我們大開眼界。

其實我也知道先生在清華讀的就是英語，還有譯著發(fā)表，這點隨口的標注不過是小菜一碟，先生在課堂上還提到受雷海宗先生的影響，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雷海宗。當時給我的一個很重要的啟示是搞中國史外語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更何況我們學世界史的。

● 四絕是理論，我選先生的兩門課分別是《中國古代史講座》和《土地制度史》，尤其是后一門課激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我沒有讀過高中，初中的三年全是在文革的派性斗爭中度過的，后來雖然自學了世界史也讀過一些馬恩列的書，但父親的“修正主義”帽子，也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暗示和自我約束，縱然心里有很多為什么也不敢有自己的思考，比起同齡人也就是多記住了一些詞句和事件。

先生一直是左翼人士，又是民國時期那一代的馬列主義新史學家，那時的馬列主義還絕對是“新學”而絕不是“官學”，可以說是富有活力的。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史學理論界有“五朵金花”之說，即當時馬克思主義新史學主要開辟的五個領域：古史分期、土地制度、農(nóng)民戰(zhàn)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民族融合問題，趙先生被公認是其中兩朵（土地制度、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始人。

學術含量的最大創(chuàng)建在于建立體系上的史學范式，當時的史學仍然沒有脫掉階級分析的框架，但是不死板、不背教條、不畏懼權威，郭沫若、范文瀾這些史學界最高權威的觀點經(jīng)趙先生一剖析也會發(fā)現(xiàn)漏洞百出，而且他完全是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思考，并且對和馬列這些“老祖宗”同時代的其它理論家都有比較，普列漢諾夫、查蘇里奇、盧森堡等等各自的觀點，使我感覺自己的視野一下就有了一個飛躍。

這門課最大的特點是“問題意識”非常突出。一個問題套著一個問題，使人總在“為什么”里遨游，調動你高度緊張的思考，然后從邏輯關系上一層層的推開，在這個過程中我突然有了把原來的“死知識點”貫通整體的意識，甚至有了與先生不同的看法，這讓我非常興奮，有了爭論的沖動。

因為我在我們這一屆研究生里年齡最小，資歷最淺，沒有自信敢與師兄們論理，但又心有不甘，以至于室友說我晚上做夢說夢話都在跟人辯論。可以說是趙先生的這種傳道授業(yè)方式把我領入史學領域的，后來我搞俄國農(nóng)村公社就是受趙先生講“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時談到俄國公社的啟發(fā)。

● 五絕是博而通。先生上課大氣磅礴，嚴謹縝密的邏輯推理和形象生動地浪漫描述相輔相成，縱向的中國幾千年，橫向的世界中世紀、近現(xiàn)代全部在于胸中，背景越大所講的那段歷史反而越清晰，我記得講“井田制”的時候就涉及到了羅馬的軍事隸農(nóng)、西歐的馬爾克、采邑、俄國的村社。

這種“大歷史”的高屋建瓴有一種大師對歷史的駕馭感，“進得去，出得來”，全然不像一般中學的歷史課，扣著課本貼著每堂課的那一段敘述，沒有長時段的歷史感，又缺乏橫向的比較，孤零零如同嚼蠟般地講“原因”、“意義”、“過程”，這種把整個世界歷史都融會于心中的比較方法后來一直成為我治史的追求。

先生的涉獵領域博大精深，文學、哲學、史學、民族學、經(jīng)學樣樣精通，用他自己的話說，喜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先生的另一特點是很有當代意識，那些古代難懂的制度安排和官名在他的課堂上全部都替換成了語言詼諧幽默，妙語連珠的現(xiàn)代對應關系，現(xiàn)在賣得很火的李亞平寫的《帝國政界往事》、吳思寫的《潛規(guī)則》里常見的比喻法，趙先生70年代末講課的時候就不斷在使用，只不過先生的文章還是按照傳統(tǒng)的手法寫作。

據(jù)先生說他的這種研究方法得益于從解析幾何訓練過程中得出的“萬斯通”辦法，希望學生成為“通才”而不是“匠人”，雖大但絕不空疏，先生常說的一句話是“大題目越做越小，小題目越做越大”。

二十多年過去了，不但我們早已帶了研究生、我們的學生也都帶了研究生，林林總總下來的徒子徒孫隊伍怕有百十號人了，當博導、當大學校長、學科帶頭人、教授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在專業(yè)領域早就是“一方諸侯”，有的能言善辯、有的板書寫得行云流水、有的史料倒背如流，但是就上課“綜合指數(shù)”和“講臺風度”上沒有一人能達到趙先生的水平，用先生常用的打分標準比喻，先生可以達80分，我輩中最好的也就是60分上下吧。

