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輸入“比爾·蓋茨”，跳出的相關問題是「首富、身價」還有「比爾·蓋茨一天睡多久？比爾·蓋茨一秒賺多少？」了解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似乎我們就能離世界首富的距離，再更近一點。

在自傳《源代碼：成為比爾·蓋茨》中，比爾·蓋茨首度揭開他充滿叛逆的童年故事，以及翻轉他生命的奇跡一刻。

從小養成閱讀與深度思考習慣

「從小到大，我總是會深入探索任何引起我興趣或激發我好奇心的事物。

當我感到不安或無聊 —— 或者因為行為不當而惹上麻煩時——我會躲進自己的房間，沉浸在書籍或想法中，常常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不受打擾。

這種將閑暇時間轉化為深度思考和學習的能力，成為了我性格中的基本部分。 」

回顧比爾·蓋茨的童年，他絕對不是溫順的小綿羊，反而常常讓父母頭痛不已、甚至要預約家庭咨詢。他在自傳詳述了這一段讓父母頭痛至極的青少年時期。

「小學5年級時，我只有在自己的腦中感覺最自在。 我有感興趣的事，但我的成績很差，與家人的爭執也愈來愈激烈。

那段期間，有時候我會連續幾天沒說話，只有吃飯和上學時才會走出房間。叫我吃飯，我不會理你。要我收拾衣服，不可能。清理餐桌，沒反應。 叫我上車出門吃晚餐，沉默不講話。

很多年后，我父母告訴記者，有一次我母親試圖讓我開口說話表達時，我生氣地說：我正在思考！你難道都不會思考嗎？你應該試試看。我必須很痛心地承認，這是真實故事。」

有時候我特別怕聽到我爸下班回家時咚咚咚的腳步聲，他進門跟我母親打招呼，我會聽到父母低聲交談，媽媽會告訴他當天我們發生了哪些爭執，或是我在學校又遇到什么問題。

沒過多久，我爸就會下樓走到我房門前。有幾次，我被他打屁股。那種情況很少發生，我看得出來，他打我時自己也覺得很受傷。

我覺得他不完全認同我媽嚴格的教育方法。但是在教養小孩這方面，他們是同陣線的合作伙伴，所以他永遠會站在她那一邊。

有段時間，我父母報名參加了教會辦的父母效能訓練（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這種課程發展于1960年代，主張父母應該傾聽孩子的需求，不要使用懲罰性管教。 這是現代教養模式的先驅，強調父母與孩子之間更像是合作關系、地位更平等。

回顧過去那段時間，我意識到我爸媽一定是非常挫折，才會采取這種方式，我媽想必是真的非常辛苦，才會承認自己需要外界的幫助。

后來我聽到克里斯蒂回想這段經歷時，也感到很愧疚，我的行為消耗了母親幾乎所有的精力，讓她心力交瘁。

我不確定我父母在那個課程堅持了多久，但無論他們做了哪些嘗試，全都無效。某天晚餐時，我們之間的緊張關系達到了頂點。我和母親再度發生爭執，我想不起來原因，只記得我像往常一樣無禮、自作聰明。

從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來看，我想必說了特別刻薄的話：坐在餐桌另一側的父親拿起一杯水往我我臉上潑。 我當場愣住了，眼睛直盯著餐盤。「謝謝你幫我洗澡，」我說，然后慢慢放下叉子、起身下樓走回我的房間。

我從未見過溫和的父親發脾氣。看到我把我爸逼到那種狀態，對我來說也很嚇人。因為我制造了太多混亂，我父母只好向查爾斯·克雷希博士（Dr. Charles Cressey）求助 —— 一名社會工作者，經營自己的診所。

他的專長是教醫學院學生如何對待病人，以及協助解決伴侶關系問題。我們全家參加了第一次面談，但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原因全都是為了我。「我正在和我爸媽打仗。」我告訴克雷希博士。

與其在叛逆期浪費力氣與父母抗爭，不如把精神放在專業技能上

你很難遇到比克雷希博士更平易近人、更富有同理心的人。 他總是能引導我敞開心扉，他會問聰明、有見解的問題，克雷希博士本人也非常有趣，但他不太談論自己的事，他關注的焦點是我。 他總是提出問題，從不會告訴我應該要怎么想，或是我做對了什么、做錯了什么。 「你會贏的，」他向我保證，沒有解釋更多。

回想起來，我明白他其實是在引導我自己得出結論。 透過我們之間的談話，我發現克雷希博士是對的，在我自己想像的親子戰爭中，我一定會贏得最后的勝利。 隨著我不斷長大，我會變得愈來愈獨立，終有一天，我會獨立生活。 在此期間，不論是現在或未來，我父母都會一直愛我。 這樣多好啊？ 贏得這場戰爭，又不會失去父母的愛。

克雷希博士沒有對我下指導棋，而是幫助我理解到：一、我的父母愛我; 二、我不可能永遠待在他們的屋檐下; 三、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們是我的盟友; 四、他們并沒有做錯什么事，一直覺得他們有錯，是很荒謬的想法。 與其浪費精力與父母抗爭，我應該把精神放在學習將來在社會上需要的技能。

