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陽透過斑駁的樹葉輕灑路面，沿著未名湖畔的小徑一路向前，記者來到紅樓灰瓦的朗潤園西所——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辦公駐地。一入庭院，靜謐清幽，甬道的對面便是苗潤博的辦公室。三面書架，四部燦然，中間是他的書桌，上面放著厚厚一摞史學史方面的文獻。“我正在備課”，苗潤博微笑著說。

苗潤博講解遼金時代的地區格局

爽朗、真實、不拘一格，這是苗潤博留給記者的最大印象，一杯熱茶、幾張座椅，就足夠暢聊一整個上午。他身上外化著的對歷史研究和教學的熱情，與這座庭院的沉靜互相交融。隨著訪談的徐徐展開，“卻顧所來徑”，一位學者的成長與思考已然呈現出翠微之色。

“我真切地感受到，天上有一個人在看著我”

中學時確立了對歷史學的興趣，本科期間就得到名師青睞并拜入門下，成為中國遼金史大家劉浦江先生“臨終托孤”的得意弟子，畢業后留校任教，成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85后”優秀青年教師。如果只把這些高光的瞬間勾連起來，苗潤博走過的路顯得十分平穩順暢。然而，當被問到是如何走上歷史學研究的道路時，他思考再三后回答道：“我不典型、不足為訓，好像有點天生‘反骨’。”

苗潤博出生于河北省張北縣，地處農牧交錯帶的壩上草原，是遼金捺缽重地，也是元朝中都的所在。不同文化長時間的碰撞與交融構成了家鄉歷史的基調。“為何會有胡漢之別？”“不同的人群彼此如何看待對方？”這類問題也成為他最初對宋遼金元史產生興趣的起點。

中學時代的苗潤博學習成績優異，卻也不蹈故常。看似斬截實則模糊矛盾的歷史課本常讓苗潤博感到困惑，“自古以來”“只有……才能……”的敘述給他帶來一種無所遁形的被支配感，每每忍不住向老師提問，得到的回答卻是：“這樣的問題顯然不是中學階段能夠回答的，如果愿意，你可以去讀歷史學的研究生。”懷揣“真正的歷史和歷史學是什么模樣”的懵懂設問，苗潤博考入了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上大學后的苗潤博也并不算是典型意義上的“好”學生，他為自己找到的學習節奏是讀書盡量廣泛，上課盡量精簡。在實際操作中，教室往往讓位于圖書館，翹課是家常便飯，系統性的自主閱讀逐漸成了他每天堅持的習慣。閱讀的范圍除了歷史學的專業書籍外，還包括人文社科領域的經典著作，從中得到的滋養構成了他后來十數年學術研究的基礎和底色。而對于少數“看對眼”的課程，苗潤博則給自己定下硬任務：每次課后爭取能向老師提問，最好能挑出一處課程內容的紕漏。大一下學期的“中國古代后期史”課上，他遇到了自己的啟蒙恩師王曉欣老師。王曉欣研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不僅在專業方向上對苗潤博影響很深，更讓他早早就將是否會做實實在在的考證樹立為檢驗史學是否入門的標尺，這一觀念至今未改。

剛上大三時，苗潤博從天津來到北大，旁聽了一次歷史學系劉浦江教授開設的“中國史學史”課程。課后，他借提問之機自報家門，并指出劉浦江論著《松漠之間》用過的一則史料存在問題。年少的苗潤博并沒有意識到這會成為他人生的一個重要節點，他只是故作鎮定地與老師“侃侃而談”了半小時，隨后又在地壇書市上逛了一圈才乘車回到天津。第二天，復歸南開日常的苗潤博想起給劉浦江發郵件致謝，沒承想劉浦江回復他的開篇第一句就是：“我一整天都在找你。”

