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棟

“一部民國金融史，半部中國書畫史”。翻開近代諸多書畫大家的人生履歷，與舊時銀行、錢莊有著或深或淺的緣分；而近代銀行家們所留存下來的珍貴墨跡里，也同樣見證了他們深厚的文化功底。 ?翰墨見“金”神? 帶大家重新認識那些曾和金融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藝術大家，他們的金融才學、做人之道和博雅人生，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自19世紀中期開埠以來，上海一直是我國重要的前沿城市，繁榮發達的商業經濟不僅匯聚了全國最頂尖的人才，而且鑄就了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風格氣度，海派繪畫亦由此形成，引領一代風尚，綿延一百多年。這些優秀的海派畫家中，有一位曾擔任過銀行高管，他就是與齊白石有“北齊南姚”之譽的姚虞琴。

兩段金融職業生涯

姚虞琴（1867年-1961年），名瀛，字虞琴，一字漁吟，號景瀛，晚年以字行，原籍仁和亭趾（今屬浙江余杭），久居上海，精繪畫、工書法、擅詩文、喜收藏、長鑒賞，與吳湖帆、黃葆戉、張大壯并稱“四大鑒定家”，曾任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會員、上海文史館館員，系民革成員，著有《珍帚齋詩稿》《楊柳樓臺》等，還合編過《臨平記再續》三卷與《杭縣志稿》。

在大運河邊的余杭亭趾，姚虞琴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雖然其身處的時代已是清朝末期，但科舉仍是讀書人的唯一正途。他少時受當地秀才沈任啟蒙，晚清經學大師俞樾又是其姑表叔，所以姚虞琴習讀詩書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于“四書五經”上也下過功夫，但他并不熱衷于此，而是潛心書畫，早年科舉未第，就輾轉南北謀生，先后在湖北水泥廠、造幣廠和湖南銀行漢陽分行過著四處奔波的“打工”生涯，飽受到世間冷暖，深感生活艱辛，直至50歲那年赴上海任公茂鹽棧協理，至此方安定下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年輕時敢于涉獵新學，讀過《穆勒名學》、孟德斯鳩《法意》、赫胥黎《天演論》、達爾文《物種起源》等譯本。這些西方譯著在當時都是“禁書”，但姚虞琴卻崇尚近代文化、現代文明，從中汲取營養。這也為他后來從事現代商業、金融和藝術創作等做好了必要的知識儲備。

湖南官錢局故址

姚虞琴的金融職業生涯有兩段：一段是“25歲，前往湖北漢口的湖北水泥廠、造幣廠工作約十五年”；另一段則為“40歲，在湖南銀行漢口分行任襄理約十年”。如果說，造幣廠是他初涉金融的話，那么，在湖南銀行可算是正兒八經搞金融了。這家湖南銀行頗具歷史，它的前身是湖南阜南官錢局。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湖南巡撫陳寶箴委托朱昌琳、朱恩紱父子開辦湖南阜南官錢局，三年后，新任湖南巡撫俞廉三向朝廷奏請停辦，但過了數年全國各地官錢局大為興旺，俞廉三不得不恢復官錢局，于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八月籌設湖南官錢局，次年元月開業。1912年，湖南都督譚延闿將“湖南官錢局”改組為湖南銀行，為湖南有銀行之始。湖南銀行主要業務為發行紙幣，代理財政金庫，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并附設湖南儲蓄銀行。1918年3月北洋軍閥進攻長沙，駐防桂軍將領譚浩明勒提湖南銀行巨款南逃，散兵游勇也入行趁火打劫，導致該行倒閉。

需要注意的是，姚虞琴在湖南銀行漢口分行的職位是襄理。襄理是舊時候規模較大的銀行或企業中協助經理主持業務的人，相當于副經理。因此，姚虞琴當時在湖南銀行并非普通職員，亦非僅僅是操文案、當智囊的后臺人員，而是實際參與經營的管理者，這說明他在銀行經營管理上還是有一套的。否則，也不可能在此位置上長達十年。如果說，在漢陽任銀行襄理是姚虞琴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那么，“武漢25年，習畫至勤，厚積薄發，為后期在上海的大器晚成奠定了基礎。”正是這段時間，由于工作、生活穩定，收入待遇優渥，使他有了更多的時間投入書畫研習。

癡情梅蘭竹菊

姚虞琴于知命之年遷居滬上，憑借詩書畫印兼善、收藏評鑒俱精而蜚聲江南，躋身海派名家之列。這從他被聘為上海中國畫院第一批畫師就可見一斑。1956年，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直接關懷領導下，上海中國畫院開始籌建， 1960年畫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長豐子愷，聘任的首批畫師個個都是當時金石書畫圈中的大咖，如賴少其、傅抱石、潘天壽、王個簃、白蕉、吳湖帆等。當時上海中國畫院所聚集的名家、大家及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地位，堪與國家畫院相比。能成為該院的首批畫師，足見姚虞琴的藝術成就及其在海上藝壇之影響。