我與父母的關系逐漸改善。 不是因為他們突然之間放手讓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克雷希博士的建議改變了我的心態，讓我重新調整要把力氣放在哪里。

大約13歲時，我開始和一群男生出去玩，我們會定期在西雅圖附近的山區長途健行。接下來3年左右的時間，我們一起健行了數百公里。我們經常會連續走7天，或是更長的時間，只靠地形圖的引導，穿越原始森林與巖石海岸，試圖計算潮汐時間，迅速繞過岬角。

在1970年代，大家面對教養的態度普遍比現在更寬松一點。小孩多半擁有更多自由空間。我進入青少年期沒多久，我的父母就已經接受我與多數同齡的孩子不一樣，他們清楚認知到，我在探索世界時必須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這種理解得來不易，對我母親來說更是困難。 但是父母給予我的空間對我未來人格的塑造，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

從極限健行中尋找靈感

回想起來，我們所有人在那些旅程中尋找的，或許不僅僅是同伴之間的革命情感與某種成就感。 那個年紀的孩子總是想測試自己的極限、探索不同的身份認同，有時也渴望體驗格局更寬廣、更超越小我的經歷。

我開始明確感受到內心有一股憧憬，想找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不知道自己未來會走向何方，但我知道必須是既有趣又有意義的事業。表面上，健行與寫程序是毫不相關的兩件事。但是兩種活動對我來說都是在冒險。我跟著兩群不同的朋友一起探索新世界，前往多數成年人無法抵達的地方。

寫程序就像健行一樣很適合我，因為我可以自己定義成功的標準，而且寫程序沒有極限，不會受限于我能跑多快、球可以丟多遠。寫又長又復雜的程序需要的邏輯、專注力與毅力，對我來說都是很自然的事。和健行小隊不同的是，在寫程序的小團體，我是領導者。

1971年6月，我在湖濱學校快讀完高二時，麥可打電話告訴我新的探險之旅：去奧林匹克山區挑戰長達約80公里的健行。大約在那個時候，有人借給湖濱學校一臺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生產的PDP-8電腦。

在那個年代，PDP-8或許是最接近十年后才會問世的個人電腦的產品，只不過它重達約36公斤，要價8500美元。為了挑戰自己，我決定為這臺電腦撰寫某個版本的BASIC程序語言。

出發健行前，我忙著寫程序，健行中我邊走邊低頭看著眼前的地面，一直想著我的程序，不斷琢磨需要經過哪些步驟，才能執行這些作，我沉浸在自己腦中的編程難題。

那次的健行，給了我時間寫出精簡的程序，我寫出的程序看起來既有效率，又簡單地令人滿意。那是我寫過最棒的程序。

3年半后，升上大二的我還不確定未來的人生道路。某一天，我在湖濱學校的好友保羅突然沖進我的宿舍房間，他告訴我，有一臺劃時代的電腦上市了。我知道我們可以為這臺電腦開發BASIC程序，我們擁有領先優勢。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回想在低山脊健行、超級悲慘的那一天，從記憶中找回當時寫下的程序，將程序輸入計算機。這顆種子后來發展成全球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并且開創出全新產業。

放下手機感受真實世界，注意力就像肌肉

在90年代的微軟，我開始每年進行一次思考周，期間我會獨自隱居在華盛頓州胡德運河旁的小屋里，只帶上一大袋書籍和技術論文。連續7天，我會閱讀、思考并撰寫關于未來的內容，只與送餐的人互動。 在這幾周里，我專注于不受干擾的思考，甚至不會查看電子郵件。

我的童年充滿了驚人的自由 —— 這可能會讓那些以為我整天待在室內盯著電腦的人感到驚訝。我在那些會讓今天的父母感到害怕的小徑上徒步旅行，和鄰居朋友無止境地探索，并在擔任參議院實習生期間在華盛頓特區四處奔跑。

我的父母有一半時間不知道我在哪里，而那在當時是很正常的。雖然我在這些冒險中受過傷，也惹過不少麻煩，但這些經歷的益處遠大于壞處。 它們教會了我韌性、獨立性和判斷力，這些是任何有監督、有結構的活動都無法復制的。

我的童年并不全是玩樂，但我擁有海特所說的「以游戲為基礎的童年」。 如今，「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變得更加普遍——這一轉變在疫情之前就已開始，但在屏幕成為學習和社交的重要工具后更加固化。

諷刺的是，如今的家長在現實世界中過度保護，卻在數字世界中異常放任，讓孩子們在幾乎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在網上生活。這一切都令人擔憂，但我尤其擔心對批判性思考和專注力的影響。

我們的注意力就像肌肉，而社交媒體的不間斷干擾和成癮性使其難以發展。如果沒有能力深度專注并追隨一個想法，世界可能會錯過來自于全心投入并堅持不懈的突破性發現，即使快速分心的多巴胺刺激只需點擊一下即可獲得。