就這樣，苗潤博被允許每周來朗潤園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參加劉浦江為研究生開設的“《遼史》讀書課”，并在后來保研成為他的入室弟子。2022年是中古史中心成立40周年，師門大師兄在紀念文章里重提了這段“進京踢館”的佳話。也正是在這個階段，苗潤博接受了劉浦江嚴謹、系統的學術訓練，在宋遼金史基礎文獻的發掘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得到學術共同體的高度評價。遺憾的是，苗潤博剛上博一時，劉浦江不幸罹患重疾而辭世。在病榻前與同事們道別時，劉浦江鄭重囑托：“我有一個學生日后必定超過我，一定要把他留住”。

這是無上的榮譽，也是巨大的壓力和鞭策。從2015年1月劉浦江去世，到2020年8月苗潤博正式入職北大歷史學系，五年半的時間里，他仿佛提前被放在了聚光燈下。從“進京踢館”到“臨終托孤”，再到留校任教，旁人或許可以輕松勾勒出一條看似自然的敘述鏈條，但實際過程中經受了怎樣的考驗和重壓，只有他自己知道。2018年2月下旬，距離博士論文匿名評審僅剩兩個月，苗潤博統計了電腦中成型的文稿，僅有五萬字，按常理只能申請延期，但他硬生生在送審前又趕出了二十萬字，順利畢業并獲評當年的北京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當被問及是什么支撐了那段最煎熬、最困難的“煉獄”生活時，他深情地回答：“我真切地感受到，天上有一個人在看著我。”

“用一流的科研成果 為一流的教學服務”

苗潤博現擔任歷史學系2021級本科生班主任，他格外在意這個頭銜。在他看來，大學教員一身二任，但首先是一名老師，然后才是一名學者。當班主任一年半的時間里，他和學生一對一、面對面聊天超過一百個小時，他想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幫同學們理解大學是什么，知道北大歷史學系最希望傳承的東西是什么。入職不到三年，他主動開設六門新課，備課占據了他絕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這些課程很多都是劉浦江曾經開過而后中斷多年的，例如“中國史學史”“《四庫全書總目》研讀”“《三朝北盟會編》研讀”“遼史研讀”“遼金史研究”等。

在苗潤博眼中，“北大老師最大的幸運同時也是最大的責任在于，可以用最一流的科研成果來為最一流的教學服務”。歷史學系2022級碩士生孫潤澤擔任了苗潤博秋季學期“中國史學史”課程的助教，開學前一個月，苗潤博就主動找到他，討論課程大綱與作業安排。每節課后，孫潤澤都會按照苗潤博的要求，收集大家的聽課感受和意見建議。孫潤澤說：“苗老師的情緒與工作重心幾乎全圍繞這門課展開”。

備課時，苗潤博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爭取每節課至少有一處言人所未言，解決一個未曾解決的學術問題。”課上，他也會毫無保留地將新想法袒露給學生，并明言“這個問題以前是筆糊涂賬，我昨晚備課時剛剛搞明白”。如果哪一堂課沒有找到“爆點”，前一天他會整晚睡不踏實，下課之后也忽忽若有所失。在他看來，每一堂課都是獨一無二的情境，此時此地無法重新來過，因而不想留下遺憾。在講完司馬遷《史記》一節后，北大樹洞上出現了這樣的評論：“一生所憑惟史筆，千載誰堪作謗書！苗潤博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可以說喚起了我沉寂已久的關于史學的浪漫想象與激情。”

一次課上講到遼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四時捺缽制”，介紹完基礎史料與前人成果后，苗潤博停了下來，大聲提問：“這里面是否存在問題？”同學們面面相覷，不知他所指為何。“這里面有一個根性的問題，契丹人是否天生就具備四季觀念？是否一定會按照農耕社會的節律來安排生產生活？”通過史源學的追索，對《遼史》中“權威”記載的拆解，苗潤博發現這一制度的敘述框架來源于一個從遼朝跑到宋朝的漢人的記錄，后來為元朝末年修《遼史》的史官所承襲，后世學者因為文化濾鏡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這套漢人的敘述邏輯，卻忽略了游牧者的世界通常只有冷暖兩季以及與此相應的遷徙節律。用定居的思維去理解游牧，用后世的思維去理解當時，大概是我們最容易出現的誤區與偏見。“反思人類的思維局限，推展人類思考的邊界，正是歷史學最核心的旨趣。”苗潤博說。

