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寧檢察

編者按

周寧縣檢察院深入貫徹“誰執法誰普法”工作責任制，進一步擴大普法宣傳覆蓋面，為群眾提供“零距離”法治宣傳。今天，周檢說法繼續為您線上普法。

制圖／察畫匯創意社　王翊喬

◆洗錢犯罪的根本動因是要將非法所得合法化。洗錢犯罪與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金融犯罪、腐敗犯罪等上游犯罪有著緊密聯系，被洗的錢都是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

◆自最高檢2020年部署推進反洗錢工作以來，全國檢察機關采取系列反洗錢工作舉措，不斷加大反洗錢工作力度，不斷增強“一案雙查”意識，發現了一批洗錢犯罪線索，辦理了一批洗錢犯罪案件。

◆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擴大洗錢犯罪的主體范圍，將“自洗錢”納入打擊范圍，對洗錢罪的定罪量刑產生重大影響。2024年8月，最高法、最高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明確法律適用標準，回應司法實踐需求。

為什么要洗錢，直接花不行嗎？

當我們上網檢索關于洗錢犯罪的相關信息時，一定會看到這樣一條熱門提問。

而在這條提問之下，有一個高贊回答：如果錢是干凈的，隨便花。如果錢是不干凈的，敢花嗎？小時候從外面撿十塊錢買個棒棒糖，家長還要問錢是哪兒來的，說不出來真打。

顯然，那些需要“洗”的錢，一定是不干凈的錢，通過“洗”這一行為，試圖將贓款變“白”。而洗錢，也一定是非法行為。

既是非法，為何仍有許多人相繼跳入洗錢犯罪的漩渦？是利的誘惑，還是情的捆綁，抑或是其他不得而知的選擇？日前，本報記者深入全國多個省份采訪多起真實洗錢犯罪案件，以期從中找到答案。

被“洗”的錢，從何而來

上世紀20年代，美國某黑幫組織為處理手中的贓款，便購買投幣洗衣機開了一家洗衣店。每天結算營業額時，偷偷將贓款加入其中，一并依法納稅，贓款搖身一變成了合法收入。此后，人們便把此類將非法所得合法化的行為叫作洗錢。

可以說，洗錢犯罪的根本動因便是要將非法所得合法化。“洗錢犯罪與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金融犯罪、腐敗犯罪等上游犯罪有著緊密聯系，被洗的錢都是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廳長杜學毅告訴記者，為了“洗白”非法所得，切斷其與原始犯罪活動之間的聯系，上游犯罪人員會“發展”各類洗錢人員，借助多樣的手段，讓非法所得的來源和性質變得模糊，從而逃避監管機構的追蹤和法律制裁。這嚴重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應依法懲處。

毒販安某便是為了將毒資“洗白”，找上了莉莉（化名）。

最初，年輕的莉莉為謀生計，選擇出國打拼，在柬埔寨開了一家美容院。時間久了，有顧客詢問能否進行小額換匯。為留住顧客，莉莉開始提供換匯服務，安某便是與其經常交易的人員之一。

在逐步試探下，安某問莉莉能否進行大額換匯，并將換好的人民幣送到國內。莉莉雖然沒有進行大額換匯的能力，但害怕拒絕安某會影響生意，就托關系介紹他人幫助安某。

起初，莉莉并不知道安某做什么生意，直到2021年12月的一天，兩人聊天時，安某說自己是做毒品相關生意的。

然而，知道此事的莉莉并未停止與安某交易。她不僅聯系介紹境內外人員通過地下錢莊為安某轉移毒品犯罪所得，還用自己和親友的賬戶為其轉移贓款。檢察機關查明，莉莉幫助安某洗錢的金額高達580萬元。

最終，江蘇省濱海縣檢察院以涉嫌洗錢罪對莉莉提起公訴。2023年12月，莉莉因犯洗錢罪被法院判處刑罰。

莉莉深知制毒、販毒是犯法的，幫助他人洗錢也是犯法的，但她總抱有幻想，認為在異國他鄉不會被抓。殊不知當她選擇幫助安某轉移贓款時，結局已經注定。

近年來，司法機關不斷加大對洗錢犯罪的懲治力度，這從最高檢公布的一組數據中也可窺見一二：2024年檢察機關共起訴洗錢犯罪3032人，是2019年起訴洗錢犯罪人數的20余倍。

記者了解到，自最高檢2020年部署推進反洗錢工作以來，全國檢察機關采取系列反洗錢工作舉措，不斷加大反洗錢工作力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培育“一案雙查”意識，深化“一案雙查”機制，即在辦理上游犯罪案件時，檢察機關同步審查是否存在洗錢犯罪線索，及時追捕追訴洗錢漏罪漏犯。

為此，多地檢察機關出臺工作機制，加強反洗錢工作內部合力。如江蘇省檢察院印發指導意見，明確在辦理上游犯罪案件時，要同步審查是否存在洗錢犯罪線索，并把其作為開展訊問、詢問時的必問事項；上海市檢察院出臺實施方案，要求通過引導偵查、立案監督、追捕追訴等，強化洗錢犯罪線索審核。

隨著“一案雙查”意識的不斷增強，檢察機關發現了一批洗錢犯罪線索，辦理了一批洗錢犯罪案件，打擊洗錢犯罪力度不斷增強。

明知是洗錢，為何不回頭

阿強（化名）從未想過，自己同意妻子阿梅（化名）去他姐姐家當保姆，竟將妻子推入了犯罪的深淵。

阿強的姐夫是某村村委會主任。用阿強的話講，他這個姐夫“很猖狂”，手下小弟眾多，勢力大，經常干一些違法犯罪的事，姐姐也有參與。2020年，阿強的姐夫和姐姐分別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判刑。