高潔傲骨之梅，幽淑寧淡之蘭，清俊高逸之竹，冷艷清貞之菊，合稱“四君子”。姚虞琴也以善畫蘭、竹、梅等而聞名海上畫壇。他尤愛蘭花，稱其“靈根自昔稱香祖，位置孤高品獨尊”，喜歡用畫蘭來表達自己幽谷清香、節操自持的品格。姚虞琴筆下的蘭花表現手法多樣，融合設色沒骨和水墨寫意二法，筆、墨、色、形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屬于寫意花卉一類。從上海中國畫院所藏的姚虞琴作品來看，“蘭”的題材居多，如《墨蘭》邊角生發，無根無土，淡墨染花，充滿生機；作品《春正好》亦為墨蘭，只是蘭葉更加舒展，有根無土，別具氣象；《石蘭》用筆濕潤，蘭草后一石挺然而立，石、蘭皆用墨色，唯蘭花略染淡紅于其中，意趣盎然；《蘭》《蕙蘭》《蘭池清夏》三幅也都是寫蘭，只是褪去墨色，蘭葉用色直接勾勒，葉長而靈動，似風中搖曳，花蕊則以紅點染，更添俏麗之姿。

行書王士禛詩

（ 杭州市余杭博物館藏）

晚年，他受吳昌碩影響，加之家鄉余杭超山不僅有“十里梅花香雪海”之譽，且有以六瓣梅而傲然于天下的唐梅、宋梅，而開始尋梅、詠梅、畫梅。他畫的大都是紅梅，色彩溫潤，濃淡相宜，別開氣象。有時也會搭配墨竹，畫面中，竹葉飽滿，疏密有致，與疏影橫斜、枝干遒勁的梅花彼此穿插，相映成趣，文氣典雅。

寫一手好字，這既是當時讀書人必備技能，也是進錢莊銀行的前提條件。姚虞琴的書風清雅超逸，給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簡淡、清和、蕭散、自然，充滿了“書卷氣”“文人味”。

才情與風骨并存

一個藝術家的成功或風格的形成，與其師承交往是分不開的。姚虞琴到上海定居后，逐漸融入海上書畫圈，與畫家陳夔龍、程十發、唐云、吳昌碩等交往甚密，常聚會于海上題襟館。海上題襟館是清末上海一個規模較大、活動頻繁的書畫金石藝術團體，幾乎囊括了當時海上所有書畫金石名家，不但在上海有影響，在全國影響也很大。所以，外地來滬的書畫家要在上海站穩腳跟，必須先加入題襟館。題襟館的首任會長是汪洵，汪洵去世后，由吳昌碩繼任會長。

吳昌碩姚虞琴合作水墨蘭石圖軸

（浙江省博物館藏）

當時，姚虞琴與比他大23歲的吳昌碩常常在題襟館一起揮毫論藝，由于性格脾氣相投，藝術觀念相似，漸成忘年之交。他曾多次與吳昌碩同游超山，賞梅、題詠、作畫，風雅之致。1923年，姚虞琴邀請著名書畫家周夢坡、塘棲文人王綬珊等人共游超山，見報慈寺香海樓前環植老梅十棵，感到非常珍貴，便約定于宋梅旁建一座小亭，取名“宋梅亭”。待亭落成時，名家云集，周慶云撰寫亭碑，周夢坡、馬一浮、姚虞琴等人撰聯，吳昌碩以梅之神韻作《宋梅圖》，后勒石“宋梅小影”一幅。吳昌碩在《憶梅》詩中吟道：“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憶我我憶梅。何時買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傾一杯。”兩人相約百年以后同葬超山伴梅眠。吳去世后，于1931年冬被移葬于超山北麓之大明堂西側。三十年后，1962年姚也歸葬于超山南麓之海云洞西側，南北相望，實現了與吳同葬超山梅鄉之愿。其情義之深，由此可見。

姚虞琴的藝術成就除了與其學養、閱歷、積淀有關，還和他本人的品格、人格有很大關系。其性情淡泊，不慕榮利，剛正不阿。在日寇橫行時，有人欲請他主持帶有漢奸性質的杭縣維持會，遭其嚴詞謝絕：“我是中國人，怎能為日本效勞！”偽南京政府監察院院長梁鴻志邀其參加偽政府，被他斷然拒絕，并蓄須深居，靠賣畫度日，畫的蘭花都不帶土，以此來寓意國土淪陷，抒發憂國憂民之感，表現出拳拳愛國之心與堅韌的民族氣節。

同時，他十分熱愛家鄉。1921年，為扶持家鄉蠶農，出資建造慶成繭行。每逢家鄉荒年歉收，就出資賑災，施米、施藥、施衣。有求畫賣錢度日者，他不避嚴寒酷暑，有求必應。1957年，杭縣文化館舉辦畫展，他拿出生平力作和所藏名畫一箱（24幅字畫），無償獻贈。這種愛國愛鄉、扶貧濟困的精神與品德，體現出一位銀行人、藝術家應有的操守。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