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褐色鳥群 7200

新學期開學已經月余，突如其來的高中“雙休”已然大規模推行，可有關雙休的爭論卻尚未停止。這種爭論非常有意思，實際上，不管是支持雙休派還是反對雙休派，群體內部的動機和出發點都可能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對立。

比如，一種有代表性的支持雙休的出發點是現在學生學習壓力大休息時間少，造成心理壓力大甚至自殺現象增多；然而，另一種支持雙休的出發點卻是，周末擺脫了學校均質化的補課之后，自己可以請更好的家教或者報更好的班讓孩子卷贏其他人。

比如，反對雙休的代表性觀點認為“國家放棄底層”、“提高補課成本”、“促進階層分化”。但持這種觀點的人真實動機未必都這么冠冕堂皇，不少可能跟上面說的支持雙休的某些家長一樣，也是怕自己孩子卷不過別人。還有一種更不好說出口但也廣泛的反對雙休動機，即不想學校把教育陪伴的時間成本再甩給自己。

所以支持也好，反對也好，很多都不是從雙休這個問題本身，都不是從學生對雙休的需求這個問題根本出發，而是都揣著自己的小九九。最終，這些扭曲的言論立場在某大V那綜合成了一種庸俗的辯證法，對于這個本來是二選一的問題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而是聲稱學校應當加大難度，讓多數人放棄競爭去雙休，少部分天才往死里卷。

對這種不管討論什么話題都要夾帶私貨的現象可能讀者們都已經麻木。在現在的公共輿論討論中，大V們確實有善于用一些很具有迷惑性的概念去評論一切問題，比如動輒以“階層流動”為公式亂解方程式。然而對普通人來說，如果既搞不清事實，又搞不清輿論的目的導向，還搞不清自己的站位，那么越覺得這種迷惑性的東西好聽，就越會讓自己被帶偏很遠。

具體到雙休問題，就像前面說的，支持和支持之間是不同的。甚至說有些觀點明面是支持，實際上最終是為了反對。

比如代表性觀點”造成心理壓力大和自殺現象“，以泛泛印象為依據來支持雙休很正常，但我們也能看到有些言論借此極力渲染學業和自殺之間的悲情關系，進而指責“公立教育滅絕人性”，那就很有必要先把這種言論的心理動機掰扯一下再去談支持或是反對了。

我們并不否認“學習壓力大”該事實的存在，但是如果將“學習壓力大”與“心理承受能力差”和“青少年自殺率提高”聯系在一起，乃至以前者否定既有的教育方式，就不免陷入一種常見的認知誤區中。

實際上，只要有基本的思辨能力和熟練使用互聯網便不難發現其中問題。首先，只要查詢中國各年齡自殺率數據，便會驚人的發現，自殺率大體隨年齡增長而增長。如果簡單套用“心理承受能力”這一解釋觀點，自殺率最低的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反而是最強的。

如果是不管心理承受能力，而是認為“學習壓力大”導致“自殺率提高”，這一觀點也有待商榷。以公開的自殺率數據來量化分析各國青少年自殺率，以快樂教育知名的英美兩國的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和自殺率均遠高于中國。可見這一套解釋模型也未必適用。

近日一篇廣為流傳的三無文章的夸張數據與實際數據對比

防杠提醒，以上并不是要強調“中國青少年自殺現象少”或者自殺現象有沒有在增多之類的問題，而是為了從年齡和教育情況兩方面說明，自殺作為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問題，并不能簡單地歸結于某一誘因，粗暴的歸結到學業壓力上很可能與多數情況相去甚遠。實際上，針對近年來青少年精神疾病患病率、自殺率升高的問題，學術界普遍認為其重要的推手，可能是是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而非是一個泛泛而談的“學習壓力”，拿青少年自殺問題指責公立教育體制更可能是抱著其他動機。

還有另一個原因其實很多人可能都心知肚明，但卻要在輿論中裝外賓。大家都是從初高中生過來的，往往這個階段聽聞到學生自殺的原因都是極為具體的，絕不是什么泛泛而談的“心理承受能力差”“學習壓力大”，除了目前因目前手機普及互聯網泛濫造成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幾類：個人戀愛情感問題、父母婚姻問題、父母壓力逼迫問題、校園霸凌問題。

21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成都四十九中學生墜樓事件，一條知乎匿名謠言把學生墜樓原因描述成是有老師為了自己孩子的出國名額而故意推下學生，瞬間點燃輿情，出現了有組織的線下抗議高呼“真相”。而最終回應輿情疑點的通報中暗示出的真相就是如此貼合初高中生活的經驗。

