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的一個晚上，中共地下黨員宋劭文電話約劉岱峰（1935年在太原被捕脫黨）、戎子和去他辦公室聽留聲機，放唱片《義勇軍進行曲》，宋提出每年“九一八”都要開個會紀念一下，今年是“九一八”五周年，建議成立“山西抗日救國同盟會”，宣傳組織群眾抗日。三人商量后一致同意，并分頭聯系了省政府高參秘密黨員杜任之，楊愛源的外甥秘密黨員張軒，閻錫山的貼身秘書政訓處主任梁化等10 多人向閻寫了報告。

經閻錫山同意后，由宋劭文起草組織綱領，劉岱峰起草政治綱領，由發起人到閻處開會討論通過，9月18日在原國民師范大禮堂召開了成立大會，推舉閻錫山為會長，并選舉臨時執委會和常委會。劉岱峰被選為常委會委員。并立即將成立情況和綱領發送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及全國各省。

蔣介石閱后給閻打電話，說犧盟會的綱領有點共產黨的味道。閻錫山立即召集會議，要求大家考慮修改一下。劉他峰說，開會討論時，我曾經逐段逐句念過了會長都是同意的。閻卻說，你念的時候，我打瞌睡了，沒聽見。會后，大家拖延，不積極修改。10月，薄一波從北平回到太原，閻要他負責犧盟會工作。從此，薄一波開始接手犧盟會的工作。11月召開犧盟會代表大會，選出正式執委、常委，劉岱峰被選為執委。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占領了北平和天津。薄一波建議，由閻錫山出面組建新軍，得到了閻的同意。劉岱峰參與組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共有4個總隊，還有工人武裝自衛隊、政治保衛隊。至1938年6月，發展到4萬余人，分赴山西各地建立抗日根據地。山西新軍名義上統歸閻長官領導，用閻的話“守土抗戰”，戴國民黨的帽子，領山西軍需軍餉，但在政治方面，實際上是中共領導的一支抗日隊伍。

1937年9月，劉岱峰參照中共中央頒發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起草了“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經薄一波、戎子和閱后報閻錫山。閻閱后表示同意。撤到臨汾后，他通令山西全省軍、政、民全體遵照實行。

11月8日，太原失守。犧盟總會負責人薄一波任決死一縱隊政委，決定去晉東南，調太原“犧盟會”中心區的牛蔭冠到總會。閻錫山令成立行營政治處，劉岱峰擔任主任，主管新軍政治工作。總會與政治處也遷到臨汾，駐城西土門鎮東西澗壁村，兩個單位合署辦公，兩個名義，一套人馬，有4個干事，幾個勤雜人員和一部電臺，總共有20余人。

1938年初，日寇進攻臨汾。閻錫山遷駐吉縣，政治處和犧盟總會帶領隨營學校一起打游擊。行軍兩天多，經過大寧、午城，到了汾西縣山云村，與決死2縱隊會師。在這里，劉岱峰籌建政治保衛隊209旅，自兼代旅長，以隨營黨校干部和學員為骨干，加上政衛隊(一個連)和民兵及新參軍的青年。建成后，由隨營學校負責人張紹方任旅長，調決死一縱隊廖魯言任政治委員。

1938年底，日寇進攻吉縣，“犧盟會”遷駐吉縣縣城里，政治處改名“太原綏靖公署政治部”，駐雨村，相距5里，主要主管新軍政治工作，以及有關新軍的軍需供給等方面的事情。梁化之任主任，但不來上班。劉岱峰任副主任，全權負責政治部的工作。

1939年1月，閻錫山及其大本營過黃河駐陜西宜川縣秋林鎮，犧盟總會及政治部也遷到秋林鎮一帶，駐上下葫蘆村。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此時也駐在秋林鎮卓家莊，主任是王世英，他與劉岱峰的來往很密切，將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對山西的任務、政策及時傳達給劉岱峰。

王世英

1939年6月，蔣介石通知閻錫山令其成立第二戰區政治部，并派反共分子何紹南來擔任副主任，劉岱峰被任命為少將秘書長，隨后，他以秘書長的身份，去秋林第二戰區司令部領回印件、文具等，還有一本第二戰區司令部的“護照”即通行證，共100張，由劉岱峰自己保存，并未交給秘書課。

1939年秋林會議后，山西政治形勢惡化。11月到12月間劉岱峰用各種名義疏散政治部的干部(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以及民族革命大學師生和在秋林集訓團等單位工作的干部共300多人。政治部的干部，有的調動工作到晉東南如南棣等10多人，有的到晉東北(即晉察冀邊區)如科長黃一然、牛啟年、趙珣等人：有的以請假去西安看病為名，實際上去了延安(如新軍政治部宣傳組組長譚右銘等)，有的請假回家探親，實際上調給中共地方黨委。這些干部的調動都用的是劉岱峰手中的第二戰區司令部的“護照”，一路通行無阻。同時，劉岱峰還把“護照”給了牛蔭冠幾張，由他疏散犧盟總會的干部。