原本為本科生開設的“中國史學史”與“遼金史專題”，卻常常會吸引一眾旁聽的研究生。“苗老師的課會給人一種怦然心動、眼前一亮的感覺！”來自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博士生盧多果回憶起自己多次被震撼的經歷，不無感慨地說，“能夠聽苗老師的課是一種幸運，每堂課都有發覆的感覺”。

如果說課堂是教師與幾十位學生的互動，那么在苗潤博的辦公室，則更多是一對一的交心。“這間辦公室，就是當年劉浦江老師的辦公室。系里安排給我，我明白師長們的深意。”他清晰地記得自己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的誕生過程。那是十年前的冬天，北京下著鵝毛大雪，劉浦江每天騎著二八自行車從家中趕到辦公室，手把手帶著他從篇章結構、引用規范、專業表述等各個方面逐字講解、修改，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整整連續五天。“有一次，路途中劉老師還在雪地里摔了一跤。”說到這里，苗潤博一時語塞。

“劉老師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我的學生。”苗潤博如是說。當年上大三的孫潤澤的一篇習作，前后被他足足改了13稿才過關。“回憶起每次在苗老師辦公室，從午休到晚飯長談四小時的情況，真是緊張而又充實。”孫潤澤感慨。歷史學方法有些可以像師傅帶徒弟那樣，手把手地教，實實在在地傳遞，示人以軌轍，授人以漁，然而苗潤博深知，精神需要傳承，但是不能完全復刻。“老師的責任在于將歷史學方法可視化、路徑化，這是第一層。再往下，就要看個人的天分、關懷和思想了。”

“以身體之，耳鬢廝磨”

苗潤博曾經有一次意外“出圈”，那是在2021年9月，他以本科新生班主任的身份，在開學典禮上作題為“歷史學人的價值坐標”的致辭。這篇文稿不僅在歷史學系學生的朋友圈里廣為傳播，還被《北京青年報》等公共媒體轉載。

苗潤博從小喜歡讀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以至于如今的他常以偵探工作類比歷史研究。在尋常人眼中，歷史是寫好的，要被記住、被接受的。但在他看來，任何歷史敘述都是待檢驗的，好的歷史學家更像是一名偵探，從“犯罪現場”盡可能還原真相，這也是研究歷史最基本的意義。因此他的課程非常注重實操。苗潤博的課極少設置論文寫作，比如“中國史學史”期中考核有一項叫“修史實踐”，由他指定《明史》中沒有傳記的若干人物，讓學生分組合作，設立微型“史局”，選擇其中一位立傳。苗潤博希望通過這種別開生面的學術訓練，讓同學們體會古人修史的真實情境，對于史書的生成過程有具體而切實的理解。

該課程另一項考核是“論文批評”，要求學生從歷史學最權威期刊《歷史研究》中選取一篇論文，逐條檢核引文、出處是否正確，論點與論據之間是否互相支持。這項訓練傳承自劉浦江，旨在引導學生在揣摩學術規范的同時，樹立敢于批判、挑戰既有權威的理念和方法。“歷史學之所以能夠持續創新，關鍵就在于批判性思維和反思性重構。”苗潤博說。

“以身體之，耳鬢廝磨”是苗潤博在參加歷史學系研究生會舉辦的教師茶座后留下的寄語。2021級歷史學系本科生王姣回憶道，第一次去苗潤博的office hour，就被一句“跟著課程要求讀二手論著，在我看來不能算真正的讀書”給鎮住了。“功利性閱讀從來都是碎片化的，可以應付課程，卻難以饜足志學之心。自主性閱讀，特別是系統性地閱讀原典，才是真正的讀書。”在苗潤博看來，學生是否真正對學問有感覺，是通過與原始資料、古典文獻耳鬢廝磨慢慢磨出來的，學術的根基、養分與門檻、路徑都蘊含其中，惟有以身體之，方可能將它內化為自己永久的精神資源。