率真?zhèn)€性

先生個性突出，十分真實，沒有半點為人處事的圓滑和環(huán)境的鉗制，率真和透明得近乎于孩子，絕對具有梁山好漢“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性格，因為他內外一致，口無遮攔，凡是看不慣的人和事都會站出來抱打不平，性急之處擼起袖子干仗都時有發(fā)生。他最見不得以權勢壓人的“學霸”、“學閥”，為此得罪了不少人。

建國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經(jīng)過歷次政治運動，在“物質暴力”和“心理暴力”的雙重控制下（別爾加耶夫語）語言、思維、考慮問題的方式早已被“四S哲學”（Submit順從、Sustain承受、Survive幸存、Succumb屈服）改造得可以，往往自己不自覺地自我約束。

先生卻是一個很少的例外，當年他因為引用列寧的話要成仿吾尊重知識分子被迫離開華大，后來又因為在中國科學院看不慣郭沫若和于立群對待副院長吳佑、陶孟和的頤指氣使，屢發(fā)牢騷而得到“影響領導威信”的評語，離開科學院。

1957年“反右”時，本來很左的趙先生又因發(fā)表文章《放的關鍵在于領導》被打成“右派”，從山東大學被發(fā)配到蘭州。但是多年以來先生“不接受教訓”，一直保持著想說就說的“自我本性”和棱角鮮明的個性自由。但是先生自己說，他比年輕時候狡猾了許多，文章的風格也表現(xiàn)為膽怯，凡事想說又不敢說，又不甘心于不說，文風就表現(xiàn)得曲折了。

先生的率真還表現(xiàn)在從來就不隱諱自己的缺點和挫折，對自己的經(jīng)歷既談過五關斬六將也提走麥城，對別人的批評、對學術觀點的爭論都毫無掩飾，他在不斷的更新自我中對自己過去的評價都十分犀利。

先生不但是老教授，也算是老革命了，“一二·九”運動時是北平學聯(lián)骨干，曾與姚依林、鄭天翔、王瑤四人發(fā)起“抬棺游行”，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與北平一批革命學生到山西參加中共抗日武裝，擔任營教導員。建國后一般人說起這種經(jīng)歷都會津津樂道以為榮耀，如果在其中栽了跟斗則會引以為憾乃至引以為恥，但趙先生談起當年事只是作為有趣的經(jīng)歷，一副平常心，無所隱諱也并不夸耀。

說起在中條山打游擊，他坦言自己很膽小，槍一響嚇得腿肚子發(fā)抖，不是沙場建功的料。到了延安又回到西安，則是因為先天具有“自由主義性格”，平生最不喜歡開會聽報告、服從組織紀律，在延安呆下去不會有什么好結果的。

先生至今保持左派思想，并不認為當年投身革命是錯了，但也決不遺憾自己重歸學林是不對。“投筆從戎乃血性，卸甲讀書為率真，平生不務趨時舉，我行我素一凡人”。他評論自己“小有才，有一點膚淺，也有相當?shù)尿湴痢保@些年來，“受客觀與主觀的限制充其量是史學園地的一朵寒葩”。

先生作為老左派，在國民黨時期作為反對派并不奇怪，而在“左派”得勢時他更歷經(jīng)坎坷磨難，甚至女兒慘死，自己“失業(yè)”，九死一生，幾乎魂斷夾邊溝。到了改革時期，先生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可謂否極泰來，達于事業(yè)的高峰，可是他照樣憤世嫉俗，痛恨時弊，可謂永遠的批判者。

快人快語

有兩件事給我印象最深刻。其一是當時全校聞名的“研究生答辯風波”。1978年先生復出后帶的第一屆研究生是兩個不同方向的，基礎課、選修課講授輔導全由先生一人包攬，一副掏心掏肺恨不能立馬把自己所有的知識都傳授給他們的架勢，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正是因為傾注了全部心血，趙先生對膝下的“七只九斤黃”，十足地像“護犢子”的農(nóng)村老太太，看著他們眉里眼里都是笑，對他們的進步和特長更是充滿了鼓勵贊賞，先生的口才好，語言又形象，直率的夸獎卻引來了一些教師心中的不快和妒嫉。

我們第一屆的研究生畢業(yè)論文是最大的重頭戲，基本上從一進校開始大家就著手畢業(yè)論文的準備，到論文答辯時個個都拿出了如同專著一般的長篇大作。但是聽說那一年有一個規(guī)定，碩士授予率只能達到畢業(yè)研究生人數(shù)的60%，也就是說甭管論文多么優(yōu)秀還是有一批會被無情地擋在門外。這項規(guī)定成了那些憋足了勁要找趙先生“九斤黃”好看的教師手中的“生殺予奪”的權力。

