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美國政商界人士密集來京參訪。作為特朗普政府換屆后首位訪華的政界人士，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戴安斯此次訪華備受關注。他與特朗普關系密切且曾參與中美經貿磋商，被外界視為“知華派”。其訪華正值美國計劃4月初實施“對等關稅”的敏感節點，被認為美方試圖通過“中間人”保持與中方的溝通，并為特朗普訪華鋪路。

近期，特朗普多次聲稱，他將跟中方高層會面，美方在貿易問題上與中方有“對話”的空間。在此之前，特朗普曾宣稱，希望就任后百天內訪華。客觀來說，特朗普想與中方就貿易問題進行談判并做成一筆大生意，但他的談判立場更傾向于讓中方單方面“讓步”。為此，特朗普政府還延續美方慣用的“憑空造牌”的策略，將所謂“芬太尼問題”與關稅談判捆綁，試圖逼迫中方作出妥協和讓步。而中方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并利用手中持有的數千億美債對其形成威懾。

如今，中美貿易戰陷入僵局，戴安斯訪華意在保持與中方的溝通，并為特朗普總統訪華鋪路。與此同時，禮來、高通、蘋果等近 30 家美企高管集體來京，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釋放出繼續投資中國的強烈信號。這些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戰略布局，如禮來擴大產能、蘋果深化供應鏈合作，這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博通CEO陳福陽所言，美企普遍支持自由貿易，反對將經濟問題政治化。這種“政冷經熱”的反差，暴露出美國國內對華政策的分裂—白宮的意識形態對抗與企業界的務實利益訴求之間存在深刻矛盾。

面對美方的施壓，中方以法律手段與外交博弈相結合，展現出堅定的戰略定力。3 月 23日正式實施的《反外國制裁法》細則規定，被列入反制清單的國家，實體或個人，將對其實施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財產，禁止或者限制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反制措施，并保留采取強制執行財產以及其他更嚴厲反制措施的權利。這一“精準打擊”機制不僅回應了美方的單邊制裁，更構建起系統化的反制框架，迫使美方不得不權衡對華制裁的成本和風險。

在貿易戰層面，中方直接用行動表態，并采取“以斗爭促合作”的策略：一方面通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起訴美方加征關稅的違規行為，另一方面保持對話窗口開放。正如中方高層在會見戴安斯時強調的，中美應“做大合作蛋糕”而非“打貿易戰”，這一表態既是在告誡美方不要升級貿易戰，也再次強調了中美經貿互利共贏的本質，并為解決兩國經貿談判預留了空間。

當前，美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已陷入“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困境。經合組織報告顯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已導致美國2025年經濟增長預期降至2.2%，通脹率上漲至2.8%。具體到產業層面，2018年鋼鋁關稅雖保護了 1.4 萬個鋼鐵崗位，卻導致下游制造業損失 7.5 萬個崗位，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政策，引發美國國內的強烈反對。大型鋁生產商美國鋁業警告稱，目前的關稅政策可能會使美國損失10萬個工作崗位。

特朗普政府對外加征關稅看似符合“美國優先”政策，但實則卻在反噬美國企業。據開源信息顯示，自美國政府換屆以來，美國“字母表”公司股價跌幅超過15％，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的身家縮水約290億美元，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的財富縮水約1480億美元。從2月20日到3月20日，美股總市值已累計蒸發大約7.7萬億美元。

更嚴重的問題是，美國的單邊主義正在破壞其國際信譽。歐盟、加拿大等盟友已經開始對美實施對等反制，并通過調整供應鏈“去美國化”來規避風險。例如，歐洲消費者發起抵制美貨運動，多國企業加速布局中國市場以減少對美依賴。這種被“全球圍毆”局面，使得美國在貿易戰中愈發孤立。

就中美戰略博弈來看，雙方正處于“邊打邊談”的僵持階段：一方面，雙方在關稅、科技、地緣政治等領域的競爭持續加劇；另一方面，經濟相互依存與全球治理需求又迫使雙方均希望保持溝通，且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而美國政商界的密集訪華，本質上就是中美關系“競合交織”的縮影。

在這場博弈中，中方以法律反制與開放政策“雙管齊下”，既捍衛了自身利益，也為合作保留了足夠的空間。美方若不能摒棄“美國優先”的零和思維，終將在這場“沒有贏家”的貿易戰中付出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