央視新聞報道“事后，警方在小林的隨身物品中找到一張寫給一位女生的紙條，通過技術比對查明系小林本人書寫。”封面新聞報道“5月13日，林某某遺體經家屬同意在殯儀館火化，警方透露，現場提取的書證顯示，林某某曾有感情方面的波動，出于對當事人及家屬的尊重和隱私保護，沒有公布部分具體細節，但都已告知了家屬，家屬也懇請警方不要公布這些細節。”

我們能隱隱能感受到兩難，輿論渴求一個抽象的“真相”實現大義，但具體的“真相”很多時候都是令人不安的刺痛，愈詳盡的公開就愈發傷害當事人，當事即將參加高考的女生和班級。

學校作為教育體制的末端，承受“定體問”式的批判，時常也會包攬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責。初高中生的內心世界很復雜，但往簡單說大致也是由三四根弦牽動，同學人際與戀愛關系、父母關系、成績排名、緣趣愛好，哪一根弦出問題都會可能使這個世界大震動。

但很多父母甚至無法去觸及這個年紀學生的內心，何談理解與引導，學校這樣面對眾多學生的機構更是困難了。無法理解活生生的具體的學生內心世界，就泛泛而談宏大的教育體制問題未免會有些偷懶之嫌。討論學校學業壓力大的同時，也不能把在階級再生產焦慮下扭曲的家庭問題摘得太干凈。

然而，當下參與雙休問題討論的主體自然是家長居多。因為自己原因導致孩子出現心理問題的家長往往并不覺得自己有什么問題，畢竟能察覺和反思自己問題的話孩子的心理問題可能也就不會很嚴重了。

所以，雙休當然要支持，但以渲染“學業壓力導致自殺增多”，甚至指責公立教育沒人性的方式來”支持“雙休，則對絕大部分人無益，反而容易走向實質上的“反對雙休”。回到開頭說的矛盾觀點，公立學校搞個雙休當然談不上”放棄底層“，但通過打擊公立教育來宣揚在雙休時進行“充滿人性的私人定制教育和市場化教育”，更會讓想卷的群體堅信雙休會“增加補課成本”，進而激烈抵制。

那么從雙休反對者的角度看，雙休到底會不會“增加補課成本”？在這幾年義務教育階段推行“雙減”的大背景下，學科類培訓大量倒閉，軍備競賽向高中加劇。但由于高中知識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并未直接呈現出“補了就有用”的情況。基本水平不如學校老師，或者無強力驗證效果的培訓能帶來多大的效果，以筆者的從業經歷來看，整體來說是否定的。

然而高中大學數量就那些，好的就業崗位就那些，那么只要這些硬性約束還在，對有志于提升或延續階層的家庭們來說，補課確實是剛需。出于維系階層角度和認同現有篩選機制的角度而言，這類確實投入了較多的補課費用，但很多只是出于防止階層滑落的目的進行的“安慰性消費”，到底有多少科學理性的決策實在很難說。對于大部分人而言，有多少是真的剛需，有多少只是不愿意接受并尊重那個不如自己預期的子女，而進行的轉移焦慮式的消費？我想并不是一個很難的回答的問題。

所以，對于上面這種人來說，雙休確實會“增加補課成本”，對其他家庭來說，實際上還是減輕了成本，更多的人會看到這么卷確實沒用。而且，從“增加補課成本”的角度指責雙休不對，這和指責工人雙休和八小時工作制會導致用人成本增加的邏輯如出一轍。如果說后者是“資本家思維”，那么我們也可以將前者命名為“有產思維”。

對于不以這種”有產思維“出發，而是真正從教育和關懷子女角度出發的家長來說，強制實行雙休其實是一個發現并緩解真正問題的契機。讓我們的目光回到雙休爭論中真正應該被關心的主體，跟雙休有切身相關的學生群體身上。

從學生視角出發，如今高中生對社會信息與社會情緒的接觸和感知十分敏銳，他們難道會對“階層固化”、“小鎮做題家”、“孔乙己的長衫”沒有反應嗎？他們不會料想這些議題是如何作用于他們的人生的嗎？現在學生中流傳這樣的笑話：“重高苦三年，但結果是本科。中專玩三年，但結果是大專。就普高最慘，苦三年，結果是大專。”

縱使高校如何擴招，能念考上本科的還是少數。網上流傳比較廣的數據是2024年高考人數1342萬，本科錄取人數僅僅為450萬，還難以統計1342萬中有多少往屆復讀的考生。試想一位市區普通高中，非尖子班，班內成績中等，家境不及中產的高三學生，面臨著成績在本科線附近掙扎的狀態，他要如何看待自己投入了三年超長學時的應試訓練，他會不會有無意義感？（這里要說明，并非所有學生都有面臨著意義焦慮，我接觸的很多學生都是自己能動的給自己找意義。但對考大學的認知上，大環境風向，社會情緒，這些確實是和我們這代當年高考時候是不一樣的）