恰好這次擔任中國史研究生答辯主席的是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一位著名學者，我們都知道趙先生在“古史分期”、“農(nóng)民戰(zhàn)爭”等問題上與這位先生有分歧。對趙先生請這樣一位學術見解與自己相左的人來主持答辯，在佩服先生的坦蕩胸襟的同時也認為他們應當已經(jīng)有了默契，既然能請他來，先生一輩之間的學術論爭應當不會殃及學生。

但沒想到心無芥蒂的趙先生根本沒有與這位客人做什么溝通，而本系參加答辯委員會的某些教師卻極力迎合這位客人的學術偏好，并順著這些偏好給那幾位師兄設計“絆子”。就在中國史師兄們信心十足準備答辯的同時，準備著實“卡”這幾位趙門弟子一把的教師也在“磨刀霍霍”，我在資料室就看見參加答辯的某教師手捧著師兄的論文逐一核對史料尋找紕漏。

因為我們是文革后的第一屆研究生，大家都不知道論文答辯是個什么陣勢，答辯的時候擠滿了各級的研究生和77級本科生，以至于連走廊里都擠滿了聽眾，上場的師兄剛開始還胸有成竹地宣布“科學的入口就像是地獄的入口”，但后來就架不住幾個答辯教師一番番地唇槍舌劍轟炸，一個個用放大鏡去挑瑕疵，頓時大汗淋漓，空氣極為緊張。趙先生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我們嘀咕說，這哪里是答辯學生，導師也同樣站在了被告席上，看樣子真的要把我們送進地獄的入口了。

最后可想而知，這位師兄的論文沒有獲得通過。趙先生很是憤怒，但他罕見地沒有發(fā)作，而是閉門謝客，拒絕參加后續(xù)的答辯。結果那位客人一連等了兩個星期硬是不見下文，只好悻悻而返。這次趙先生的“七只九斤黃”只有三個拿到了碩士學位。雖然當時初次授學位普遍比較嚴，但這么低的授予率仍很罕見，從那幾位師兄的資歷（都是文革前老大學生）、當時的論文水準（應該說不亞于現(xiàn)在一般的博士論文）和后來他們的學術成就看，如此苛刻顯然有失公平。

事后談起，大家覺得趙先生未免太天真，請來自己的論敵，又無任何私交，就讓他“主審”自己的得意弟子，顯然是相信他會公正持平。不料信人太過，而有人也存心挑剔，導致如此意外結果。趙先生傷心之余，從此一連數(shù)年拒絕再招研究生！而那幾位師兄也有幸成為先生僅有的嫡傳弟子了。

▲秦暉就是這“七只九斤黃”中的一位

還有一次我給趙先生去送一篇文章，正碰上有一位年輕的教師也在趙先生家，不知因為什么原因談到了一些先生不喜歡的人，先生誤認為這位教師與他們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用山東土話跳著腳地罵起來，火氣之大差點能把房頂掀起來，誰勸也勸不下來。我可算真正領教了趙先生的脾氣。但事后趙先生知道冤枉了這位年輕教師，又是寫信道歉又是當面檢討。

趙先生就是這樣，快人快語，直來直去。對人不留情面，不考慮“關系”更不會搞小動作；對己也不飾非，責己嚴于律人。不相知者謂先生脾氣大，深知者謂先生有童性而無心計，其實可愛可敬。現(xiàn)在的社會人人老于世故城府高深，像趙先生這樣的人，真是太少了。

他是一個傳說；一個背影；也是一段歷史，一曲悲歌。

他是趙儷生，不僅是上世紀中國早期革命運動的“老革命”，更是一位具有獨特人格和跌宕人生的傳奇學者，培養(yǎng)出著名學者秦暉等弟子。秦暉夫人，同為著名學者的金雁女士，也是趙先生的學生兼“女粉絲”。

先生實為學貫中西、承前啟后的一代大家。早在清華時便頗得鄭振鐸，茅盾等人贊譽。但他大學并未畢業(yè)，一是體育不及格，二是軍訓不及格，三是參加了革命……

“一二?九”運動，先生作為北平學聯(lián)骨干，執(zhí)掌清華門旗，游行、請愿……盧溝橋事變后，先生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期間還到延安一行。

但先生始終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堅持做革命隊伍里的自由主義者，一再不肯加入“組織”。

當他因種種不可敘述原因離開延安后，又經(jīng)胡適、傅斯年引薦進入史學界，與妻子高昭一聯(lián)袂，成為學界公認的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的拓荒者與奠基者。

先生性情中人，沒有半點處事圓滑。他這樣評價妻子高昭一：人長得不漂亮，更說不上窈窕，性格有些生硬、別扭……這恐怕是對自己妻子最“耿直”的描述了，在今天看來甚至有些“直男癌”，可是卻是歷史學者的本分：不夸大、不諱飾、不隱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