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條倒地的惡狗，吐幾口唾沫，也是件危險的事。

惡狗的周圍，一群黑壓壓的小狗環伺。但凡有人表達幾句對惡狗的憎惡，群狗必撲將過來，恨不能把你撕成碎片。

前天本號刊發了一篇題為《一群流氓無產者，在為司馬南叫屈哭冤》的小文，在后臺招來各種臟罵和恐嚇，有排山倒海之勢。

如果只是“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之類的侮罵，其實也可不以為意。斷脊之犬，狺狺狂吠，它們覺得痛快就好。

令人錯愕的是，罵潮中竟然充斥那么多富含宏大“革命語境”、“革命意味”和“革命敘事”的嘶吼，有的甚至不加掩飾、原汁原味地叫賣當年“革命話語體系”，讓人恍若隔世。

這跟當年用帶釘子的桌子腿、帶銅頭的皮帶打人，給人剃陰陽頭、戴紙糊高帽、掛著打紅叉的黑牌子游街，搞“噴氣式” 批斗的，不就是同一類人么？

只不過彼時在線下，如今在線上。

第一次強烈感受到，“著名愛國表演家”司馬南，遺留給社會的惡性“精神財富”，影響竟是如此巨大、廣泛而且具體。

——這決非墻倒眾人推、鼓破萬人捶。有意無意忽視這一點，是對現實問題的回避，是對重要歷史細節的不負責任。

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司馬南事件引起的輿論回響，并沒有像其他熱點新聞事件一樣迅速散去，而令眾多言說者心有戚戚焉，不肯輕易翻過這一頁。

我再次確信，當下社會是存在流氓無產者群體的，不管一些人對此說法是怎樣的恨之入骨、誓不兩立。

在流氓無產者的詞典里，沒有“講道理”之說。他們拒絕和抵制這個稱謂，認為這是筆者的惡意臆造，是對無產者的污名化。這種胡攪蠻纏，源于其一貫的品行，也源于認知。

上過幾堂思想品德課就覺得懂了真理，看了些碎片化短視頻就認為懂了歷史。而他們幾乎都是鄙夷多點讀書的，天花板就這么高。

關于流氓無產者，本文不想多費筆墨。建議他們從《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跡》以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經典著作中，去了解一下革命導師對流氓無產者的定義，以及他們如何表達了對這一群體的極度唾棄與不信任。

革命導師所說的 “流氓無產者 ” ，主要是著眼政治經濟層面，而魯迅所說的 “流氓無產者” ，更多是著眼于文化層面上的。

新時期以來，流氓無產者形象發生一些新變化，他們中有的借助社會轉型成為有產者，但其流氓意識并沒有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而減弱或消失，而是以另一種變異的方式出現，流氓本性依然未變。

他們反對并試圖破壞現存的一切秩序，帶有濃重的仇恨社會傾向。

跟他們去查“流氓無產者”的出處，思考其現代性流變，仍屬于講理范疇，注定跟他們講不通，難以引起他們半點的省思。他們只對司馬南輸出的東西深信不疑。

比如司馬南說，聯想在2008年底凈資產是139.5億元，中科院將所持29%股份，以27.55億元對價轉讓給泛海集團，而這29%股權對應40.45億元的資產價值。

按照司馬南的推論，把40億元的東西賣了27.55億元，屬國有資產流失，國資損失了12.9億元。

而事實是，司馬南故意混淆“合并報表凈資產”和“歸屬于母公司凈資產”的概念，恰恰這一數字對比，清晰顯示實際出售價比國有資產賬面價值高出5.16億元，溢價率高達23%。

如此明顯的數據差異，足以證明國有資產流失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況且股權轉讓款直接歸中科院所有，聯想及柳傳志未獲得該筆資金。

