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遙遠的青藏高原，曾有過一個強大部落的存在，那就是吐蕃。

與其說這是一個原始的部落，不如說這是一個強大的王朝。

吐蕃王朝從西方對整個大唐的統治產生威脅，其內部的行政和民事建設，也漸趨完善。

在整個國家建設體系中，法律制度起到了基礎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不過吐蕃王朝卻有著這樣一個怪象，他們的民事法律建設非常完善，普通民眾之間的相處模式，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之中進行。

但他們的行政法律卻有所欠缺，法的公平公正的本色，并未在吐蕃王朝的行政法律中有所體現。

更關鍵的是，他們的法律制度和宗教有著極其緊密的關系。

為何吐蕃王朝的行政法律會出現斷層？他們的法律制度又從何而來？

聯系佛法，建設法治

大唐是一個繁榮的朝代，唐朝統治者們也有著一貫的驕傲。

作為中原王朝的絕對控制人，他們一向不把少數民族政權放在眼里，但只有一個政權，曾令他們感到深深威脅。

這個政權來自中原的西南部，是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

后來的人提起吐蕃王朝，總是會想到那位最著名的領袖，松贊干布，提起松贊干布，人們又總是會想到文成公主進藏的故事。

實際上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相當具有政治才能的領袖。

在他的統治之下，吐蕃王朝由一盤散沙變成更有凝聚力的集體，王朝的各方面體制建設也漸漸完善。

松贊干布最為人稱道的政績，就是在吐蕃王朝建立了相對嚴密的法治體系。

他們的法律制度和思想理念，與根植于本土的宗教有著深深聯系。

宗教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甚至某些宗教信仰則成為了人們的生活標準。

正因如此，王朝內部的民事法律才會建設得如此充分，因為這直接與宗教相關。

至于行政法律，則變成了斷層式的存在，畢竟宗教與政治之間，還是存在著一定的距離。

西藏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宗教，除了大眾所熟知的佛教之外，那就只有受到了人們普遍認同的本土宗教，苯教。

苯教在西藏地區生根發芽之時，佛教還沒有從天竺，也就是印度傳入中國，作為本土宗教，苯教對民眾的思想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它的核心思想是萬物有靈，人不是天地萬物之間的主人，也不能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俯瞰眾生。

天地之間，每一種生物都自有其運行規律。

人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應當尊重他們的規律，尊重世界的自然法則，尊重身邊的一切。

萬物有靈，這是上天對民眾的宣告，同時也是一種行為上的約束。

正是因為其他動植物都有靈性，所以人類才不能隨心所欲地傷害別的生靈。

也正是因為萬物有靈，不同部落之間在產生斗爭和糾紛之時，大部分人往往會在宗教精神的指引之下，給敵人留下最后一點退路。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這一宗教與強調仁義的其他學術流派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復雜的信仰往往會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一定的距離感，所以在宗教的影響之下，整個西藏地區也呈現出相對松散和分裂的狀態。

若是能在宗教的基礎之上建立一種贏得共識的制度，整個地區才能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佛教的傳入，給宗教團結帶來了一絲希望。

松贊干布成為吐蕃王朝的首領之后，佛教才傳入西藏。

他是一位相當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者，從當上首領開始，他就一直在向王朝內部的諸多官員和民眾強調，整個王朝一定不能以封閉的形式發展。

人們必須走出去，以包容的眼光去看待和接納其他文化的先進之處，甚至能以辯證的方式去引入先進文化的長處，本地區的文化才能夠實現創新和長遠發展。

至于佛教，這正是松贊干布為吐蕃王朝帶來的一絲光明。

在此之前，本土宗教一直倡導民眾重視自然，重視世界萬物，但唯獨忽視了自身的價值。

而佛教不同，佛教講究眾生平等，每一個人都是被浩瀚的佛學文化包容的個體，每一個人的人生尊嚴和價值都應當得到肯定。

佛教的出現，讓大多數處于迷茫狀態的民眾重新找到了方向，久而久之，它也得到了更多認可和接納。

在發展過程中，佛教逐漸取代本土宗教，成為了最受當地民眾推崇的一種宗教形式。

而佛學文化的傳入和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王朝內部法律制度的建設。

佛學文化當中的某些觀念，更是成為了民事法律制度建設的藍本。

比如佛學當中講究不偷盜，它強調個人財物的所有權和歸屬權，每一個人只能享用自己所有的財物，不可隨意侵犯他人的財產權利。

在此基礎之上，王朝法律作了更為完善的規定。

凡是偷盜之人，將會根據其情節輕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

法律給偷盜的數量定下一定的標準，在標準之下，偷盜者需要全數返還所有物品，并作出相應的補償。

若是在標準之上，偷盜者也許會面臨抄家乃至殺頭的懲罰。

又比如說不殺生，不可濫殺生靈，不可侵犯他人的生命權，在此基礎上，法律又作了延伸。

殺人者，必將付出生命的代價。

若是故意殺人，兇手將會被法律處以死刑，若是意外殺人，法律也會根據兇手的犯罪過程而作出相應的處罰。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些傳統文化中天經地義的事情，也被寫進了法律體系之中。

