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反感、反對乃至痛恨此刻正在發生著的歷史時，不要忘記這個時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兩天突然冒出來的。今天我們必須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堅決不做。作為一個rebel，一個反叛者，有所不為是一條原則。

我幾年前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一年，那里有一位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90多歲了還每天到辦公室上班，經常寫文章、演講。他寫的很多文章是適合專業之外的人讀的。

后來我看到他有一本書叫作The Scientist as Rebel，就是《作為反叛者的科學家》，書名很有意思。我想我們應該也有一本書叫作The Historian as Rebel，《作為反叛者的歷史學家》。這涉及歷史學是干什么的，我們為什么做歷史，我們做歷史是為了誰。

歷史學家歸根結底不是傳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種古代的東西保存下來。他的使命本質上是質疑現有的歷史論述，去反抗、去抵制種種主流的歷史理解。

我們身邊的情形是，人們時時刻刻都在使用歷史，但其實絕大部分都是濫用和錯用——即便歷史學家自己也不免于濫用和錯用。可以這么說，我們討論的歷史，我們所使用的歷史，我們所說的歷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經不起追究的。

在我的領域也是如此，我是做魏晉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的，很多大家常常提到的東西都是經不起追問的。

比如有一個常見的說法，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的開發，這當然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因為從此以后南方人口、經濟的占比大大增加，整個歷史都改變了。

說起原因，中學教科書里有一句簡單的話，而且大學里也有很多老師這樣講，說是因為北方戰亂，大量北方農民到了南方，帶來了北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所以南方就得到了大開發。

▲魏晉南北朝時期甘肅農業發展

我做學生的時候，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說法，等當了教師自己在課堂上可能也講過。其實這個說法經不起追問：先進的北方生產技術是指什么呢？是作物品種，是生產工具，是種植技術，還是勞動者的組織方式？當時北方旱作農業比南方稻作農業的技術更先進嗎？那么旱作農業的種種技術能夠直接移植到稻作農業去嗎？

這是一個簡單的說法，這個說法掩蓋了許多深刻的歷史議題。換個思路，首先要問的是，那時的南方勞動者是從哪里來的？都是北方逃難南下的流民嗎？難道不是以土著為主嗎？土著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原有的在郡縣體制下的國家編戶，大量不說漢語、不服屬國家管理的山區土著人群，所謂蠻人、山越，是如何進入國家體制的？

今日所謂南方人，他們的祖先難道都是北方移民嗎？當然不都是，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來的統治者成功改造過的，從蠻人、越人改造成了國家體制下的新型勞動者，他們轉變了文化和政治認同，成了說漢語、服屬王朝的華夏臣民，也就是我們今天漢人的祖先的一部分。

由此完成了一個深刻的歷史過程，華南變成了華夏、也就是后來漢人的家園。然而這一轉變不是那么簡單流暢，那么理所當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詩，其中充滿了征服、反抗、血淚和壓迫，充滿了人類歷史上許多近似情形下已為我們所知的那種人群對人群、體制對個體、強力對弱者所制造的痛苦。

在我們熟悉的歷史敘述中，這些痛苦早已被掩蓋、被遺忘、被轉化，成了一曲充滿浪漫氣息的、值得后人謳歌的英雄主義江南開發史。

歷史敘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來確切無疑的那些說法，也經不起追問，經不起深入推敲。

那么歷史學家做什么呢？歷史學家去重新考察這些東西，作為一個rebel，作為反叛者、起義者、異議者，去質疑那些被廣泛接受的說法，重新質疑、一再質疑。

▲愛因斯坦畫像

在座各位不只有做歷史的，還有各個學科的朋友，我想rebel這個定位對大家都適合，各個學科都差不多，要做的都是重新質疑已有的說法，我們都去做已有說法的異議者，都去做主流的抵抗者，不限于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社會、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環境。

不管在什么樣的社會、在什么樣的時代，所有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都應該是反叛者、抵抗者。

正好最近我在想另外一個話題，就是歷史學對歷史的責任問題。歷史學和歷史學家不僅僅是黑暗時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時代的制造者。歷史學家參與了歷史的內在發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瀾的事。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納粹德國的歷史。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反猶主義，是哪里來的？其中作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歷史觀，不能不說是17、18世紀以來德國歷史學家的制造品，他們宣講的民族史，特別是日耳曼民族史觀，就是德奧歷史學家的重要成績。

對日耳曼民族主義的一路上揚，這些歷史學家做了大量不只是推波助瀾的工作，甚至可以說他們就是主要的責任人。后來納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營養即來自這里。

看看我們今天，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狀況，大家各有自己的體察。我們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網絡上無論說點什么都會有人來罵，比如，大家肯定知道這幾年大批網絡愛國者對姚大力先生的圍攻謾罵。

其實我理解這些罵人的人，因為他們已經被教育成這個樣子，他們罵是因為你說的歷史和他們知道的歷史不一樣，而他們相信自己知道的歷史才是真實的歷史，你說的歷史是錯誤的。那么他們的歷史自信是從哪兒來的？

其實也源自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以來歷史學自己發展出來的教條、觀念或常識，不是突然出現的，不是這幾年才有的，是很久以來、許多歷史學家參與制造的。

當我們反感、反對乃至痛恨此刻正在發生著的歷史時，不要忘記這個時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兩天突然冒出來的。

納粹德國不是希特勒憑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來的。希特勒式的領導人也是被歷史制造的，歷史知識恰恰是制造他們的原料之一。

歷史學和其他一切學科大概都是一樣的，都是要對各自時代的歷史負責任的。這個責任我們過去檢討得不夠，我們太喜歡把自己當作受害人，把責任推出去。

1945年之后，西方學界對納粹時期的歷史學、考古學，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實還應該追到更深更遠的地方，因為20世紀的學者又是繼承他們前幾代的學者而來的。

歷史學家做什么，為誰做？所謂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該探究什么，為誰、為什么探究？這些都是應該反思的。沒有哪一個學科、哪一個人能宣稱自己真正掌握了真理，這是到了今天我們應該完全明白的事情。但是做什么、不做什么，做到哪個程度，這確實需要我們反思學術史上、歷史上的教訓。

李禮讓我在簽到板上寫句話，我就寫了句“有所不為”。今天我們必須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堅決不做。作為一個rebel，一個反叛者，有所不為是一條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