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盡管是圣人，也有他輕松活潑的一面。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績溪縣人，對于他的鄉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訴我們他的家鄉的情形。徽州是個閉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貧，山地多種茶，每逢收茶季節茶商經由水路從金華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號稱徽幫，其勢力一度不在寧幫之下。四馬路一帶就有好幾家徽州館子。民國十七八年間，有一天，胡先生特別高興，請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館吃午飯。上海的徽州館相當守舊，已經不能和新興的廣東館、四川館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們去嘗嘗他的家鄉風味。

我們一進門，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從柜臺后面站起來笑臉相迎，滿口的徽州話，我們一點也聽不懂。等我們扶著欄桿上樓的時候，老板對著后面廚房大吼一聲。我們落座之后，胡先生問我們是否聽懂了方才那一聲大吼的意義。我們當然不懂，胡先生說：“他是在喊：‘績溪老倌，多加油啊！'”原來績溪是個窮地方，難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別優待老鄉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兩個菜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一個是劃水魚，即紅燒青魚尾，鮮嫩無比，一個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錦炒生面片，非常別致。缺點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說，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吳的、姓葉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問過汪精衛、葉恭綽，都承認他們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調侃地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與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績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這樣的介紹我：“這是梁某某，我們績溪的女婿，半個徽州人。”他的記憶力特別好，他不會忘記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開設的程五峰齋，那是一家在北京與胡開文齊名的筆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歡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結婚，請他證婚，這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筵席只預備了兩桌，禮畢入席，每桌備酒一壺，不到一巡而壺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為難。主人連忙解釋，說新娘是Temperance Lesgue（節酒會）的會員。胡先生從懷里掏出現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說：“不干新郎新娘的事，這是我們幾個朋友今天高興，要再喝幾杯。趕快拿酒來。”主人無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實上胡先生從不鬧酒。民國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滬赴平，道出青島，我們請他到青島大學演講，他下榻萬國療養院。講題是《山東在中國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實在高明之至，對于齊魯文化的變遷，儒道思想的遞嬗，講得頭頭是道，亹亹不倦，聽眾無不歡喜。當晚青大設宴，有酒如澠，胡先生趕快從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環給大家傳觀，上面刻著“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給他的。

胡先生交游廣，應酬多，幾乎天天有人邀飲，家里可以無需開伙。徐志摩風趣地說：“我最羨慕我們胡大哥的腸胃，天天酬酢，腸胃居然吃得消！”其實胡先生并不欣賞這交際性的宴會，只是無法拒絕而已。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寫信給我，勸我離開青島到北大教書，他說：“你來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極司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回請“新月”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飯，菜是胡太太親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鍋”。一只大鐵鍋，口徑差不多有一呎，熱騰騰地端了上桌，里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著一些蛋皮餃，緊底下是蘿卜白菜。胡先生詳細介紹這一品鍋，告訴我們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飯菜、湯，都在其中矣。對于胡太太的烹調的本領，他是贊不絕口的。他認為另有一樣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辦的，那就是蛋炒飯─飯里看不見蛋而蛋味十足，我雖沒有品嘗過，可是我早就知道其做法是把飯放在攪好的蛋里拌勻后再下鍋炒。

胡先生不以書法名，但是求他寫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歡寫。他做中國公學校長的時候，每星期到吳淞三兩次，我每次遇見他都是看到他被學生們里三層外三層的密密圍繞著。學生要他寫字，學生需要自己備紙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紙、一盤一盤的墨汁。他進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揮毫落紙如云煙，還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勢。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當工整，從來不肯作行草，一橫一捺都拖得很細很長，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樣子。不像瘦金體，沒有那一份勁逸之氣，可是不俗。胡先生說起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點翰林時所寫的以黑大圓光著名的墨卷迥異其趣，胡先生曾問過他，以他那樣的字何以能點翰林，蔡先生答說：“也許是因為當時最流行的是黃山谷的字體罷！”

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做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地說。《圣經》里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的字樣。”胡先生說話并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

趙甌北的一首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也是胡先生所愛好的，顯然是因為這首詩的見解頗合于提倡新文學者的口味。胡先生到臺灣后，有一天我請他到師大講演，講的是“中國文學的演變”，以六十八高齡的人猶能談上兩個鐘頭而無倦色。在休息的時間，《中國語文》月刊請他題字，他題了三十多年前的舊句：“山風吹散了窗紙上的松影，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胡先生畢生服膺科學，但是他對于中醫問題的看法并不趨于極端，和傅斯年先生一遇到孔庚先生便臉紅脖子粗的情形大不相同。（傅斯年先生反對中醫，有一次和提倡中醫的孔庚先生在國民參政會席上相對大罵幾乎要揮老拳。）胡先生篤信西醫，但也接受中醫治療。

民國十四年二月孫中山先生病危，從醫院遷出，住進行館，改試中醫，由適之先生偕名醫陸仲安診視。這一段經過是大家知道的。陸仲安初無籍籍名，徽州人，一度落魄，住在績溪會館所以才認識胡先生，偶然為胡先生看病，竟奏奇效，故胡先生為他揄揚，名醫之名不脛而走。事實上陸先生亦有其不平凡處，盛名固非幸致。十五六年之際，我家里有人患病即常延陸來診。陸先生診病，無模棱兩可語，而且處方下藥分量之重令人驚異。藥必須要到同仁堂去抓，否則不悅。每服藥必定是大大的一包，小一點的藥鍋便放不進去。貴重的藥更要大量使用。他的理論是：看準了病便要投以重劑猛攻。后來在上海有一次胡先生請吃花酒，我發現陸先生亦為席上客，那時候他已是大腹便便、仆仆京滬道上專為要人治病的名醫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圖舉行“中美文化合作會議”發表的一篇講演，是很重要的文獻，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臺灣《中央日報》有中文譯稿。在這篇講演里胡先生歷述中國文化之演進的大綱，結論是：“我相信人道主義及理性主義的中國傳統，并未被毀滅，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毀滅！”大聲疾呼，為中國文化傳統作獅子吼，在座的中美聽眾一致起立歡呼鼓掌久久不停，情況是非常動人的。事后有一位美國學者稱道這篇演講具有“丘吉爾作風”。我覺得像這樣的言論才算得是弘揚中國文化。當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復印信給我看，是當地主人華盛頓大學校長歐地嘉德先生特意復印給胡先生的。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國人寫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誰不問可知，是寫給歐地嘉德的，具名連署的人不下十余人之多，其中有“委員”，有“教授”，有男有女。信的主旨大概是說：胡適是中國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此番出席會議未經合法推選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資格，特予鄭重否認云云。我看過之后交還了胡先生，問他怎樣處理，胡先生微笑著說：“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適與國運》。

胡先生對于禪宗的歷史下過很多工夫，頗有心得，但是對于禪宗本身那一套奧義并無好感。有一次朋友宴會飯后要大家題字，我偶然地寫了“無門關”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驚，因此談起禪宗，我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幾部書，胡先生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