曾經高三苦，老師會講起大學是多么自由美好，有多少社團可以任你發揮特長，大城市里大學設施多么現代豪華，大城市高校資源多，如何可以穿梭去不同的大學聽不同的課。這種美好的彼岸藍圖會讓學生確證自己當下的應試訓練付出是值得的。

但現在很多老師自己都沒有底氣這么畫餅了，三聯周刊這樣的時髦雜志出了一期又一期去討論大學如何高中化，討論高校教師如何抱怨團為何大學課堂變得寂靜，討論學生間為了爭奪保研名額是如何撕得你死我活。

更甚者，從社團活動，室友關系，甚至戀愛關系等等，媒體越來越喜歡對個體情緒進行極端放大，動輒以”這屆年輕人/大學生如何如何“為標題制造議題挑動焦慮，把大學從象牙塔伊甸園描繪成限制個體自由的功利場所。自然，學生里反思高考這種單一評價體系的思潮也就跟著蔓延開來。“高考只是把成績高低的人分開了，并不完全衡量一個人品行和對社會的價值”就變成了一種“不錯”的流行答案。

當一位沒趕上這波“雙休”政策紅利的高三學生對我說：“老師，我自從小學畢業以后，上學就再也沒有雙休過了。”06年出生，12到18歲期間上學沒有過雙休，這句話情感上的沖擊勝過了一切大V的教育機制大棋論。

他沒能享受雙休的幾年里，也就是19年至今，批判996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共識，但是這期間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甚至在學校里就已經把996變成了一種日常。終歸，你不能為自己爭取合理工時的同時，讓下一輩忍受你不曾遭受的作息安排，還給不出一個能徹底說服他們的思潮。“玩啥命啊？給誰掙？”這點上，一線的學生偶爾閃爍出的洞見，可能比沉迷于教育軍備競賽游戲的中產父母更清醒。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次能落地“雙休”政策也是一種符號，在對社會思潮做出回應，調節一定時段內的社會文化風向。教育是一種整體性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在這個環節中，每個人都不能獨善其身。公立制下的初高中確實越來越卷，但這個鍋光初高中自己是不能背動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真正深入的辯證思維。

從國家層面來說，如何在繼續擴大高等教育受眾的同時保持就業崗位的穩定，如何正名及加強職業教育，如何進一步限制教育的資本化趨勢等都還有太多要做的。不過眼前有一個前提問題需要解決，長期以來，教育系統，尤其是公立高中，已然超負荷運轉許久，更不用說這幾年地方財政的羸弱之勢，完全仰仗財政吃飯的教育口能不能按時發工資在有些地方都成了問題。

而教育部門一直以來又處于一種整體收入很少，開支又極大的局面，財權事權懸殊，導致決策權過少而牽動利益方極多。近些年教育政策幾乎都是靠上級推動，一個雙減居然要驚動中央兩辦。再聯想到之前的”毒教材“問題也要靠社會輿論來推動整改，足以說明無論制定了何等正確的政策方向，有足夠的執行力排除干擾，不走樣的落地和實行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雙休支持者們對該政策執行力度擔憂的原因。

互聯網層面，媒體層面的問題都已是老生常談，今天的不少媒體和平臺專以攪動群體矛盾為能事，說再多也沒用，罵也沒用。最后還是來說說家庭問題。

說到底，學校教育只是家庭教育的延伸，我們當然承認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否認，學校教育并不能為一切問題兜底。然而當前有產階層想象出來的價值觀一方面在侵蝕公共話語權，比如金融降薪、醫療行業整頓、律師業底薪內卷，都能被有產階層描述成禍國殃民，仿佛自己永遠是冰清玉潔的白蓮花，任何小的方向調整只要動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就都是罪大惡極。另一方面，這種有產階層價值觀自然也會侵蝕具有一定有產屬性的個體家庭內部，用想象出來的階層價值觀去替換家庭內部本該有的成員關系。所謂階層意識的保守型和封閉性便是如此，這套有產本位的思考方法繼續在家庭個體內部蔓延下去，恐怕以后受難的不只是個體本身。

最終的問題還是導向問題。在搞錯教育導向的情況下，任何關于教育政策的討論難免被壟斷成了有產階級的一言堂。在人工智能即將重塑教育生產機制所有環節的進程面前，從前那種盲目”卷卷卷“的費效比只會越來越低。如果學校雙休政策真能堅持下去，還是勸各位家長盡量別逼孩子用雙休去卷，青春逝去就不再回，多利用好假期增加子女的生命體驗吧。

（注：本文兩位作者一位是高中教師，一位在進行高中學生情況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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