中央巡視組和國家審計署在多次審查中，并未對聯想股權轉讓提出異議，表明該交易符合當時的政策法規和監管要求。

司馬南通過煽動性言論，將技術性議題進行曲解，并上升為道德批判，加劇仇富、仇精英情緒。

他們為什么篤信司馬南呢？

流氓無產者這一形象的特征，可概括為無信仰、無操守、無底線。他們掙脫了一切固定的道德原則、行為準則的約束，善于隨機應變。

如果要勉強為他們找一條可以恪守的原則，那便是“有奶就是娘”的徹底庸俗實用主義。

一些為社會輿論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視的行為，他們常常不以為非。一些文化層次高的人甚至普通正派人要顧忌的行為，在流氓無產者那里全然屬于多余。

誠如魯迅所言，“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稱之為流氓。”

無論中國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種人“都能變出合適的態度來”。魯迅還將這種人稱為 “做戲的虛無黨” 、“伶俐人” 、 “巧人” 。

流氓無產者往往憤世嫉俗，反對任何形式的貧富不均，但同時又向往不勞而獲，期待坐享其成。

司馬南宣揚的披著偽飾政治油彩的“均貧富”，“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鼓動的乃是一種以消滅先富，實現低水平均富的民粹主義。

這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富裕，卻在信眾中具有不小的蠱惑性和欺騙性，以及相當的思想市場。

司馬南通過自我塑造代表弱者、貧民立場的形象，要建立王莽式虛無縹緲的“井田制理想國”。

其在信眾心中喚起的宏偉壯麗幻象，也正是因其含糊不清，使之有了神秘的力量。

流氓無產者崇尚野蠻暴力，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他們相信只要有膽有力，就可以任意處置他人財產、自由甚至生命。這只能引申出有力即有理的強盜邏輯。

而這種以損害法治尊嚴為代價取得的東西，如果能夠被允許、值得提倡，民眾輕易得到的也可以其他權利為替代輕易失去——這種替代對于個體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盡管司馬南本人在美國購置有房產，名下也有營利可觀企業，他本人未必真的是仇恨美國、仇恨資本。

認準底層民眾對資本、精英和假想敵的仇視心理，司馬南卻在個人形象塑造中如魚得水，在低層弱勢群體層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

在司馬南公共形象“光譜”之下，信眾自認為是人民唯一道義上合法的代表，且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貨真價實的人民。

一些信徒借用司馬南的大嘴，表達自己從來都懵懵懂懂的“異見”，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反智浪潮。

一旦歷史進程生成某種機緣、出現某種異動，在斗爭哲學的掩護下，流氓無產者群體勢必釋放出巨大的破壞能量。

在這種民粹主義加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治情景中，單純以底層民眾意愿和利益為號召的政治，常常成為國家由富返貧、社會動蕩、政治失序、國家衰敗的導因。

今天當我們站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語境下，對流氓無產者的歷史認識顯得同樣重要，雖然遠離革命歷史語境的他們早已改頭換面，但是其本性與社會破壞性并未改變。

而要改變流氓無產者，又是無比困難的，至少在眼下近乎不可能。

他們中了司馬南的蠱毒，所表現出的病狀，無論是先進的醫療器械還是科學的檢驗方法，都難以查出發作原因，只有放蠱者才有解救之方。

跟傳說中被下蠱的人一樣，流氓無產者表現為思想失控，心神皆塞，頭腦空洞，心起反念妄念，亦有幻視幻聽之像，亢奮與消沉交作，負面思考判斷上升，正念正識銳減。

也像中了情蠱，蠱疾之人每當想到司馬南，便會有被蠱啃食心臟般疼痛，只有見司馬氏其人、聞司馬氏其聲，疼痛方可停止。

問題在于，他們從牙花子里摳出的散碎銀兩，讓施蠱者司馬大神賺得盆滿缽滿，大神卻拍拍屁股去萬惡的美帝享受人生了，哪里還顧得上他們在蠱毒里死去活來地掙扎。

這也不能完全怪司馬南。今日仍有人在本號后臺留言，稱司馬南的個人公司是“為民說話的公益性企業，不需要納稅”。

嗚呼！他們已無藥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