苗潤博有課后和學生一起吃飯的習慣，在他看來，這是與同學們深入接觸的好機會。一次“遼金史專題”課后，他與兩位選課學生同桌吃飯，兩人同為歷史學系大三學生，卻互不認識，問及原因，答曰：“我們一個研究宋史，一個研究元史……”這件事對苗潤博觸動很大，過早、過細的斷代意識成了學生力爭上游、搶占“內卷”陣地的手段，負面影響顯而易見。

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他希望能讓同學們盡量跳出斷代史的畛域，從更大的視野去思考問題。“斷代研究可以呈現歷史的剖面，訓練學生深入歷史的感覺和技能，但如果沒有貫通的關照，一頭扎進斷代里，很難做出大學問。”苗潤博說道。在“《四庫全書總目》研讀”課上，他鼓勵同學們選擇自己不熟悉的文獻去做課堂展示，引導他們在長時段的脈絡中觀察文獻本身的義例及學術風氣、歷史情境的流變。“研究者處理的個案，不應成為自我設限的藩籬，而應該關注它在多大程度上照亮、推展了整個人類思考的邊界。”

“起初，我們總是害怕自己沒辦法達到苗老師的要求。接觸久了，才發覺苗老師很可愛。”王姣說，課堂上，他很嚴肅，會結合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直接向學生犀利發問，不留一絲“情面”；課堂下，他活潑有趣，和學生一起聊旅行、聊運動、聊美食，還會談起妻子是自己初戀的美好。

師生之間的距離拉近以后，同學們發現，歷史學的精義不僅藏在典籍著作里，也在老師的言談行止之中。一次，苗潤博帶領本科班上的幾位學生到河南濮陽開展社會實踐。站在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宋回鑾碑前，苗潤博手指殘碑，眼神一下明亮起來，生動地再現出宋仁宗立碑前后的種種歷史場景。王姣邊聽邊抬起頭，看到碑上的“群胡”二字時，“仿佛能想象到契丹使臣經過此碑時的心境”。苗潤博對歷史學最純粹的熱情感染著學生，讓更多人相信，在現在這個談論關懷都顯得奢侈乃至奇怪的社會里，人們依然可以去觸碰人文的魅力。

“北大培養的不是優秀、精致的工匠，而是具有深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的學人。”苗潤博說，教學一方面是專業訓練，另一方面是人文關懷，他希望同學們如同騎自行車一般，用兩個腳蹬子騎行，這樣才能在學術道路上走得扎實、走得更遠。

行至今日，如果讓苗潤博從自己過去的求學、教學經歷里選取幾幕最珍貴的瞬間，有一幕一定能夠上榜。那就是當他站在講臺上，臺下是一群充滿朝氣的臉龐，在他講到激動處，捕捉到學生眼中閃爍著興奮亮光的畫面。當苦思冥想的課堂“爆點”、新鮮出爐的頭腦風暴呈現在教學中，呈現在與學生的交流里，在相互感召中產生碰撞、激起波瀾時，他會格外心滿意足。孫潤澤說，“苗老師偶爾會跟我們講，他不是‘不求回報’，他恰恰熱切地希望能夠看到我們的反饋”。

未來，苗潤博想開一門全校通選課，名字就叫“史學通識”。“我想多做一點，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理解歷史學的思維方式，去發現歷史學的現實關懷究竟在哪兒。”在他看來，真正有意義的歷史學問題，起點一定是對現實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的關心，而終點又必須是超越地域、超越古今、具有恒久價值的。在做一名好老師，影響一個又一個鮮活個體的過程中，他也在擁抱更為廣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