在對上述案件依法介入引導偵查時，江西省鷹潭市月湖區檢察院發現了阿梅涉嫌洗錢犯罪的線索，并開展立案監督工作。

“我知道他姐姐、姐夫在外面做了一些違法犯罪的事，阿強囑咐過我不要參與。但那是他親姐姐，我又在她家帶小孩，她要拿我的銀行卡去用，我也不好不給。”到案后，阿梅如實供述洗錢罪行。

當問及阿梅是否知道對方拿銀行卡是去洗錢時，她說：“開始不知道，后來就知道了。她經常用我的卡進行大額資金流轉，并讓我到銀行簽字或拍照。她用我的卡流轉的是賭場上的資金和高利貸。”

明知幫他人流轉的錢是非法所得，阿梅卻礙于親情，從未拒絕。她僥幸地認為，自己沒有參與開賭場等犯罪行為，便查不到自己。殊不知，隨著我國反洗錢工作機制的不斷完善，洗錢犯罪已然無處遁形。

“近年來，我國反洗錢工作機制不斷完善，各部門之間密切配合，可以說，打擊洗錢犯罪的實戰能力穩步提升。”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新看來，各部門之間建立起的“一案雙查”、情報線索研判、案件會商等工作機制，進一步提升了洗錢犯罪的打擊力度，且成效明顯。

2022年，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等11部門聯合開展打擊治理洗錢違法犯罪三年行動，要求依法打擊各類洗錢違法犯罪行為。

2023年，國家監委辦公廳、最高檢辦公廳、公安部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在辦理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加強反洗錢協作配合的意見》，進一步加強反洗錢協作配合，加大辦案力度。

與之相適應的是，各地檢察機關也在不斷探索區域內協作機制。例如，江西省檢察院與中國人民銀行江西省分行、南昌海關等部門聯合印發關于辦理洗錢犯罪案件若干疑難問題的會議紀要，就反洗錢刑事政策把握、協作配合、法律適用等問題形成共識；山東省檢察院牽頭，會同該省反洗錢聯席會議部分成員單位制定洗錢犯罪線索處置工作辦法，規定了各辦案機關發現洗錢犯罪線索后的處置程序，進一步凝聚反洗錢工作合力。

利字當頭，一錯再錯

洗錢犯罪，終歸逃不開一個“錢”字。利字當頭，總有人一錯再錯，在違法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然而，當東窗事發，那些費盡心思取得的不義之財，終成泡影。

紅葉（化名）拿著320萬元現金買房的故事，至今都讓河北某售樓處工作人員印象深刻。如今，隨著紅葉因犯洗錢罪落入法網，房子也被查封。

曾經的紅葉生活簡單，沒有大額存款，也沒有高額消費，每月還需還貸。但后來，紅葉過上了“有錢人”的生活——開豪車、買名表、出國游，家庭消費水平迥異于前。

變化發生在紅葉的丈夫呂某與他人成立某商貿公司之后。該公司名為商貿公司，實則干著非法集資的勾當。自2016年公司成立至案發，呂某等人共集資詐騙40余億元。

河北省唐山市檢察院在審查起訴呂某等人非法集資一案時發現，作為呂某的妻子，紅葉通過購置房產的方式，協助呂某將犯罪所得轉變為其他形式的財產，以掩蓋其非法來源，涉嫌洗錢犯罪。

“她曾拿320萬元現金去買房，證據顯示這筆錢是商貿公司的財務人員從集資賬戶上取現的。由于售樓處不收現金，這筆錢在同一天又存入她父親的賬戶，兩天后，她以父母的名義購買了兩套房產。此前，紅葉還曾以女兒的名義購買一處房產，用的也是集資款。”唐山市檢察院承辦檢察官說，經自行補充偵查，該院追加起訴紅葉涉嫌洗錢罪。

然而，法院一審判決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紅葉知道商貿公司非法的經營模式，因此洗錢罪不成立。

“認定洗錢犯罪，主觀要素的證明非常重要，要看犯罪嫌疑人是否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這些錢是上游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河北省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部檢察官趙爽解釋說，只有證明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洗錢犯罪才有可能成立。

那么，紅葉是否知道呢？

趙爽告訴記者，圍繞紅葉是否主觀明知，檢察機關通過引導偵查和自行補充偵查進一步完善證據體系，證實紅葉存在為該商貿公司虛假墊資、介紹他人參與集資并提取返利的行為。于是，唐山市檢察院提出抗訴，河北省檢察院支持抗訴。最終，二審法院經審理全部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對紅葉以洗錢罪定罪處罰。

記者了解到，長期以來，洗錢罪主觀要素的認定是影響司法機關查處洗錢犯罪的棘手問題之一。為了統一執法司法標準，切實提高辦案質效，2021年3月，最高檢、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6件懲治洗錢犯罪典型案例。2022年11月，最高檢再次發布5件檢察機關懲治洗錢犯罪典型案例，加強辦案指導。

值得一提的是，為積極應對洗錢犯罪新形勢，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擴大洗錢犯罪的主體范圍，將“自洗錢”納入打擊范圍，對洗錢罪的定罪量刑產生重大影響。2024年8月，最高法、最高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明確法律適用標準，回應司法實踐需求。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錢、扎牢制度防火墻’。”嚴懲洗錢犯罪，推動金融在法治軌道上高質量發展任重道遠，但檢察機關一直在路上。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