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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解放區政權和人民武裝軍隊的承認與處置問題,是國共談判期間最為棘手的問題。
圍繞這個關鍵問題,國共雙方代表團在談判桌上唇槍舌戰數輪,始終未能達成共識,談判一度面臨破裂,最后在美國大使赫爾利的撮合下雙方才繼續回到談判桌上。
毛澤東提議華北四省主席由共產黨人出任,這樣一來可以繼續確保解放區政權穩定存續,二來也可以配合蔣介石實現全國政令統一促進和平建國。
對于毛澤東這一顧全大局的提議,妄圖獨吞全國的蔣介石自然不會答應,于是輕蔑地回應道:
“華北四省省主席由共產黨人出任是斷不可行的,但是待局面穩定后,毛先生還是可以出任一個省主席的嘛。”
主席追問道:
“哪個省?”
“新疆省!”蔣介石一字一頓地說道。
對于蔣介石這番近乎羞辱般的言論,主席并沒有當場駁斥回擊,而是在會談結束后做了一個十分巧妙地回應。
那么主席究竟做了什么回應?又為何會如此回應?這就要從重慶談判的始末細節說起了。
蔣介石的嘴臉與算盤
為了獨吞勝利果實、實現官僚資產階級對全中國的反動統治,蔣介石在國內外同時陰謀布局,意在對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武裝力量開展全方位攻勢。
在國際方面,蔣介石早在很久之前便得到了美國方面的認同與支持。在日本投降儀式前夕,重慶政府為了獲取蘇聯方面的支持,與斯大林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在得到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背書與支持后,蔣介石儼然一副全國領袖模樣,對即將到來的和談與內戰也不由得平添了幾分自信。
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8月11日,蔣介石連下了四道電令:
一方面要求八路軍待在駐地“勿得擅自行動”;
另一方面又命令國民黨軍隊海陸空三路并進“加緊作戰”,盡快完成對日偽軍的受降;
同時還命令各地偽軍“維持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員長許可之外收編”。
為了更快搶占地盤,蔣介石還找了美國人幫忙,不僅要美國人幫自己運兵,還讓杜魯門以盟軍最高司令部的名義,宣布自己才是全中國唯一有權下達受降指令之人。
可是,我國抗日軍民接收自己用無數戰士的犧牲才換來的勝利果,實難道還需要美國人來批準嗎?
面對蔣介石的無理要求,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斷然不能答應,因此在得知日本宣布投降后朱老總就曾立刻下令:
各解放區和敵后武裝切斷敵戰交通要道,向敵人據點發起迅猛進攻要求他們投降,對于拒不投降者一律堅決消滅!
眼看八路不聽自己的命令,蔣介石決定執行下一步計劃,也就是“假和談”。
從8月14日起,蔣介石先后向延安拍出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赴渝共商國事。
在電報發出之后,為了制造輿論壓力,蔣介石指示各大媒體與“御用文人”造勢,大談“和平”與“團結”。
許多不明真相的媒體人在蔣介石發動的輿論聲勢中也被迷惑,開始為蔣介石所謂的“和談”鼓噪幫腔。
不過這場輿論宣傳雖然來的熱烈,但是重慶方面卻沒有真正進行和談的計劃準備。
時任《中央日報》總編陶希圣就曾坦言其認為毛澤東根本不會來重慶,他們做的只是在“制造空氣”而已。
起初按照蔣介石的預想,毛澤東是不會來重慶與他會談的,而自己屆時就可以借由毛澤東“拒絕談判”、“破壞和平”的借口直接發動對解放區的進攻。
即使毛澤東答應了自己的邀請來重慶談判,自己也可以借此時機迅速調動部署兵力準備內戰。
所以無論會談是否進行,蔣介石都能找到機會如愿發動內戰,可謂是進亦贏,退亦贏。
為了揭穿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借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的陰謀,我黨也進行過輿論反擊。
8月22日《新華社》發表了《蔣介石哿電書后》的社論,揭露了蔣介石誑談和平,假談真打的陰謀,還對蔣介石壟斷受降權之事進行了回擊,但是卻被國民黨當局以輿論管控為由扣發了。
主席親赴鴻門宴,國府假戲成真唱
雖然蔣介石一開始就沒想過與共產黨進行和談,早早就抱定了實施內戰的計劃。但是美國與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卻出于各自的意圖,十分希望國共能進行和談。
為此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親自來華調節國共關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也親自飛往延安做工作,并與蘇聯大使彼得洛夫一起保證了共產黨代表團的人身安全。
毛澤東和朱德在延安會見赫爾利
隨著國內外呼吁和談的聲量越來越高,對于毛澤東來說,參加會談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于是8月2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決定與周恩來一起前往重慶參加和談。
為了防備出現意外,毛澤東提議由劉少奇同志來代理自己的職務,并提名陳云,彭真二位同志為候補書記,確保無論什么情況下,中央政治局會議依然可以保持運作。
做好萬全準備后,8月28日毛澤東攜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乘飛機從延安飛往重慶。
在毛澤東抵達重慶當夜,為了展示“國府誠意”,蔣介石就在林園官邸設宴招待毛澤東。
翌日又與毛澤東舉行會面,并就一些關鍵問題交換意見,重慶談判也自此拉開序幕。
其實在共產黨代表團抵達重慶之前,蔣介石并沒有想到毛澤東真的會來重慶赴“鴻門宴”,所以一開始就缺乏對談判的準備。
另外,由于中共代表團在來重慶之前就作了充分的準備,重慶談判中的很多條款其實是由中共代表團提出的。
雖然就各方實力來說國民黨優勢更大,而且在此次談判中,國民黨還派出了王世杰、張群、張治中等精于談判業務的老手。