由此可見，吐蕃王朝的法律幾乎都圍繞著民事行為展開。宗教本身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而與宗教相關的法律，自然離不開民事的框架。

但是在行政權力層面上，法律沒能作出相應的規定，這也是吐蕃王朝法治體系的一大漏洞。

內部問題，導致缺陷

行政法律之所以會出現斷層，這與吐蕃王朝的內部問題有很大的關系。

王朝內部的松散結構，讓行政法的出現變得極為困難。

眾所周知，早前的吐蕃王朝由各大各自為政的部落組成。

部落與部落之間有著競爭甚至敵對關系，有些部落首領甚至抱有你死我活的斗爭觀念，王朝內部并不團結，整體結構趨于分裂。

這樣的現象，正是大唐統治者喜聞樂見的局面。

王朝內部松散，政權就不可能真正強大。

只要吐蕃王朝不做強做大，他們就絕無可能對大唐產生統治上的威脅，可松贊干布的出現，卻扭轉了社會現實。

他是一個具有強硬手腕的統治者，也是一位相當睿智的政治家。

在他的領導之下，各個部落逐漸放下分歧與隔閡，開始向著團結和統一的方向靠攏。

政權內部的松散程度有所減輕，行政法才有出現和發展的可能性。

但是與傳統的民事法律相比，行政法律出現的時間實在太晚。

由于起步較晚，在后續發展過程中，它也呈現出先天不足的特征，甚至出現了斷層的現象。

王朝內部的財產歸屬和權利劃分，同樣也不利于行政法的發展。

眾所周知，法律和財產可以直接掛鉤，尤其是在財產私有制社會中，法律可以保障財產所有者的利益。

然而在吐蕃王朝，底層民眾幾乎沒有財產所有權，對于占據著龐大人口數量的奴隸來說，財產更是空中樓閣。

他們是人，同時也是貴族和奴隸主的財產，當人淪為財產之后，他們就可能被貴族肆意分配，他們的人生結局也沒有辦法被自己掌控。

這是一種畸形的財產現狀，導致了嚴重的階級落差和分化。

王朝中的貴族占據著絕大部分的土地資源以及其他的社會生產資源，所以在生產勞動中享有絕對的優勢。

而底層百姓，既是勞動者，也是貴族手中的工具，他們創造的一切勞動價值，最后都會成為貴族占據的財產。

奴隸經濟的存在，限制了吐蕃王朝的財產發展以及制度完善。

那么相應地，整個王朝的行政法律也會發展緩慢。

松贊干布作為一個頭腦清醒的領袖，他也意識到王朝存在著這樣明顯的短板和漏洞。為了推動社會進步，他必須想辦法彌補。

只是，整個社會的發展基調，注定了他的彌補效用有限。

吐蕃王朝本就是一個以宗教為核心建立起來的行政集團，只有宗教才有可能成為民眾心中的信條。

至于法律，它最多只能成為底線，成為一種強制性的保障。

深入人心存在的，往往是宗教。而宗教在行政層面上的欠缺，也就導致法律在行政層面上的欠缺。

久而久之，就連統治者也對行政法的問題無能為力。

對外交流，積極學習

從吐蕃王朝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在沒有法理精神奠定基礎的情況下，民事法可以從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中產生。

這一點，與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建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方國家首先產生了法理思想，比如羅馬法的思想，比如人文主義思想，比如啟蒙運動中的某些思想觀念。

在此基礎上，資產階級建立并完善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以此來保障國家政權平穩運行。

先有理念，后有制度，再有創新，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可是在吐蕃王朝，法律的建設根本談不上理想。

這里的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文化建設也相對落后，先進的法治理念并沒有生存空間。民事法是在民事行為中產生，而非從法治理念中產生。

在后續的行政法發展過程中，松贊干布意識到了對外交流的重要性。他積極來到政權更為先進的唐朝，積極與周邊國家的政治領袖結交。

從他國的治理經驗中，他能夠對癥下藥，找到行政法的發展方式。哪怕速度緩慢，他也能推動整個王朝走向光明，這就已經足夠。

結語：

吐蕃王朝的法律和法治建設，實在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文化發展背景，使他們的法治體系與宗教文化密切聯系在一起。

宗教與民事相關，所以他們在民事法律上有著許多創造性輸出，宗教忽略了行政，所以行政法也就成為了他們的法制短板。

參考資料：

《唐書》

《西藏王統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