1939年3月，閻錫山召開秋林會議，提出新軍按晉軍改變編制，取消政委制，這是他陰謀取消犧盟總會和新軍的第一步。對此，到會的新軍和“犧盟會”的領導人一致反對。劉岱峰和一些同志寫文章，在黃河出版社出版的《犧牲救國》、《黃河戰旗》和《政治周刊》等刊物上發表，揭露批判山西頑固派的陰謀。

1939年11月決死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韓鈞在被閻錫山羈押3個月后，躲過閻錫山的暗殺，返回部隊后，召開負責干部開會，說明形勢很緊張，計劃“先發制人”。政委張文昂不相信，于是，發電給政治部梁化之、劉岱峰，說韓鈞從秋林回來后神經過敏，認為形勢緊張，究竟如何，盼電告。

劉岱峰未給梁化之看電報，急速回電稱:“形勢緊張，按韓鈞的意見辦。”在這關鍵時刻，這份電報使張與韓及二縱領導統一了認識，決定一致行動。他們也報告中共區黨委書記林楓，林又請示中共中央，中央表示贊成“先發制人“。

12月，閻錫山發動“十二月事變”，亦稱“晉西事變”。由于之前劉岱峰經常將閻對形勢發展動態的看法通過電臺傳達給各新軍領導。梁化之開始對劉岱峰產生了懷疑，要譯電股齊端陽將劉岱峰的電報稿送到秋林審閱，梁閱后很惱火。決定以后一切電報須經梁化之自己簽發。

12月上旬，梁化之打電話要劉岱峰去秋林。劉到后，梁稱因閻有要事，要劉岱峰在秋林等他，而梁卻帶上警衛到上葫蘆村，繳了政衛隊(警衛連)的子彈，并將隊長和指導員帶回秋林，宣布由他帶來一名姓范的任隊長兼指導員。同時，梁化之還帶上警衛員到劉岱峰住的密洞，找到江冬，氣洶洶地，讓江冬把劉岱峰的兩支新手槍交出。江冬無奈拿出來交給他，梁即得意忘形地走了。

就這樣，梁繳了劉岱峰的械。梁回秋林后對劉岱峰說，今天不早了，改天再談吧。劉岱峰回到上葫蘆村后，才知道梁繳了政衛隊的械。隊員紛紛來哭訴說，隊長、指導員及子彈都被梁化之帶走了。劉岱峰安慰隊員，要他們回去休息。他隨即給梁化之寫了一封信，要求辭職，并要梁報閻會長批準。

次日，劉岱峰去卓家莊八路軍辦事處向王世英報告了政治部被繳械的情況。王告訴他形勢惡化，迅速回政治部疏散干部，準備秘密出走。

12月22日，頑固派王靖國的舊軍部隊包圍了上葫蘆村，封鎖了所有村口，劉岱峰秘密去卓家莊八路軍辦事處找到王世英，向王報告說：干部已疏散完畢，政治部、犧盟總會、秋林集訓團及民族革命大學總校的師生總共送走了300多名；他們是持第二戰區司令部護照并發給路費，以各種名義理由撤走的;只留下少數人，由呂調元負責，一個月后也要他們撤走。王說，這樣很好，很快你也可以走了。王決定要劉岱峰于25日秘密去陜甘寧邊區綏德359旅王震處待命。

28日，劉岱峰和江冬到達綏德。王震見面后說，中共中央來電，要你們過了元旦，等八路軍總參謀長滕代遠到后，一起過黃河去晉西北興縣。

1940年1月，劉岱峰到興縣后，區黨委要劉岱峰和牛萌冠用決死二縱的電臺給閻錫山發一電報:“職等已到興縣，有何指示，盼電告。”但數日未見閻的回電，估計其態度已發生變化。劉岱峰隨即在興縣發表了《告全省同胞和“犧盟會”全體會員書》，揭露“晉西事變”真相，號召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

4月，中共中央決定把犧盟總會遷駐晉東南，由劉岱峰負責。恰在此時，中共中央來電調滕代遠到晉東南抗大總校任副校長，劉岱峰即隨滕代遠同行。

5月出發，經過日寇的封鎖線到達山西武鄉縣王家峪第18集團軍總部，宣傳部長陸定一接待了劉岱峰等，彭德懷副司令員主持干群大會橫幅寫著“歡迎'犧盟會’領袖之一、山西新軍領導人之一劉岱峰”。彭總在大會上致詞，對劉岱峰在山西統一戰線工作中的成績特別是“晉西事件”的功勞等，進行了表揚。

此后劉岱峰歷任冀南、太行、太岳聯合辦事處委員兼實業處處長、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建設廳長、太行行署主任、邊區貿易總局局長等職。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起草制訂了大量重要文件和相關政策，籌劃組織了著名的“大生產”運動，對加強根據地財政經濟的統一建設，支援抗戰，保障供給，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5 年，七大召開期間，毛主席曾向鄧小平、薄一波問過劉岱峰的情況。當得知劉岱峰已脫黨多年時，毛主席立即建議由鄧小平、薄一波為介紹人，特批劉岱峰重新入黨，而且無候補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