但是正是由于我黨以有備擊無備,加之國民黨代表團背后由蔣介石一手操縱,并無真正斷決權力,故而中共代表團在談判中反而取得了不少主動權。
蔣介石獅子大開口,中共代表團據理力爭
和談伊始,蔣介石自恃實力強大加之有美蘇在背后支持撐腰,而且還是當時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正統合法政府,在法統、軍事實力、外交環境上都占有絕對優勢。
蔣介石獅子大開口,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政令軍令必須統一于國民政府共三點要求。
企圖借此一舉,逼迫共產黨就范乖乖交出解放區政權和抗日人民武裝,借假和平之名來實現真正的獨裁,妄圖只許出去幾個官職就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
面對國民黨代表團提出的諸多無理要求,中共代表團自然是斷然拒絕的,但是,對于蔣介石獅子大開口提出無理要求之事,其實毛澤東一開始就有預料。
出發之前,毛澤東專門講了讓步的必要性和讓步的原則:
“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但是絕對不能作出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妥協,要以人民根本利益為談判底線。”
所以在重慶談判中,我黨也做了許多妥協,比如改聯合政府為參與政府,承認國民黨為中國第一大黨,在和平團結統一的基礎上擁護蔣介石的領導與三民主義。
為了促成兩黨和和平建國,中國共產黨做出了極大的退讓與妥協。
但是在提出兩項退讓的同時,中共代表團也提醒國民黨代表團,中國共產黨依然領導著一百二十萬軍隊和十九塊解放區,共計五百八十余縣。
所以關于解放區和共產黨軍隊的處置問題,就成了重慶和談中雙方交鋒最為尖銳的地方。
畢竟蔣介石愿意與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而非直接進兵來犯,其實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手上有一支規模很大的武裝力量,還在擁有一億人口的解放區建立了民主聯合政府。
在軍隊問題上,中共代表團提議將中共軍隊整編為53個整編師,但是國民政府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只愿意提供6個整編師的編制。
后來在提出十一項決議時,中共代表團又提議將中共軍隊編為16軍48師,但是國民黨依然拒絕了這一要求,只提供12個師的編制。
最終美國大使赫爾利出面撮合,提議中共將軍隊整編為20個師,還要說讓毛澤東做新疆省省主席。
對于赫爾利的提議,毛澤東認真考慮了將軍隊改編為20個師的提議,最后在和國民黨幾輪談判后,將共產黨軍隊的編制暫時定為了24個整編師。
至于出任新疆省主席這一條,毛澤東雖然當場只是笑著婉拒沒有發火,而是隨后在詩中隱喻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屎不黃金。”
蔣介石一開始堅決不承認解放區的存在,但是,毛澤東則認為,堅持承認中共地位就必須承認解放區和中共軍隊,否則中共地位就無法得到保證。
圍繞地盤的問題雙方爭執不下,最后為了尋求破局毛澤東還是作出讓步,表示愿意將其所領導的散布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的解放區一并撤銷,解放區內軍隊也即刻撤離。
另外共產黨在此事上也可謂是言而有信,劉少奇在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后很快就下達指令,要求上述解放區部隊撤出的越快越好。
這番妥協看似吃虧,實則卻是一石二鳥。
一來通過撤出解放區,中共充分向外界表達了和談的誠意,反倒是讓國民黨看上去咄咄逼人。
二來,也為后續有可能爆發的戰爭做好了準備。
因為放棄的八處解放區都接近國民黨統治區腹地,周圍國民黨勢力強大,而且大多無險可守,所以如果一但與國民黨開戰,那么這些解放區很容易就會被國民黨各個擊破消滅掉。
將軍隊撤出上述解放區,收縮防線,反而加強了交通要道地區的軍事力量,這樣即使開戰中共面臨的局面也會好應付很多。
雖然在幾次談判之后,國民黨作出一定的妥協退讓,提出了行政專員這個折中方案,勉強承認了解放區的客觀存在。
但是做出的退讓實在有限,所以中共最后也沒有接受這方面提案。
天翻地覆慨而慷,人間正道是滄桑
在經歷了談判桌上和桌下的多輪唇槍舌戰較量后,雙方終于在1945年10月10日正式簽訂《會談紀要》,也就是俗稱的“雙十協定”,為長達四十五天的重慶談判畫上了休止符。
《雙十協定》簽訂的第二天毛澤東就乘飛機回到了延安,一方面開始積極準備和平建國事宜,另一方面也開始調整部署準備應對可能的內戰。
而事實也正如毛澤東預料的一般,蔣介石雖然主動發起會談,作出了一副渴求和平的姿態,但是一開始就打定了要內戰的主意。
在重慶談判的第二年六月,蔣介石悍然毀約,對我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內戰正式拉開序幕。
在內戰中,從蘇中七捷到淮海戰役,再到百萬雄師過大江,短短三年時間人民解放軍就摧毀了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昔日在重慶風光無限的蔣介石,最終也只能宛如喪家之犬一般遁走臺灣。
在廣大人民群眾萬眾一心之下,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了解放戰爭勝利,在天地之間從此有了新中國,而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也從此翻開了新的篇章!
參考文獻:
重慶談判前夕的輿論較量_簡奕
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的底線思維研究_賀簫涵
胡喬木回憶重慶談判及簽訂《雙十協定》始末
關于毛澤東七律《重慶談判》_盛巽昌
從日常談話的角度看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的統戰工作_唐正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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