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曾是我國民主黨派的重要成員，在解放戰爭時期，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卓越的貢獻，是革命勝利的大功臣。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功于黨和國家、有功于人民群眾的革命功臣，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軍隊在朝鮮與美軍浴血奮戰之際，主動向美帝國主義出賣國家機密。

叛國大罪，鐵證如山，可毛主席念其革命功勛和事出有因，出面做保留住他的性命，這又是何故？

江南士子自明清始，便占據了士大夫階級的半壁江山，其中以蘇杭為執牛耳者、文教產業最為發達。

光緒十二年，張東蓀出生于杭州，出生在當地極有名望的官紳家庭，在父兄的言傳身教下，他接受完整的儒家教育，自幼便博覽群書、出口成章，小小年紀身懷家國天下、有著濟世安民的偉大抱負。

清朝末年，作為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張東蓀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官費留洋的名額，遠赴東洋進入日本帝國大學學習。

與當時保守落后的祖國相比，在日本張東蓀接受平等、進步的西方社會思潮的沖擊，結識“保皇立憲”的革命派代表梁啟超先生。

梁啟超所主張的“溫和”的社會改良的革命觀點，深深地影響張東蓀的革命觀念，從此定下了張東蓀未來革命道路的前進方向。

宣統三年末，武昌起義的一聲炮響，神州大地群雄并起策應革命，各地革命黨人高舉義旗驅除韃虜，清王朝本就搖搖欲墜的腐朽統治在一夜之間天崩地裂。

這一年，張東蓀學成回國，他以筆為戈，在公開刊行的報紙上發表議論文章針砭時弊、支援革命。

辛亥革命勝利以后，張東蓀在孫中山先生的臨時國民政府任職，從事內務工作，這次不徹底的革命只是終結封建帝制，未對地主鄉紳、軍閥勢力、買辦官僚傷筋動骨。

北洋軍閥頭目袁世凱很快篡權自立，革命的勝利果實被新軍的“槍桿子”所竊取，國民政府被迫遷徙。

張東蓀是一個舊式的儒家正統教育下的知識分子，受到西方平等、進步的社會思潮影響，兩相交融下，張東蓀的革命道路既不是“走資”、也非“走社”。

他理想中的中國，應是循序漸進的走向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走到這個階段距離大同的社會主義也不會遠，以“溫和”的改良代替“激烈”的革命是他的革命觀點。

所以，他對袁世凱的獨裁并不反對、反而對國民黨的熱切地“走資”持保留意見。

張東蓀本質上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卻非求真建設、身體力行的馬列思想務實社會主義者，空想家和革命家觀念上的核心差異亦，使得張東蓀與我黨始終保持著距離，是革命同志，關系卻遠遠稱不上親密。

革命失敗后，張東蓀離開官場，誰也沒有投奔，既不是誰的黨員又不推崇任何一方的意識形態，瓊瓊獨立于天地一方，只做一個在野的社評家、執筆為槍、潑墨成軍、創辦報刊雜志以輿論為戰場，揮斥方遒、指點江山，在社會上獲得了廣泛的影響力。

以政評家的身份參政議政，并獲得學職，來到燕大任教，為莘莘學子傳道授業，漸漸在他的身旁圍攏起一股頗具影響的政治勢力，被民國政府所重視。

隨著抗日戰爭爆發，蔣介石消極外戰積極內戰的對日綏靖政策，使愛國革命者張東蓀極為憤慨，一方面著書立說怒斥南京中央的消極抵抗，一方面積極加入我黨愛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中國共產黨、愛國抗日武裝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共御外辱。

期間，日本侵略者妄圖授其以權柄重賄利用張東蓀的政治影響力為自己所用，他悉辭不受、嚴詞拒絕，寧陷大獄，不虧名節，可歌可泣的勇氣亦可視為中華民族的脊梁骨。

隨著抗戰迎來了全面勝利，蔣介石對人民露出了兇殘的獠牙、對我黨亦磨刀霍霍，1948年的解放戰爭期間，張東蓀在平津戰役中為解放北平立下汗馬功勞。

張東蓀是民社黨的重要成員，抗日戰爭時期與我黨密切合作、是并肩作戰的革命同志，同時作為當時擁有廣泛影響力的政評家和學界泰斗，在國民政府高層亦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作為北平圍城期間的和平解放的談判桌上的中間調停人威信、資歷、名望都足夠，并被國共雙方所信賴。

張東蓀在北平和平解放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化解矛盾、平息沖突、充當著國共雙方友誼橋梁的角色，毛主席曾夸贊道：“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居第一功”。

然而，憑著一腔書生意氣、主張溫和變革的張東蓀始終是一意孤行的“革命的中間派份子”，既反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又對我黨領導人民推翻反動派的正義行徑報以批判。

他的“格格不入”，最終為他的“叛國變節”埋下了伏筆。

新中國成立以后，張東蓀作為民社黨的重要成員，在政協機關積極參政議政，對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頗有微詞，提出“間于齊楚”的中間路線。

張東蓀主張對美國綏靖、對蘇聯也不要靠的太近，這些與中國現實國情相悖的書生之見，沒有引起黨中央的重視，毛主席出于張東蓀的革命功績對這位張先生始終是尊重的。

張東蓀見自己的一片赤膽忠心，老成謀國之言被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所漠視，義憤之下，遂準備“自力更生”，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新中國對美外交的空白。期間，一位持對美親善、和自己相同立場的“同志”王正伯與他搭上了線。

張東蓀遇到“知己”，也不管天底下怎會有如此“巧合”，二人隨著交往的加深，一條條事關國家安全的機密情報通過王正伯之手源源不斷的來到美國國防部和CIA。

適逢朝鮮內戰，人民軍隊與美國侵略者在朝鮮半島激戰正酣，這些情報被源源不斷的送往前線，成為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助力。

直到王正伯被捕，張東蓀的叛國行徑才大白于天下，天日昭昭，證據確鑿，黨內外和全國上下、無數人民群眾群情激奮，一個個欲殺其而后快。

張東蓀這才幡然醒悟，頓時羞愧不已。毛主席對張東蓀亦十分失望，但還是出面力挺：

張東蓀對革命是大功勞的，對于功臣我們要知恩，此次他犯下彌天大罪，可念起事出有因，主觀上是好的，好心辦了錯事，我們知恩要圖報，對于張東蓀死罪可免，此事畢竟情有可原，人民內部矛盾要內部處理，不可上綱上線，張東蓀就養起來罷了。

黨和人民的寬宏大量，換來張東蓀余生中幽禁自己、日日不懈地反省和懺悔。晚年，張東蓀留下“書生謀國直堪笑”的自嘲之作，也算得上幡然醒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